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胡耀邦同志，就不免回忆起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
那应该说是在一个大喜大庆的场合。一九七九年，在北京举行中国全国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那是在中国的文化界饱经摧残之后，在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的一个标志，所以举世瞩目。会议闭幕的傍晚，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文联各协会的代表们首先向华国锋、胡耀邦等中央首长敬酒。
●那一瞬间，我决定应保持一定距离
当我走到耀邦的面前时，两人目光相遇，我的动机已不在敬酒，而是要观察一下他对我的态度了。自从当年九月《人妖之间》问世以来，我已经成了一个全国级的有争议人物，关于胡耀邦包庇我的恶意传闻已经散布开来。四次文代会显然又为这种谣言提供了一些新的依据。大会尚在进行，已经有人在全国各地散布说“右派翻天了”，指的是一些原来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艺术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而我的发言又是最大胆的。一些前右派被选入了作家协会的领导机构。左派们说，大会不给他们发言的机会，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左派报了名，也排进了日程，但他们看到气氛不对，纷纷撤回了发言的申请。
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刘宾雁在被打成“右派”之后，胡耀邦并不以敌人视之。
我举着酒杯，走到耀邦面前，对他说：“耀邦同志，我翻译的一本《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寄给您，看到了吗？”回答是：“看到了，看到了。”我注意到他的眼光已垂向桌面，显然是无意把对话继续下去。我立时就明白了，我已经给他惹了麻烦，决不能给他以任何伤害了。那一瞬间，我便决定了我们之间应保持一定距离，那也就固定为我们之间长期不变的关系。我从也不去找他。除公务外不写信，不通电话，直至他去世为止。他也谨慎地维持这种关系，有时明明该给我写信，却要把信写给周扬、贺敬之，传话给我。但是有一条，尽管我给他惹的麻烦越来越大，他却从未以任何方式向我明指或暗示，让我必须收敛一下。
现在回想起来，有时感到奇怪：我们在一九七九年当时为什么对中国的形势那么乐观呢？全面的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显然是起了持久地鼓舞人心的作用，几千万人和他们的家人从来没有料到他们还有翻身的一天。以我来说，就算给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大规模平反，只要留下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五的人不动，我必在其中。只有了解当时平反右派的工作遇到了多大的阻力，才能理解胡耀邦个人在其中所起的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就没有去想，他得罪了多少人？那些人又属于何等人物？
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这些代表拿着酒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以后，本来按原安排应由华国锋或胡耀邦做一次关于四届文代会的讲话，想不到听到的却是“宴会到此结束”！一千多人的宴席，还没有人动一下筷子，竟如此草草收场，哪里会有这种怪事呢？
我印象里的那次宴会大厅，灯光相当幽暗，倒是衬托了大会的这样一个难堪的结局。显然这是由于领导层斗争激烈，拿不出一个对这次会议的一致的看法。当时胡耀邦身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大会的这样一个结局也就等于对胡耀邦主持的这一项重大工作投了一次不信任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果然不是一个好兆。
●一九八二年一次未完成的宫廷政变
二十多年来，我常常说，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大约每两年就有一回以颠复他为目的的政治地震。文章写到这里，我才忽然发觉那说法必须修正：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七年，地震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一九七九年的镇压西单民主墙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对于以四次文代会为标志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全面大反攻；一九八一年以批判白桦未上演的影片《苦恋》开端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计划好了的第二次反右派运动的流产；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终于在较小范围上完成了一次新的反右派运动；一九八四至八五年取消整党和对于改革派的全面大扫荡。
那么一九八二年呢？那一年有一次未完成的宫廷政变，鲜为人知。该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解放军报》和上海《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了一篇由军报社长赵易亚署名的长文章，从标题到本文，充满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陈词滥调，一般人不会去看。但内里暗藏重大玄机：攻击中央领导开门揖盗，使西方文化在中国畅行无阻，罪大恶极！一看便知是对胡耀邦的攻击。但发难者欠了一点小心，把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也给收十进去了。岂不知这一胡不同前一胡，尚是邓小平的爱将，对这一异常事件当然要清查一番。这就把由军方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发动的一场企图借十二大之机一举搞掉胡耀邦的阴谋给揭穿了。
●耀邦这些话，不是批评是保护
那么一九八〇年呢？我原来把一九八〇年算作一个比较太平的年头，其实八〇年一开头，“地震”就来了，那是一次针对四次文代会的大反攻，当然也是不指名的围攻胡耀邦。从会场回来没有几天，我家的敲门声就不断，有五六位朋友向我通报的都是一个消息：大事不好，胡耀邦公开批评了你！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交通也不方便，但是朋友们还是四处奔走，核对消息的真伪，可见不是涉及我个人安危的小事。最后得到的一个共同的版本是：在中宣部的一次例会上，有三个人向胡耀邦告我的状，其中主要的一位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士杰。在胡耀邦作总结发言时，他插话说：“有的人右派问题给他改正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他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大陆不如台湾，他要到美国去，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刘宾雁！”胡耀邦自然不会不明白此话的分量，但没有马上理它，显然是经过一番思索，在结束他的讲话之后，说“刘宾雁这个人我了解，一九五七年定他右派，我是不同意的，去年给他改正，我是赞成的，但是这个人也有毛病。”朋友们坐下来分析这段话，放心了：耀邦的这些话，并不是批评而是保护。
苏共的宣传部在苏共中央高出很多。一九八○年耀邦在党内的地位事实上又仅次于邓小平。如此说来，在刘宾雁问题上，代表中央的就该是耀邦的那几句话了。可是不然，那时我正在去四川采访途中，人还没到，四川已经传说我闯了大祸，被开除出党。谣言传播之广也很惊人。一位制皮鞋的老工人，毕生离政治很远，居然也不敢按约定接受我的采访了。
杨士杰这个人很有意思，我跟他素不相识，他却揪住我不放。我在四川采访时，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忽然来电，促我紧急返京。原来又是这个杨士杰跑到报社去，向胡绩伟诬告，说我在四川发表演讲号召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其实我在去四川之前，已经决定不从事公众活动。当听说四川省文艺界一位老干部向全省部署说“本省决不给刘宾雁提供讲坛”时，我自然就更不会去自找麻烦了。杨士杰的这两次诬告看来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他本人也曾被划为“右派”。那么他究竟所为何来呢？看来不是他的个人行动。我所受到的来自不同方面的攻击，也不会是巧合。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文章或演讲在有关省市所引起的不满，一无例外地成为地方党委向耀邦指控我的材料。本来用文字或口头表达也就够了，但他们却一定要利用党的各种会议，当众和当面迫使耀邦对我的问题表态。他们明明知道耀邦和他们是不一致的，是有意刁难耀邦，使他难以回避“袒护”我的责任。
各路诸侯硬是要把党的一位最高领导人和一个前右派分子捆在一起，一再发难，是否还另有动机呢？
●耀邦早在反右时已开始和毛泽东的正统决裂
中共党内有一些老干部在执行毛泽东路线多年之后，在文革中大彻大悟，改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周扬、陆定一、罗瑞卿、胡绩伟等；但是胡耀邦有所不同，当上述人士在积极推行反右派运动时，他已经开始和毛泽东的正统决裂了。
一九五七年，身为团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从国外回到乌鲁木齐，立即电告北京主持团中央反右派工作的人赶紧刹车。他回来后，对已经划定为右派或准备定为右派的人一一重新甄别，大大缩小了打击面。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最后定为右派的是十七人，倘无耀邦介入，就要翻一番了。这期间耀邦曾尽力去保护一些已经内定为右派的负责干部，虽然最终保住的不过十之一二，但是他为此所冒的风险却并不更少，在毛泽东那里挂了“右倾”的号是毫无疑义了。他还把团中央系统定为右派的资格较老的十几位干部请到团中央会议室，继续称我们为“同志”，显然是有意的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并不把我们当作敌人。他曾两次说“像刘宾雁，不就是尾巴翘得太高了吗？”我是那些人中最罪大恶极的一个，既然连我的问题都不过是骄傲自满，那么又有哪一个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民公敌呢！这就大为减轻了一百多名右派和他们家人的精神负担。
还有一件大事，鲜为人知。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间，中国有两家大报摆脱了斯大林－毛泽东路线，走上了独立追寻新闻自由、推动中国非斯大林化的道路。《人民日报》称作“改版”，由邓拓同志主持，版面扩大一倍，社会性、批判性成为主导。《中国青年报》的改革实际上是在胡耀邦亲自主持下进行，一举抛弃了所谓“团报”性质，大刀阔斧地向全社会的黑暗、保守势力宣战。耀邦不会不知，这一举动在党内所冒风险、接近于成立反对派。耀邦却能够有胆量、有热情，在同代人中独一无二地迈出这样大胆的一步，证明了他在反右问题上是站在了和毛泽东完全相反的立场。
人们往往把反右派运动当作毛泽东五十年代所推行的诸多错误运动之一而看不到这场运动不同一般，给中共党的性质的演变上造成的至为深重的后果。严格地说，那是一次党的大分裂，在那些由于反对毛泽东的路线而被打成右派的党员身后，站立着几倍或几十倍于他们的党员，他们的良知接受不了全国范围的颠倒黑白和诬陷无辜，从此变得消极了，事实上退出了政治斗争的场地，不是成为庸人，就是变成党内冷眼旁观的路人，或潜在的反对派。与此同时，投机派和铁石心肠的打手，却成为各级党组织的主流。
共产党历来的正统观念、重大原则、行为准则本来就有真真假假的一面，从此在形式上变得更加革命、实质上则进一步反革命化了，这个党也就向法西斯化迈进了一大步。常人以为反右不过是一场风，运动一过去，自然恢复原态。岂不知那是一场洪水，淹没和沁透了共产党肌体的每个毛孔，即便是把毛泽东埋葬了，给右派彻底地平了反，也无济于事。不把中共看作“五七党”、看不到现行政治体制是一九五七年那场政变之后推行的一整套“五七”体制，就不能理解改革的真正目标应在何处。
胡耀邦为人善良，心存悲悯，从红军时代毛泽东在苏区实行残害异己的反人性路线时起，他就不从众随俗，十几岁上就差点在反“AB团”的屠杀中被害。延安整风时期的抢救运动里，他因自己未能保护几位好同志免遭于难而耿耿于心。他把自身置于反右运动之外，也就同毛泽东路线拉开了距离，因此也就成了中共的异数。那些尸位素餐的“革命老干部”们，凭阶级本能是不难觉察这个异类的危险的。
●“民主选举”不过又是一场戏
一九八五年新年，我收到的邮件里有一件令我大吃一惊。那是一位青年人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写：“大清帝国要完蛋了！”意思一清二楚，但分析下来，它不是反映现实而是表明一种心境，那就是：绝望！而且，“老子也不在乎你来追查作者！”也是从这一年起，我们这一个层次的人已对邓小平不抱希望，盼他早死；同时把目光投向戈尔巴乔夫。普遍的沮丧和社会乱象已十分明显。但当局者却依然毫无停止倒退、实行真正的改革的意图。对胡耀邦的进攻加紧了，他的成功也成为失败，他的正确就是错误！
一九八四年年底和一九八五年年初之间，刚刚开过一次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党治下的国家里，第一个提出给文艺创作以自由，不加任何前提和限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震动。同时提出这次大会上要产生作协的领导班子，几年来左派的种种安排一概不算数，要由代表们重新来一次“民主选举”。选举的结果，一九四九年以来左派当家的局面完全改变，一大帮靠当文艺官吃了几十年饭的人，纷纷落马。举国欢腾，以为大权终于回到作家手中。不出一个月，真相就大白了。我是在选举中未经领导提名以仅次于巴金的得票数目当选为副主席的，此事又被国内外舆论界夸大，似乎中国向民主化前进了一大步！我心里倒还明白，那不过是一个虚名。
不久，湖北省开作协代表大会，执意请我参加，我也同意了。这时忽然接到中国作协党组的电话，再三地、以各种方式示意我最好不去。开始我还不明白，上了火车，见他们又派了一位《人民文学》编辑携带着代表中国作协对湖北的大会所致的贺词，与我同行，这才明白，我这个“副主席”是不算数的，连在会上朗读一个别人写好的文件都不能放心！仍然是老章程，“民主选举”不过又是一场戏！
一九八五年年初起，胡耀邦的政治生涯就走向结束了。作协代表大会不是唯一原因，但他以“民主选举”打破了“五七体制”，夺走了左派的权，无疑是他最终出局的直接动因之一。几乎从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起，他就节节后退。不出两个月，他竟然必须公开发表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全部放弃了一九七八年以来争得的新闻自由成果！中共陕西省委就我的一篇文章兴师问罪，竟逼得书记处一个月没敢开会！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错，却又无力抵挡陕北帮的强大压力。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由胡耀邦说了违心的话：“刘宾雁没接受反右派的教训。还是不要做记者，去做作家吧。”
●耀邦失败的原因之一：没有可能把有识之士聚集在周围
为什么说“正确也就是错误”呢？在耀邦经受的最后一击中，最令他痛苦的，我猜想是陕北帮就他六十年代老帐所作的文章。关于他一九六四年如何急如星火地去营救生死边缘的陕西基层干部，因此得罪了陕北帮头子刘澜涛，以致惹来几致杀身的大祸，以及数以千计的陕西干部因同情他而始终受压，二十年不得翻身等等，耀邦当年的秘书林牧同志已有专文介绍。那次社教运动打击异己、以极端残忍手段伤害了大量干部，早有定论。六十年代刘澜涛已属于毛泽东所支持的错误的一方，而二十年后此案非但不能平反，居然仍用来向胡耀邦兴师问罪，可见中国的变化何其有限！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回想当年，耀邦已被逼得走投无路，我们也不是没有危机感，但对于邓小平这条改革道路却没有从根本上产生怀疑。其实，一九七八年后关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虽然也说了不少，但反右派运动中奠定下来的“五七党”和“五七体制”那些每日每时影响我们命运的最根本的东西究竟改变了多少呢？根本未改，我们却觉得已大有改善了。也不是全然未改，但随时可以全部收回！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和和一九八九之后，还剩下了什么呢？事实上八十年代“五七分子”并未闲着，一直在以另一些方式继续着反右派斗争。尽力缩小老右和新右的影响，尤其不准他们染指拥有实权的岗位！
耀邦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斯大林以来党内不准有不同意见的集团存在；“五七体制”连不同意见的合法性也取消了。他也就没有可能把一些有识之士聚集在自己周围，共商大计。拥护他的人虽然很多，却是分散的因而弱小的。八十年代改革中获益最多的知识分子精英，本应是耀邦最坚定的后盾，但自由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家们早已选定了逃避现实的道路。反对耀邦的人则是有组织的，并有“五七体制”为后盾，因而是强大的。我看耀邦是很孤独的。
想不到到了最后，当耀邦的命运已经决定，仍然有人生怕那块石头太轻。在一九八六年最后一个晚上讨论把几位知识分子开除出党时，名单上原来没有我，邓小平反复念叨的是两个名字。据几个可靠来源传说，这时忽然有一位政要，临时动议说，“刘宾雁这个人也很坏！”证据是他和方励之、许良英等人主持的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讨论会，已经开了两天，影响极坏！又是一个谣言，那会根本未开。可是我却被开除了。
接下来便是左派的大得势。我于一九八八年春离国，后来耀邦去世，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和耀邦更是天人永隔了。没想到，在一次给中国留学生讲演后，两位年轻的留学生来到我们面前，他们自我介绍说是耀邦的亲戚，说耀邦让他们捎个口信，说他生平有几件事使他至今不安，其中之一就是说了对于我的违心的话。
那句话我早就知道，根本没给我造成任何伤害。可是耀邦竟然把此事看得这样重，念念至死！有哪一个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人，会对他人心灵中的微小的痛苦如此看重？默想良久，我如中雷击，顿然领悟到这才是耀邦人格的最重要的特点：别人所受轻微的伤痛，心头感情微弱的颤抖，都会使他的心弦战栗不止！这就是我敬爱的胡耀邦；是他不同于所有同代人的最大特点。他一生的贡献，那始终伴随着他的悲剧，都来自伟大人道主义者情怀和和伟大革命家的理想在他身上的紧密结合。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九日
（作者系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一届会长。这是刘宾雁先生生前抱病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谨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悼念之情。小标题为《多维月刊》编者所加）
本文选自苏绍智、陈一谘、高文谦主编的《人民心中的胡耀邦》纪念文集（明镜出版社）。胡耀邦含冤去世十七周年到来，中国民众一直没有忘记他。纪念文集共收录了七十馀篇文章。作者中有老一辈德高望重的前任高干、知名人士，有在学术上有建树的中年学者，有当年悼念胡耀邦而引发八九民运的天安门一代的代表，还有一些本来最有资格评论胡耀邦却被大陆官方拒之门外的人们。作者以亲身经历缅怀往事，记述胡耀邦的人格风范，论述胡耀邦的思想贡献和历史地位，探讨胡耀邦的政治困境和心灵挣扎以及究竟什么才是胡耀邦精神，纪念胡耀邦又要纪念什么。这本纪念文集，并不仅仅在于给胡耀邦正名，还他一个公道，而是期望以此为契机，重新启动已经停滞十六年的政治改革，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用耀邦的精神来纪念耀邦，完成他未竟的心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6年4月15日21:55:19(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