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从始至终都是他一手操纵的。本来他是要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并一再发动人们大鸣大放，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然而当大家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怀着一片好心，在会议上或用大字报对共产党提出意见时，他就心怀叵测地说：“鲨鱼浮到水面上了。”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他早已想好了歼灭的办法。当年夏季，当这个运动还没有完结，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以及稍后的青岛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就两次谈到了处理右派的办法：“把右派送去劳动教养”。
在反右运动中，所谓的“右派”，提出了种种意见，这些意见很多是正确的，有的还闪耀着创造性的思想火花，但毛泽东不论情由，一律视为“向党猖狂进攻”！把初现的一丝民主风气扼杀殆尽，随之大兴以言定罪的文字狱。毛在处理为数众多的右派时，一改以往一切均用中共的名义发布文件的惯例，首次挂着“法律”的招牌。他表面上好像“尊重”《宪法》，用“国家”的名义制订法规。扬言“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考虑和研究”（1957年8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一文中的话），制订出这么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劳动教养新办法。正因为在中国的法律中，实在找不出“言论罪”、“思想罪”，便找出个《宪法》第100条，把条文加以篡改，作为依据，用国务院的名义，人大通过的形式，颁布了这个《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作为处理右派的手段。
这个《决定》并不是真正的“法规”。中共中央也在不同场合在在说明：“……对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一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
谁都明白，反右派斗争之前并没有关于劳动教养的提法，只是在反右派以后才匆匆拟定，显然，这是专为收拾右派拟就的。因为，这《决定》自称依据《宪法》（1954年《宪法》）第100条，似乎它有宪法作依据，但宪法的原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可是被划为右派的人是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是言者无罪的，试问有哪个“右派”违反了宪法和法律？哪个“右派”违反了劳动纪律？哪个“右派”违犯了公共秩序？又是哪个“右派”没有社会公德呢？根据《宪法》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们仅履行其中的一项——-“言论自由”。于是，许多毫不相干的“莫须有”罪名加在他们头上，而且不要证据，不容辩解，只要捕风捉影，便无限上纲，楞是给人“强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毛泽东还说：“只要他们（右派）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作”。可是有什么事实证明：哪个“右派”是特务？谁又从事了“破坏活动”？这不过他借题发挥，乱扣帽子罢了。想一想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王实味仅仅写了一篇《野百合花》，就毫无根据地给他扣上叛徒、特务、国民党探子、托派等等帽子，直至被康生等大刀砍死；在反胡风运动中，仅根据一些私人信件，截头去尾，上纲为反革命集团，又给所谓的“胡风分子”扣上“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註1]等“莫须有”的帽子，把许多正直的文化人打入监牢，有的活活逼死。现在，历史证明，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编造和诬陷。在反右运动中,他玩弄既有的手法。固然觉得十分得心应手，然而他却全然不想，他大笔一挥，多少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就被迫害至死（二千人送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活着回来的不到一百二十人）；多少逢迎谄媚、阿谀奉承，吹牛拍马、说假话大话的人应运而生，中国从此走上了“窝里斗”的厄运，直到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毛在广大人民的心底，早已失去了伟大领袖的形象，沦为一个好话说尽，坏事作绝的暴君。
《决定》在的第二条中，说：“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就去劳动教养。显然，他故伎重演，又编造了一些“莫须有”的 “罪行”。给被划为右派的人扣上“刑事犯罪的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等帽子，将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使得冤上加冤。
《决定》所说的“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或者他们委托的机关批准”。这又完全是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际情况是，只要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哪个人申请，就可以送去劳动教养，本人没有申辩的权利，那还有什么人身自由的保障？事实证明，在处理右派时，为了免得受“法规”的羁绊，便给各级负责人制造一种滥用权力的条件，只要单位的书记和负责人说“`你需要实行劳动教养，”就可以送你去劳动教养。不需任何法律程序。本人也没有申辩的权利，而公安局“只要单位送，这里就收，反正都是在党领导之下”。所谓的民政部门，根本就没有参与这项工作。设想，如果某人因提出正确意见，单位负责人认为不合自己口味，就送去劳动教养。这样的无法无天，草菅人命，又怎能保证不冤狱重重呢？至于要什么“人民委员会或委托机构批准”，这都是玩弄辞藻，更是子虚乌有，根本不需要谁人批准。
请看，这个劳动教养的《决定》对右派分子是怎样实行“教养”的呢？
（ 一 ）
1957年底至1958年的4、5月，是全国集中处理右派的高潮时期。当时，不同的单位对的中央政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兰州一些单位送右派去劳教农场（包括著名的夹边沟农场）时，是单位的人事干部去送的。[註2]他们认为：对右派是“行政处分”，还是自己人。而在京城北京就不同了。在北京，中央、市级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中被划为右派的人据说有10万之众，（时至现在也无法得知确切数字）。他们一批批地从单位被派出所带走，经过一两天的集中，又一批批地被分送到北京市的草岚子监狱、半步桥第一监狱、炮局（地藏庵监狱）、北郊监狱等监狱。一进牢房，就先搜去手表、水果小刀、钥匙、指甲剪一类用品。三十多人挤在一间房里，窗户用铁栅栏封闭，门上只有一个20公分见方的洞，是用来打饭的，也是夜间巡逻者窥望的洞孔。就这样，没有经过检察院、法院的审判，也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便全都逮捕入狱，完全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了。此时，谁还敢谈什么人权，又有谁还敢说个“不”字？《决定》所云：“……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试问其“区别”又在哪里？
在监狱经过一段（由20多天到一、两个月不等）的拘押，凑够一大批人之后，就送往劳教农场了。
已经关押在监狱的这批右派，说不定哪天深更半夜，突然把他们叫醒，让他们扛着行李到院子里集合。这批右派站在院子中间，四周楼顶的探照灯一亮，照得院里通明，隐约可以看到楼顶的阴暗处架着机枪，直对着这群手无寸铁的右派。数九寒天，他们冻得瑟瑟发抖，惊恐万状，排好队后，被带上一辆辆大汽车。车厢前后都有荷枪实弹的枪手。为了掩人耳目，遣送都是在夜深人静，街上行人极少的时候进行。把他们拉到火车站，上了遣送劳动教养的“专列”，列车前后仍然是解押的枪手，还不断地吆喝着：“不许乱动！”，“不许开窗！”，“不许讲话！”……车到农场附近的火车站，被押送劳动教养者下车徒步向农场进发，周围又是全副武装的骑兵，马不停蹄地前后监视，气氛恐怖。
进了农场，那里有电网、高墙，四方岗楼上有荷枪实弹的武装日夜警戒。像这种完全剥夺人权的作法，据称是“行政处分”，这难道不是历史上空前的文字狱、思想狱吗？
（ 二 ）
住进农场，首先被告知：“给任何人写信，必须一律交到队部，由管教人员审阅后，代为发出；所有‘劳教人员’的来信先由管教人员拆阅后，再发给本人”。这样，右派“通信自由”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安定下来后，悬在他们心头的大问题是：究竟要劳动教养到几时？《决定》中说：“劳动的期限也可以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酌情批准”。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机构。
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写给刘少奇的一封信里谈到：“……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这大概就是劳教没有时限的一个原因。——-不需法律，也不需道德，由他随意掌控。他没有点头，谁敢擅自规定时限？到了1960年，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提出要大抓阶级斗争，这个“七年（或者更多时间）”自然就又打水飘了。
时至1962年9月29日，中央上层有人想给右派“甄别”，毛泽东在`中宣部的《宣教动态》增刊第63期上作了一个批示：“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自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间，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这个批语说明，毛的独断专行、坚持错误，反复无常，焉能允许别人作出“甄别”决定？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提右派甄别的问题了。被劳教的右派分子的劳教时日也就又没有期限了。
1963年，集中在北京的茶淀劳改农场劳教的右派分子们，突然被农场通知：“以前劳教的四年不算数了。从现在开始，按新规定，劳教有了时限，分为一年、二年、二年半、三年几种”……这些右派分子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难道是一个国家的“规定”？“法规”？、“法律”吗？还是在开玩笑呢？即使判刑也不能一会儿几年，一会儿又不算数，哪能这样玩忽人命呢？
此后的两三年内，确实有极少数右派摘掉了帽子，然而摘和不摘没有什么区别，摘帽的被加了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和没摘的仍在同一农场继续劳动，被人们戏謔的称呼—“二劳改”。
这样一直拖过了最高教养期五倍的时间—–十五年。到了1978年，毛泽东已经一命呜呼了，胡耀邦同志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大无畏的精神，力排重重阻拦，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中共中央才决定给予右派以“改正”。这几十万(据说划为右派的在三百万人以上，待查)右派分子竟然被整整折磨了二十一个苦难的年头。这比《刑法》规定的除死刑、无期以外的最高刑期——十五年，还多了六年。二十一年的劳动教养期，按刑期排列，仅仅比“死刑”、“死缓”、“无期”轻了一点，列为第四位。这还哪里是劳动教养？世界上、历史上究竟有哪个国家是这样玩忽宪法和法律的？
（ 三 ）
《决定》的第二条规定：“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的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
右派分子在劳动教养时，已经是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了，这一规定本该是他们经济上的唯一希望。但二十一年来，他们始终搞不清这储备金、每月的伙食费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在劳改农场，无论你吃管饱的窝窝头，还是一天给你四个糜子面窝头；无论给你一天吃六个乒乓球大小的白薯面窝头，还是二两玉米面加野菜（马齿苋）的三碗汤；无论一天给你根本不是食品的 “代食品”，还是一天三碗白薯粥，都要扣除同样的伙食费，这样，剩下的钱也就只够买一条毛巾，一块肥皂而已。直到现在，这笔储备金究竟积累了多少，到哪里去了，谁也不得而知。
1959—1960年，农场饿死了一批人。有些人没死也骨瘦如柴，农场没有疗养条件，留在农场必死无疑，最后决定把他们中的少部分人送回家去“养病”。此时，不但没有什么赡养费、储备金，因为不能劳动，连工资也没有了。回到这已破碎的家，还得靠家人养活，苦难生活真是雪上加霜。有的人实在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了，有的人则只好再回农场，被逼主动要求继续劳动教养。这种人造的灾难真是凄惨至极。
1978年，中共中央虽对右派予以“改正”，仅一纸公文，几十个字，既没有表示丝毫歉意，也不补发工资，甚至连“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家属赡养费”、本人的“安家储备金”全没都有了。被错划为右派的公民二十一年的金色年华付诸东流不说，连平反二字不用而改为“改正”，没有赔偿，没有道理可说，世界上哪里有这样奇怪的法理？
这笔积累了二十一年的“赡养费”、“安家立业储备金”究竟到哪儿去了？或被什么人贪污盗窃了？总得有个交待，这可是“国务院”的文件啦！难道这个文件只管“教养”，不管贪污？中国历史上有过这种事吗？国务院的文件难道也在骗人？
（ 四 ）
1958年开始对右派劳教时，从年龄上说，除了极少数20岁以下的右派以外，年龄较小的是当时的大学生，那时候，他们也不过22—-24岁。其他大部分是中年人，也有少数年纪大的。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二十一年中，他们多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时正在谈恋爱的，在强大政治压力下也不得不划清界限，各奔东西。“改正”的时候，当年的青年学生已经成了五十岁的准老头了，中年人也快退休了，老年人也该养老了。对于他们个人来说，面临的一个问题—-组织家庭。但现实是无情的，哪有年龄、性格、文化水平相当的女性会等着他们呢？因此，他们寻求结婚的对象，只能是已婚丧偶或离婚的，对象多带有前夫的孩子。有的是快进入老年的老处女，性格往往有点古怪。不管怎样，这样的年龄结婚，双方不可否认多已失去了生育能力。这样组成的家庭，免不了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因而他们晚年的精神生活也是凄惨、孤寂，难以对人诉说的。
古代有所谓“宫刑”，可以使人断子绝孙，现今这种让人断子绝孙的局面，无异于鲁迅先生所说的“软刀子”的作法，有何人道可言？
（ 五 ）
在长期的劳动教养中，相当一部分人丢掉了性命。其中有饿死的，累死的，上吊的，投水的，卧轨的，工伤的，意外的……不论是哪一种死，如果没有劳动教养，肯定他们不会这样死去。那么，这种种的不幸死亡，应不应该有人负责？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一言以蔽之，白天是白死，黑天是黑死。人死无人问津。
（ 六 ）
错划右派当真是彻底“改正”，当真“平反”了吗？
不是有朱鎔基作了不歧视、不欺凌、不压迫的样板吗？
然而在历次运动中，毛泽东都“保护积极分子”，有那么一批人靠人血染红顶子，非但获得了整人的好处，至今仍然继续以“极左”的面目活动着。他们积多年之经验，见风使舵，只要一有机会，又会卷士重来，他们俨然以左派自居，是极左路线的获利者。记得有人说过：“革命队伍从来都是由理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组成。而最后，所有权力和利益的获得者往往是机会主义者。”几十年来，这些人由于吃“运动饭”，大都作了“官”，在各单位占据了权势。他们骨子里认为给右派“改正”无异于是对他们以往伤天害理的否定；对他们既得利益的揭示。所以他们打心眼儿里不满意给右派落实政策。
在1958年，当时处理右派时有一种“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理办法。按理说，落实政策就该回原单位。但是1978年给右派 “改正”时，有的单位就拒绝接收。因为这等于在他们身边安放了一面可以显现丑态的照妖镜。这种做法分明是“违反政策”的，但余荫阴魂不散，袒护着他们，使得这批人可以阳奉阴违。组织上对他们也奈何不得。如一位错划右派的人落实政策后，参加了共产党，当工作需要，要提拔他担任某个职务时，材料报到组织部门，组织部门竟然说：“他有右派历史问题，不能批。”[註3]有的单位在评定职称时，“左派”说：“他们（指右派）二十年没干工作，那怎么可以评职称呢？”于是，自己又升级，又加戴各种桂冠。有连A、B、C、D二十六个字母也不认识者，升官之外，还要给予了“高级XX师”、“高级YY师”的桂冠。这些特殊材料制成的“左派积极分子”像变色龙一般，只要有利可图，就可摇身一变。名利俱沾。在他们的眼睛中什么良心、廉耻都不值一文。
直到2001年，右派改正已经二十三个年头了，但仍然有人在一个叫作《中外法学》的杂志上撰文说：“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劳动教养制度显示出了空前的生命力，在全国被划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中，劳动教养是处理这些‘右派分子’的主要方式和首要手段。”作者大加赞扬这个非法之法的“劳动教养”，为之拍手叫好。香港《凤凰周刊》2004年四季度有一期载文说：黑龙江某地有一个右派劳教农场，直到2004年，在农场被教养的右派，因为原单位变更，原住城市没有房，（他们走后家破人亡）没人管，成了农场的退休农工，把一生葬送在教养农场。这是一场什么样的人间惨剧？
由此，不禁令人想到：林希翎划右后被正式逮捕。在监狱里，有一位审判人员审判她，对她说了一段恶狠狠的话：“你看着吧！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黄毛丫头！我要让你年轻轻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註4]
是的，不少右派分子确实被教养得白发苍苍了。林希翎倒没有断子绝孙，而相当一部分被教养了二十一年的右派分子中，有不少人真格的是断子绝孙了。这难道不是一场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残酷迫害和凌辱么？这难道就是劳动教养的所谓“生命力”所在？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行政处分”？
这难道就是中国的现代史？
……
[註1] 《毛选》五卷163 页
[註2] 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
[註3] 《书屋》杂志
[註4] 卢弘：《右派活化石—林希翎》 2006．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