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真相

反右May 31, 2007 8:47 am

五十年前的那场反右运动,发展到后期北大所有的右派都被剥夺了发言权,辩论会变成了批斗会,每个右派分子都被监视了起来。在强大压力下,大多数右派分子被迫做了违心的检讨和揭发检举。不少人尽管作了十遍八遍的检讨和揭发检举,也不管这种检讨和揭发检举是诚心的还是言不由衷,也总过不了关。我预见到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些人可能都要大祸临头了。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由我来承担全部责任,让其他人过关。于是我先后贴出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我的声明》,全文如下:

《自由论坛》这样一个小型刊物是由我发起的,现在出了关于肃反问题的专号,我知道这有可能把全校的矛头引向我的,因此,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

一. 你发起创立这样一个刊物的目的是什么?

答: 我发起创立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想把全校同学关于要求进一步扩大民主范围的意见集中起来,因为我深深懂得一个人的力量好比大海中的一滴水,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好的建议,喊破了喉咙也起不了好多作用,往往会遭到官僚主义者的打击,逐渐被压下去。但是如果把许多人的共同意见集中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官僚主义者就不能不重视我们,群众也会敢于支持我们,因此我想发起创立这样一个刊物,保住这个讲坛,使大家有讲话的地方。

二. 你们为什么要出关于肃反问题的专号?

答: 这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因为许多同学所以对党不满而不敢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肃反运动的不良影响和副作用,许多被错斗的人到现在还不敢讲话,党的具体负责者还没有向他们道歉,我们希望勇敢的人xx讲话。

三. 你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还是要搞集团,这样做是在故意xx矛盾?

答: 是的,我们是为了帮助党整风,但并不限于此,还要争取进一步扩大民主范围,这二者本来是不可分割的。整掉了官僚主义这股恶风,就会进一步扩大了民主,要整风整得彻底,整得好,就必须提出扩大民主范围的要求。

我们是要搞集团活动,但是我们要搞的是民主集团,不是反党集团,我们要攻击我校党的领导者,因为他们的官僚主义太浓厚了,如果这种官僚主义的习气继续保持下去,就很难说他们是代表党的,攻击怀党员与攻击党不等价。

四. 你们这个刊物命运如何?

答: 我们要尽最大力量来把它保持下去,不仅在整风期间,以后也想保持下去,如果可能,我们还想,我们还希望把它改成油印和铅印。不过,我们都是穷光蛋,文艺修养也不够,要做到这一点困难是很大的。

大家不敢讲的话却可以到这里来讲,如果有人不愿意让他的名字(十一字看不清)一定给你保密,我们的刊物绝不受官僚主义者的左右。如果有人关心我们的刊物,可以直接到28斋426号来找我交谈,如果学校领导人怀疑我们要搞xx,提出质问,也请直接找我交谈,不必捕风捉影,追究别人,如有问题我愿负全部责任。

许多人在怀疑我们,也有许多人对我们抱有很大的期望。怀疑我们的人让他们怀疑去吧!我们并不害怕,对我们抱有热望的人,有话来讲吧!我们绝不辜负你们!
第二张大字报是《如此伎俩》,全文如下:
自从我校反右派开始以来,保守派为了挽回他们已经破产了的名誉,为了挽回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竟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破坏别人名誉,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卑鄙的手段来打击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期达到威吓和欺骗群众的目的。

第一. 保守派在《人民日报》上宣布了百花学社是反动小集团,宣布了广场是反动刊物,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在北大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但他们仍然不惜采取这种手段来欺骗外校同学,打击北大的民主运动,造成外校同学对北大民主运动的疑惧和仇恨。

第二. 保守派拼命制造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莫须有的罪名,加在这次民主运动的中的积极分子头上,好象只有他们才是代表党和社会主义似的,利用所谓批判会的手段来威胁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并争取群众。

第三. 他们利用一切宣传工具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破坏别人的名誉,把人家说成是小丑、坏蛋、流氓和打手,以便造成群众对这些人的怀疑和仇恨,从而孤立他们。

第四. 虽然保守派利用了上面的手段,但他们也很清楚,还有许多人支持这次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大多数的同学对保守派还有怀疑态度,因此根据前车之鉴,他们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在“百花学社”和 《广场》编辑部中,找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来,他们现在正在对某些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逼问,搞得他们思想混乱,用威胁的手段逼他们承认所谓反社会主义罪行,并找出这次运动中的组织者进行逮捕和法办,这样他们就可以高喊高叫了,看啊!说“百花学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场”是反动刊物,你们不是不相信呀!这里面真有反动分子哩!

同学们不信等着看吧!这样手段保守派迟早会施出来。最后,我们必须申明:我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我发起创立了自由论坛,参加了“百花社”,后来又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广场”编辑部。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因为我认为“三害”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要根除它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所谓小集团在根除“三害”中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保守派们,我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你们对我自然是恨之入骨的,那么请你们来找我吧!我知道你们会用捏造和无穷的推论的方法给我制造罪名的,对于这些我都愿意承担,我只是希望你们不必再折磨那么多无辜的人,同时,我公开要求那些跟我接触过的人不必再顾什么情面,把你们所了解我的一切言行全部讲出来好啦!我绝不会怪谁。

我的态度就是这样:如果有人(不管是谁)愿意共同跟我把问题搞清楚,那么我欢迎,如果有人要我做什么坦白交待,那绝对办不到!保守派们!你们不是掌握着权力机关吗?那么,你们现在就用吧!不必再用什么批判会的手段来欺骗群众了。

保守派们!虽然看来你们胜利了,但是你们晓得吗?“五.一九”的火种已经播下了,它迟早会变成燎原大火把你们烧尽的。

(以上两张大字报摘自《原上草》)

我的本意是想帮其他右派过关,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不但没有帮上其他右派的忙,反而使矛盾激化了。那时我太天真了。最后我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罪首,判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满后被强迫留场就业,继续改造七年,直到七九年我去北大要求平反落实政策。

在预审期间我坚不承认有什么“反革命集团”,坚持说北大的右派活动都是公开的,是宪法所允许的,但有人承认了。最后出厅接受判决时,我被判了十五年,张元勋被判八年,贺永增被判五年,赵清、林树国被判四年,谭金水因坦白检举有功,教育释放。所谓的北大“反革命集团”就这六个人。在预审期间审讯员千方百计诱导我说出“反革命集团”当中还有哪些人?因为我坚不承认有什么“反革命集团”,所以拒不说任何人的名字。说老实话,在那个年代,由于我已被认定是这个集团的罪首,我要说有谁就有谁,至少作为“百花学社”的社长谭天荣和《广场》的七八个编委以及“百花学社”的骨干成员是跑不了的。但我没有那样做。我厉行了在上面两张大字报的承诺。九八年我去参加北大百年校庆,不少同学因为当年对我进行过检举揭发和在大会上对我进行批判向我道歉。我说:这些事情我早就记不得了。在当时那种强大压力下,人们做什么揭发检举和在大会上做批判发言,都是出于不得已,我从未将这些事情往心里去。如果说什么错误,那只能说是一个时代的错误。以上话许多同学都可以作证。但有一件事我始终不解。张元勋在《北大一九五七》中说谭金水是北大党委派到“百花学社”和“广场”的“卧底”,这件事情我至今也不清楚。对于谭金水因坦白检举有功,从而得到了宽大处理,我早已谅解了他。在参加百年校庆时我去东语系找他,但他没有参加校庆会。后来我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他在上海浦东的住址,给他去信,希望跟他见一见面,他也没有回信。五十年过去了,所有的个人恩怨都应该放下。我恳切希望谭金水同学能出面把当年的情况说清楚,因为这是一份历史责任。
陈奉孝二○○七年五月二日

时事May 21, 2007 7:36 pm

自从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谢韬先生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及最近发表的陆定一晚年的反思等文章以来,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凡响。拥护者有之,反对者更不乏其人。我想,稍微懂得一点中国政治的人都会明白,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这种争论,绝不可能仅仅是两派专家学者理论之争,背后各有其强大的政治背景,应是不言而喻的。近二十多年来,每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但除了一些技术性的行政体制改革外,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却迟迟不能出台,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是为什么?主流媒体的说法是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人口多、素质低,因此中国不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和三权分离。说句老实话,这种国情论不值一驳,仅就一点就可说明问题。六千多万中共党员难道说是素质低吗?为什么连在中共党内也不能实行民主选举?这种说法岂不是对六千多万中共党员的污蔑?!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中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际,由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大大小小的当权者利用手中对资源分配的权利,化公为私,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这是必然的。今天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其根源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这一点已基本上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害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会损害到他们的权益,因此利用手中的权力,提出种种借口,阻挡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这恐怕才是当下中国实实在在的国情!有人会说,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只是谁都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我这人心直口快,喜欢实话实说,就让我来当一个不自量力的唐吉轲德好了。作为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公民,我有权谈出自己的看法!
既然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实行实质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为什么他们也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呢?这是因为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已成为普世价值,他们想公开反对恐怕也说不出口。因此他们也就只能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以他们所说的“国情”,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尽量阻挡延缓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罢了。

陈奉孝
二00七年五月十九日

时事May 19, 2007 10:06 am

专访吴思:中国民间左派开五次批判会了
2007年5月19日8:43:19(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今年2月份的中国《炎黄春秋》月刊,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长文,强调瑞典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文章发表后引起争议。

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文章对传统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提出挑战,认为中国应该走瑞典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此文一出,中国理论界的左派人士以及部分退休党政官员的群起攻之,中国官方媒体也发文表示反对。但是,《炎黄春秋》杂志似乎还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本台记者打电话给《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吴思了解有关情况:

记者:《炎黄春秋》发表有关文章之后,是不是受到了左派的一些反对意见?

吴思:是的。民间左派开了五次批判会了。

记者:中央领导是不是也给你们施加了压力?

吴思:没有。没有官方的反应。

吴思说,谢韬给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下的定义有四个要点:“第一点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中国现在已经是这样了。第二个特点是,社会市场经济。中国现在也是以市场经济为主,至少是在往这个方向不断完善。第三个特征是,福利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现在正在建立之中,已经在城市大规模地展开了,并且正在向农村展开。这也是正在实现、而且即将实现的东西。从前三点来说,现在正在往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方向走。问题不是,是不是可以,而是正在进行之中。第四个特点是,政治体制的民主。如果按照第四个特征来说,至少在口头上,官方并没有说不往那儿走。是要往那儿走的,只不过具体的动作,可能有的人觉得走得太慢了。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但是这个方向也没有人反对,包括左派也并不反对。所以,从这四个特征来说,中国要往那儿走,好像不是一个有争议的大问题。”

《炎黄春秋》杂志曾经刊登有关中国文革和反右题材的文章,他们为什么敢于触及这些政治敏感话题,吴思对此表示,“首先是纯历史类的东西。登这些东西是免不了的。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有特权。像其它的历史类的杂志,比如《百年潮》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刊物,也会涉及到文革、涉及到右派。不是完全地绝不能碰。只是尺寸尺度的问题。尽量地说事,议论少一点就行了。”

记者:其它有些刊物登了这些东西好像被停了,编辑被撤职了。

吴思:我们分寸掌握得比较好。另外,我们有一些老先生也都是内部人。

《炎黄春秋》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说,中国理论界的左派人士攻击谢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但他们也没有提供任何其他选择:“有根本性反对意见,或者是反对意见比较大的是,中国是不是要搞私有制。但是,按照左派的说法,要坚持公有制前一段大规模的试验、毛泽东时代的试验,弊病百出,如何解决?他们也没有一个好的替代方案。所以我觉得左派他们也不能说要回到完全的公有制、更准确地说是官有制。主张这么强的左派也极少。”

杭州的独立新闻工作者昝爱宗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走上不归之路,市场经济体制已深入人心,中国理论界左派人士再挑起“姓资”、“姓社”的论争,已经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国官方这次没有查封处分《炎黄春秋》杂志,反应相对低调,昝爱宗认为,这反映出中国领导层不愿意过多纠缠于理论上的左右之争,他们担心的是如果这类争论越演越烈,可能威胁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它现在无暇顾及左右之争。它怕争来争去就争出来一些对政府的不满。我们经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它现在就是尽量不提意识形态。你要是提革命那一派也不好。因为现在中国是贫富两极分化。穷的太穷,富的太富。而且好些富人是建立在欺压穷人的基础上的。如果歌颂共产党赖以起家的革命理论,往往会产生新的共产党,也就是以前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的共产党。这更将危害社会。”

昝爱宗指出,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政府新闻监管部门仍然严格控制媒体公开发表对文革、反右运动历史的研究,以及讨论政治改革等问题。与此同时,一些主张改革的人士也深谙其中的尺度,不到关键时候不会轻易越过官方的“警戒线”。

反右May 10, 2007 8:44 am

反右高潮已经过去,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大字报中,出现了一张针对我父亲的大字报:”张宗炳,你说过,我的朋友储安平。”

“我的朋友是储安平”这么一句话,真的没有办法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联系上。但这样的一句话,的确就可以制造出来一个右派。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谭天佑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他的哥哥是谭天荣。

生物系跟着批判父亲的大字报有几张:张宗炳为什么会有大右派的朋友?张宗炳为什么会叫大右派储安平为自己的好朋友?

家里还真的紧张了一些日子。因为不久以前的《人民日报》上,在对”章罗联盟”的批判中,多次点到了我的爷爷张东荪,文章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我的父亲,确切的说,是提到我父亲的家:外交部街一号。

因为当时我爷爷住在城外,每次进城会见朋友,都在我父亲家。那时的外交部街,经常被小汽车,黄包车挤的水泄不通。49年后,留在大陆希望和中共建立联系的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乐伯(Clubb)也是经常在我父亲家和民盟的人见面,一起幻想离间毛泽东和斯大林,扶植第二个铁托。

父亲躲过了反右这一劫,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在贴出指控我父亲的大字报以前,北大右派的指标早超额几倍的完成了。二是我父亲一贯的小心谨慎。

49年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加上我的祖父出事,本来就老实的父亲,更加谨言慎行了。但5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小阳春,父亲也有些得意忘形。之所以后来没有闯祸,这要感谢我的祖父。和储安平见面后的兴奋,被我祖父的一盆冷水浇醒了。

父亲和储安平的见面,是一次很偶然的事。父亲和母亲在等公共汽车,从车上下来的,正好就是储安平。

父亲和储安平的友情,可以追溯到光华中学。虽然他们不是同班,也不是同级。但都是学校的活跃人士,所以很快就成为了朋友。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另一个朋友,是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的沈昌焕。

镇反、肃反,镇的、肃的朋友之间都不来往了。父亲和储安平不止是不再见面,连书信的往来也停止了。所以连储安平最近刚刚结婚,我的父母都不知道。

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特别是在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下。马路上两个人谈的很热乎。父母邀请储安平和他的新婚妻子,一起来我家。

和小时候外交部街时的门前车水马龙相反,北大中关村153号真是门可罗雀了。当然,每年春秋,到我们家看花的人非常热闹,但最多也就是在院子里打个招呼。所谓的客厅,早就应该重新正名了。

储安平夫妻下午准时到了我家,他们来我家以前,去了北大。我们兄弟几个按照规矩见过客人,就被轰回自己的房间。

当我们正在离开时,储安平还没有坐稳,就听到他问我父亲:老太爷怎么样?现在还写什么?(因为间隔五十年,记忆不准确。我尽量恢复原貌。后一句话是否一定有,我现在不敢肯定。下面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也会说明。)

家里来客人已经是很少的事,而开门见山的就问候我的祖父,对我更是新鲜事。祖父被软禁,很少有朋友来往,也很少有人提及了。当时祖父的状况,用我改过的孟浩然的诗是:不才弃”明主”,”多病”疏故人。所以储安平的这句很平常的话,让我印象深刻。

父亲和储安平之间的谈话,我们兄弟都没有听到。后来,是从父亲和母亲、和祖父母的谈话中了解了一些。

当时,每个星期天,我都去北大的岛亭新华书店看书,然后去北大朗润园178号我的祖父家。这次我是专门报喜的。我把储安平来我们家和问候祖父的事告诉了祖父、祖母。

储安平要来我家的事,祖父已经知道。对储安平的问候,祖父还是有所触动,但我不记得他对此说了什么。他倒是谈了和储安平的交往,和《观察》的一些事。那时我只有十四岁,对这些事没有怎么注意听,当时就没有当作一回事,今天就更是一点也回忆不出来了。

下面一些事我还记得,父亲在我之后,也到了爷爷家。父亲是兴冲冲而来,谈话主要在父亲和祖母之间,祖父说的很少。

储安平当年是意气风发,虽然他不可能有对共产党取而代之的想法,但想作为一个认真的反对党和反对派,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想法肯定是有的。父亲感慨,自己身在北大,还不如储安平了解北大的鸣放情况。储安平对北大每天大字报的数目,都很清楚,对一些有分量、有见解的大字报,也很清楚,谈起来如数家珍。当父亲谈到储安平的”党天下”,我记得祖父的回答是:你已经谈到了天下,下面还能再谈吗?(同样是记忆不能恢复原貌,可能还有:人家会和你谈天下?)

我当时感到吃惊,是因为爷爷刚刚不久前在和奶奶聊天时。谈到党天下,对储安平是十分赞叹。几年后,我才明白祖父为什么会同时对党天下,有两种似乎相反的评价。

关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我不能肯定是否是当时我的祖父说的。可能是当时回答我的父亲,也可能是后来和我单独说的。我记得祖父对”双百”方针,是引用了两句黄巢的菊花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当时我并不知道,诗是黄巢写的,当时第一句也没有记清楚,但对”我花开后百花杀”是记得清清楚楚。

另一个是谈到整风,谈到不能相信毛泽东的话。当时祖父是怎么说的,我不记得了。后来祖父和我谈起毛泽东的不可信的话,我写在这里,作为参考和补充。

祖父说:看毛泽东绝对不能看他写的。他是从来说话不算数的。看他的文章里还会觉得是那么一回事。

祖父又谈到,他亲眼所见的毛泽东:1945年8月28日,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去四川重庆,他刚刚出了飞机,一露面,就是”声嘶力竭”的一声蒋委员长万岁。祖父当时没有用声嘶力竭这个词,但作了一个声嘶力竭的姿态去模仿毛泽东。

从飞机下到机场,三步就是一声蒋委员长万岁。我当时的想法是,你既然已经看到了毛泽东的表演,为什么后来还会上他的当,真的相信他说的不会搞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会搞什么自由,民主的新民主主义?不过我没有好意思对我的祖父说出来。

祖父后来回书房了,父亲和祖母谈了很久。说的是什么,记不清楚了。反正祖母的话,翻过来,倒过去,就是什么话也不要说。

同样的话,祖母和我的二叔也谈过。二叔更让人担心,因为他太不懂人情世故。也用不着和我的二叔谈什么党天下或双百鸣放,也不可能教会他在公共场合如何说话。对我的二叔,只是告诉他什么也别说就足够了。

什么也不说,不论是欢迎还是动员,不论是邀请还是拜访,反正是空城也罢,实城也好,老夫是不进去了(”空城计”里的司马懿语)。不管你是阳谋还是阴谋,什么有分量的话也不说,什么有内容的意见也不提。这就能够逃过反右这一劫。

李滨声的漫画”好干部”画的是一群没有嘴的人,为了这张漫画,他成了右派。但他漫画中的没有嘴的人,的确能够逃过反右。

的确能够逃过反右,但绝对逃不过文革。储安平的党天下,共产党饶不过,张宗炳的独善其身,共产党同样是饶不过。

反右导致了大跃进,大跃进导致了反右倾,反右倾导致了文革。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反右?

49年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导致了反右。说的更早一点,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导致了中国这一系列的人间悲剧。

还可以追溯的更早吗?当然,二十世纪是世界民主潮流中,反民主的逆流猖獗的世纪,可怜的中国人,先天不良的缺乏民主和科学传统,又正好赶上马列主义的病毒的泛滥。伪民主和伪科学比没有民主、科学更可怕。

今天,有一种简单的划分方法,就是49年后,跟着国民党去台湾的知识分子,是先知先觉,是民主自由的贯彻者,而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中共的帮凶,帮闲,要不就是头脑简单的书呆子,上了共产党的当。

先说49年的国民党,即使在本质上强于共产党,但当时所作所为绝对不如共产党,否则也不会这么快的把江山丢了。台湾的民主化是后来的事。

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这里当然有出于无奈的一面,但对象我的祖父、象储安平等人,出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国民党撤出大陆前,蒋介石几次请我的祖父带全家去美国。这些人留在大陆,不是不得不为之,而是经过思考后的决定。

49年,中共是许诺成立联合政府,许诺不搞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搞新民主主义。当时的美国,也没有放弃和中共建立联系,准备放弃国民党政权,希望出现一个相对中立的中国。美国也同样对中国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寄予希望。如果不是金日成的朝鲜战争,历史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说民盟等民主党派是中共的帮凶,就是承认民盟等还是有一定的实力。49年的自由知识分子,是应该拱手将一切交给中共,还是应该努力去尝试一下?民盟当时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这些民盟的头头脑脑都一跑了之,那么,这些民盟的基本群众怎么办?从二十年代到49年,中国已经辛辛苦苦积累的民主的元气,难道就听之自生自灭?民盟中,至少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希望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相对中共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组织力量,民盟活动的空间和走自己的路的希望的确是近似于零,但即使知道成功的机会渺茫,谁又有权轻言放弃?谁又忍心轻言放弃?

在国民党时期,储安平办《观察》时说:”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这句话,同样可以解释我的祖父和储安平等人在49年前后的态度。

57年6月1日,储安平在”党天下”的发言中说:”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土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储安平的党天下,翻开了中共的旧帐:(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新民主主义纲领之下的联合政府――引自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共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毛泽东撕毁了自己写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毛泽东至少四次对草案稿进行了精心修改,改动总计达二百多处。)

1949年10月1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我的祖父张东荪和储安平一样,都是当年毛泽东发表公告的见证人。不过只有七年多,白纸黑字上的纲领文件中的”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在储安平的党天下的照妖镜下原形毕露:毛泽东用一党独裁的党天下,替代了多党制的联合政府。49年时用几个民主人士应付门面的事,当时都懒的做了。

就是抛开中共的命根子:军队不提。49年后,中共在中国也无疑是占绝对压倒优势的第一大党。民主党派当然会看到这个事实。民主党派并没有想争夺领导权,或至少是明白没有取而代之的现实可能,民主党派只是希望,”为了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做一个负责任的监督者。

57年的党鸣大放,帮共产党整风。我的祖父和储安平如果有什么区别,就是张东荪已经认识到,和共产党谈论天下,只能是与虎谋皮。而储安平,仍然是”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

储安平成为了右派,他虽败犹荣。

我仍然记得储安平六十年前的话:”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

今天,我等待着,另一些不识时务的人,再一次说出,这自不量力的话。

张鹤慈。 28,04,07 墨尔本
转发 民主中国
(5/9/2007 17:43)
来源:新世纪 www.ncn.org

反右May 4, 2007 12:54 am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每当我回顾反思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的时候,一个问题就会不时地窜进我的脑海:究竟谁是真正的右/派分子?

透过混浊紊乱的表面现象,我们不难发现,1957年的反/右运动竟是一幕集颠倒荒唐之大成的历史剧。独裁者把反对封建专制的意见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善意的批评建议看作恶意的攻击;而最荒唐的则是左右的颠倒。毛泽东6月6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里,让各地党委“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他在此以前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此话大体不错。但实际排的结果怎样呢?

政治领域的左右划分,起源与法国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开会的时候,第一二两等级的僧侣和贵族坐在会议大厅的右侧,第三等级坐在左侧。按照当时的政治态势,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和市民是激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专制的阶级,贵族和僧侣则是保守的、反对革命、维护封建制度的阶级。从此以后,倾向于激进、革命的政治力量便被认为是左派,倾向于保守、反动的政治力量则被称为右/派,在两者之间,不左不右的,便是中间派。反/右运动中把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保守势力称为左派,却把向封建专制制度开火的知识分子叫做右/派,左右双方完全颠倒了。

左右颠倒的根源在于把经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它是中国社会五十多年来的一切混乱的总根源。什么是社会主义呢?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占有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应当“争得民主”,“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旧的国家政权”;同时,这个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所有的人真正充分的自由”。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政治民主,社会自由,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在联合起来的企业里,享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生产力极度落后,社会文明程度也很低。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具备孕育社会主义的条件,相反却有着浓厚的悠久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因此,新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一旦放弃民主主义革命,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做革命对象,就只能依赖封建专制主义。因为如此落后的社会,不可能为社会主义提供任何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即使是被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只能进行东方式、封建式的解读。于是,在中国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就得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隐蔽下公然复辟。试看那时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不民主,社会不自由,劳动者虽然被组织起来,却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这种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社会制度,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它与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却符合于封建专制社会的所有特征。所以,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不是由民主主义社会前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倒退到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广大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提出的批评建议,实质上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和挑战,是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和期待,是继续民主革命的要求和希望。它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体现了民主革命的内在本质。所以,这些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反专制反封建的革命派,是真正的左派;而那些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巩固个人独裁统治而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镇压革命派的封建专制势力,才是顽固保守的反动派,是真正的右/派,包括那些充当反/右运动的爪牙和打手的知识分子。

遗憾的是,这种荒唐的颠倒在经过50年的曲折历史之后,仍然充塞着人们的头脑。直到今天,那些被认为或自命为“左派”的知识分子,依然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为自己的使命。他们留恋毛泽东时代的专制统治,保护名为国有制的官僚所有制经济,排斥市场经济;他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专政,反对民主自由;他们自命为“社改派”,即社会主义改革派,实际上却是要把社会拉回到那导致几千万人死于非命的专制独裁的时代。这种逆潮流而动的言论和行为,充分表明他们不是什么左派或极左派,而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右派。真正的左派是那些要求突破垄断、完善市场经济、争取民主自由、呼吁改革政治体制的知识分子和公务人员。

在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时候,应该把这种历史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还人们以符合于历史实际的本来面目。子曰:“必也正名乎?”这个名是必须正的,名正才能言顺,只有拨其乱,反其正,才能揭开所谓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本质,推动民主革命的高潮早日到来。
2007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