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执政党认真反思已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清历史旧债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发下种种禁令，企图强迫人们遗忘过去，那不过是愚蠢的鸵鸟政策，是徒劳的。五十年前那场全国规模的反右运动对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伤害，现在官民基本上都有了共识，那么为什么不能进行一下认真的反思呢？多年前已有不少海外的专家学者在研究五十年前的这段历史，难道我们还要等着出口转内销吗？
对于那一场反右运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说的：
这一年（指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对这样一种定性，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我认为这种定性是不正确的。
第一. 说发动这场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的前提是“有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但是请不要忘记，“大鸣、大放”并不是“极少数右派分子鼓吹”起来的，而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鼓吹起来的。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毛泽东号召人们给共产党提意见时，开始人们都不提，他便反复强调要人们大胆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且要求人们在提意见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免”，态度多么“诚恳”！但是当人们提的意见比较尖锐的时候，特别是当有人提出“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问题时，触到了他那根过敏的神经，他把脸一翻，说什么这是他的“引蛇出洞”，是“阳谋”。不仅如此，后来他还说“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好啊，并力主写进了宪法里，这一点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上述共产党的决议里面怎么把“大鸣、大放”说成是“极少数右派分子鼓吹起来的呢？这难道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颠倒黑白吗？堂堂的共产党的决议怎么能这样不顾历史事实随意编造呢？共产党还想取信于民吗？实在可悲！
第二. 所谓“向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据我的记忆，当时并没有哪个右派分子公开发表过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没有谁公开要求过共产党下台。这一点是有案可查的。据“文革”后报刊杂志上揭露出来的材料看，当时所谓的“章、罗联盟”、“轮流座庄”等罪名，全是毛泽东凭空捏造出来的。
第三. 所谓“严重扩大化”了，怎么样叫“严重扩大化”呢？有没有个明确的界限？究竟百分之几的人被打错了叫“扩大化”，百分之几的人被打错了叫“严重扩大化”，对此有没有个明确的规定？难道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被打错了，还叫“扩大化”或“严重扩大化”了吗？拿两个例子作比方。第一个例子是当年共产党内打“AB团”时说是“扩大化”了，后来被彻底否定了。难道当年打“AB团”时连一个也没有打对吗？恐怕就“扩大化”的程度来看，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比起当年的打“AB团”运动，其“扩大化”的程度要严重的多！为什么那次打“AB团”运动能被彻底否定，而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能彻底否定呢？第二个例子是尽人皆知的“文革”。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应该彻底否定，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已有共识，这一点毫无问题。“文革”是毛泽东的一大罪行。“文革”中一大批开国有功的老干部都遭到了迫害，至于中、下级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遭受迫害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在“文革”中挨整的人是不是连一个都没有一点问题呢？恐怕不见得。那么“文革”为什么能被彻底否定呢？
关键是看运动过后谁掌权。“文革”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重新掌了权，所以才能彻底否定“文革”。而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是都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的，因此他们不能彻底否定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因为如果彻底否定了反右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否定了他们自己，问题的关键恐怕就在这里。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要给“右派”摘帽、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改正、平反呢？这就是老作家萧军在改正、平反后说的那句话：“我们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卒子，车、马、炮拼光了，现在用着我们这些卒子了，所以才把我们搬出来。”
事实上，毛泽东建国后掌权二十七年，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把一批批知识分子打了下去，“十年文革”又毁了一代人，把经济搞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周边的国家如日本、“四小龙”都发展起来了，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中国的确是大大的落后了，再不努力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事业，中国真的要被开除“球籍”了，这一点邓小平看的很清楚。因此“文革”后他掌了权，提出了大搞“四个现代化”的主张，这当然是英明正确的。但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而“文革”中又毁了一代人，知识分子出现了“断代”现象，因此他才决定给当年的“右派”摘帽、改正、平反，把这帮人又请出来了，这大概也是他的“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论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苏联在打败德国法西斯当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解放了东欧，苏联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在东方大国中国，共产党又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因此社会主义思潮在全世界迅速发展。在西方的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共产党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从党员的人数上来讲，法共、意共曾一度成为最大的政党。但在西欧，社会主义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潮。一种是以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政党，它们虽然也主张社会主义，但反对暴力革命，同时也拒绝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是从当年的第二国际继承下来的。而共产党则主张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并主张在取得政权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更明显，因为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点当然是从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继承下来的。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民主制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思想在人民的头脑里已经扎了根，因此二战前，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并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二战后由于苏联在二战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不少人开始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因此西方各国的共产党才能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可是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发表后，西方各国人民一下子看清了斯大林领导的苏共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本质，特别是当年的“匈牙利事件”，苏联的坦克镇压了匈牙利人民的起义，这一下使得西方各国人民更进一步认清了苏共以及他们本国共产党的真面目。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大批大批的党员退党，特别是美国共产党总书记法斯特也宣布退出共产党，这对国际共运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那以后，西方各国的共产党的势力和影响迅速减小，国际上确实出现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国际共运也从此开始走向低潮。
那么在中国会不会出现象西方那样的反社会主义思潮呢？这股思潮会不会危及到共产党的政权呢？我认为不会。原因是什么呢？用现在中国领导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国情不同”。
第一， 中国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内战连年不断，又加上八年抗日战争，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中国人民的确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老百姓生活之困苦，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人民不再受到战乱之苦，人民的生活安定了。从总体上来讲，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工人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确实是提高了。尽管共产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曾一度引起农民的不满，但与解放前的国民党腐败政权相比，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因此在这样一种大前提下，在西方刮起的那股反社会主义思潮，根本不可能危及共产党的政权。
第二， “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主要是反对苏联的军事占领，在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不错，苏联当时也租借了我国的旅大军港，但这与大批苏联红军驻扎在东欧各国、直接插手控制东欧各国的内部事物相比，根本成不了一个问题。苏联租借中国的旅大军港，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的独立自主，因此在中国不可能爆发“匈牙利事件”。
第三， 中国是一个经过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思想观念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已经扎了根。天下既然是共产党打下来的，理应由共产党坐天下，这一点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接受的。除非当时的“右派”能组织起人来跟共产党搞武装斗争，而当时这样的条件根本不存在。
第四，“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延伸和变种，因此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一点与欧洲各国大不相同。
从以上分析来看，尽管在西方和东欧出现了一股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这股思潮也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了，在当时也不可能发展起来，更不可能危及到共产党的政权。因此我认为发动那次全国规模的反右运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错误的，作为反右运动应该被彻底否定。
至于在那次运动中，有人因为其家庭成员在“镇反”、“肃反”中遭到了杀害，因而对共产党抱有仇恨情绪，想借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这种人肯定是有的，但也是极个别的，谁触犯了法律，个案处理就是了，发动那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全国五、六十万知识分子遭到迫害，连受到株连的家庭成员在内，全国不下几百万，而事实证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打错了，这样还坚持说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当年的“右派”基本上可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们。这些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历史背景，自由主义的思想根基比较深，要这些人完全彻底地放弃已有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百分之百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完全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主张恐怕是很困难的。但他们也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连“民主选举”的主张，他们也没有提出过。因为他们明白，在中国是靠枪杆子说话的，共产党掌握着枪杆子。他们没有，也不敢提出自己与共产党不同的政治主张，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政党或政治组织，甚至连自己独立的报纸或其它刊物也没有。不错，他们有的分属于“民盟”、“民建”、“九三”等所谓的“民主党派”，但从政党的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根本算不了是什么政党，因为这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没有一个有自己完全独立的政治纲领，都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世界上哪有宣布自己完全接受另外一个政党的领导的政党呢？这不成了老子党儿子党了吗？
另外，在这些人身上，中国知识分子自以为是、文人相轻、互不团结等劣根性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人当时都是“右派”阵营中的上层人物，当年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时，他们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较高。当年我曾经寄希望于他们把“右派”组织领导起来，但从后来从他们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类是以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为代表的文艺界的作家。这些人过去一直是紧跟共产党的，其中不少人都有“左联”和“鲁艺”的背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大都在文化界担任过不同的领导角色，是所谓“红色文艺战士”之类。与第一类人物相比，他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这些人所以被打成“右派”，往往与他们彼此之间，特别是他们与他们的顶头上司之间的个人恩怨有关。例如丁玲与周扬的关系就是这样。丁玲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她与周扬的矛盾。
第三类是一般的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等。这批人的特点是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而爱对时政发表议论，其中有不少是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得罪了领导，结果被打成了“右派”。这批人在五十多万（一说七十万）“右派”当中，所占的比例最高。
第四类是“右派”大学生。这帮人的特点是年轻（年龄多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个别的也有不满二十岁的），思想比较活跃、单纯而激进。他们对于所看到或感受到的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他们本人所在学校的不合理现象）敢于提意见，很少顾虑，很少有功利主义的考虑。这其中以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提出的问题比较深刻、尖锐。他们明确地提出了“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高度的集权是威胁的”，“应该加强民主和法制”。这一点，在五十年代由一批青年学生提出，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至少比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早了三十年。
但从以上四类“右派”的总体来分析，都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一无组织领导，二无纲领，三无自己的舆论阵地，各说各的话，基本上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面对组织庞大、纪律森严，掌握着全部舆论工具（更不要说几百万军队！）的共产党，“右派”是不堪一击的，这一点就毫不奇怪了。更可悲的是，当他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大胆向共产党提意见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向共产党发动“进攻”，而伟大领袖却把它认定了是在向共产党“进攻”。他们更没有预感到这是伟大领袖的“阳谋”，先是被欺骗、被愚弄，后是被镇压，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至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不仅如此，有些改正了的“大右派”，如今又成了一些政府的高官、既得利益者，对过去的事情，三缄其口，韪莫如深，这实在是可悲啊！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哈维尔、萨哈罗夫，这也许是中国人性的弱点吧！
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文革后不仅得到了彻底平反，而且恢复了原工作，全额补发了工资，分配了更好的住房，受株连的子女安排了工作（而且大都是重要岗位的工作）。得到改正的右派除了拿到一张改正通知书外，虽然也安排了工作，但对他们二十多年所受的苦难和家破人亡，子女受到株连迫害，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不仅没有给予经济赔偿，对于那些受折磨迫害死在了劳改老教队里的“右派”，官方甚至连一句公开的道歉也没有，这公平吗？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请记住，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可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啊”。
陈奉孝
一九八八年十月
二○○七年二月一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