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真相

作者：李昌玉 原载〈民主中国〉8/29/2007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年。五十年前打右派的人，官方公布为55万余人，当时最老的85岁，最小的16岁，如今不是死了，也垂垂老矣。但是，苟活于世的几个老不死的东西，这两年来，“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王绍光语），而且“大右派百倍疯狂地向人民索取，比当年凶恶十倍。”（孔庆东语）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两位知名的大教授于是对右派分子们妄加责难。

诚然，王绍光教授和孔庆东教授的判断是正确的。老右们确实是“疯狂地”向党中央要求彻底平反反右大冤案，要求补发工资，赔偿精神和物质的损失，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特别是要推倒所谓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错误只在扩大化方面的结论。老右们认为这是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为了文过饰非、推脱毛泽东和自己的责任，对反右运动做出的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结论。华国锋搞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不对，今天搞邓小平的“两个凡是”就对吗？面对历史和良知，不能再搞为尊者讳。

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孔教授也不必大动肝火，说什么“大右派百倍疯狂地向人民索取，比当年凶恶十倍。”对于几个老右派何必使用如此强烈的曾经风行一时的阶级斗争语言，予以痛斥！今天中国的舆论环境之所以大为宽松，知识分子之所以上到“九天九”的高台，你们这些得意忘形的教授之所以能够自由说话，在某种意义上，还不是因为当年右派的牺牲打开的通路！你不感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而起哄，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没有一点恻隐之心，没有一点同情之态，没有一点悲悯之意，实在是丧失了知识分子起码应当具备的良知！

至于所谓“疯狂”，所谓“凶恶”，是因为两位教授实在是出于无知。你们一个出生在１９５４年，一个出生在１９６４年，没有经历过反右。那时，反右运动，全国哪个单位不“疯狂”，不“凶恶”？相比之下，今天几个垂垂老矣的老右派签名、开会、写文章，实在是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就怕触到地雷。就是这样，单位还要谈话，公安还要监视，电话电邮全都被窃听窃取。有哪一个敢有百分之一“疯狂”、百分之一的“凶恶”啊！不敢，一点一滴也不敢！教授阁下，请笔下留情，不要瞎说。我们实在是承担不起这样的指责，我们七老八十了，坐不起班房啊！

正当我们这些老不死的东西，上书中央的时候，这位1954年出生，在美国镀了金，获得硕士、博士头衔，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政治学教授王绍光先生，在香港《南风窗》发表答记者问，对于反右历史发表了一派胡言妄语。他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这位工农干部的代言人说：“我认为反右并不是一个阴谋的结果，不是因为对知识分子歧视，才把55万人打成右派。”那些鸣放的人，“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他认为毛泽东发动反右，是迫于群众的压力的结果。他说：“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身为政治学教授的王绍光先生，一来可能是一位根正苗红的后代，二来顺着当时的报纸来读报，很难不受到迷惑。大家知道，在毛泽东鼓动下开始“大鸣大放”之后，当时毛泽东就是依靠报纸作为“引蛇出洞”的工具。一个没有当时现场生活阅历的人，一个不了解究里的人，今天仅仅根据当时的报纸来分析判断历史，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因此，王绍光教授说明反右不是毛泽东的预谋，阴谋，或阳谋，而是被迫采取的反击措施，右派自然是知识分子中妄图夺权，从工农干部从共产党手中夺权的野心家就不奇怪了。毛泽东地下有知，大概也要赶快声明道：非也，非也，反右是我的杰作，进入中南海后最大的杰作，我搞的就是阳谋，我早就承认了，你王绍光小子干什么要替我辩解？

我作为打过右派的过来人，作为现在对反右历史有一些研究的人，特别是最近翻阅过１９５７年报纸的人，可以非常自信地说：要研究反右史，不能不读当年的《人民日报》等党报，但是也不能只读这些报纸。谁假若仅仅依靠这些报纸说事，那么，结论很可能就和政治学教授王绍光一样掉进陷阱而不自知。当时的报纸绝对不是真实的历史，绝对不是真实的反右运动历史，但要研究反右运动离开了这些报纸又不行！

我为王绍光先生感到可怜，因为他不是任何其它专业的教授，而是政治学教授。一位中国的政治学教授，虽然未必专门研究过反右史，但是对于反右史的知识水平却如此低下，与实际历史南辕北辙，我真难以相信他在政治学的领域到底凭了什么真才实学得到了那么多的头衔！如果王绍光是中共党校的政治学教授，我丝毫不产生怀疑，但他是香港和美国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学术观点却和历史事实唱反调。这样的政治学教授也能在海外立身吃饭，实在叫人难以理解。学者的立场固然要客观、中立，但是不能没有是非，更不能是非颠倒，本末倒置。假若王绍光是党校的政治学教授，就另当别论了。

另一位年龄比王绍光正好小了10岁的北大中文系的知名教授孔庆东，也是得出反右就是正确的结论，而且认为对右派处理得太仁慈，远不如斯大林那样斩尽杀绝。孔庆东说：“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反右是一点错误没有，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反右也没有错误，有什么错误？你就是右派嘛，要推翻执政党，对政权构成威胁，不应该批评你？批评你是轻的，已经宽大了，你说错误，关键站在什么立场，”孔庆东认为“他们――指右派――天天说这个党不好。要斯大林那样的党，就枪毙，到斯大林那儿，全部要消灭。”对于今天老右们的要求彻底平反、赔偿损失要求，孔庆东极为反感。他说：“改革开放之后，都平反昭雪了，大右派百倍疯狂地向人民索取，比当年凶恶十倍。”

这两位和反右运动毫无关系的教授，好像和右派分子有不共戴天的仇雠，说起话来怎么这么气呼呼，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右派怎么得罪了你们啊？教授阁下！

我劝告孔教授：你可不可以读读当年你们北大的几个臭名远扬的右派的言论？他们的右派文章都收集在《原上草》中。他们都是你的学兄前辈，而且是学识学养优秀的学生。如果是处在一个正常的可以自由竞争的社会，他们获得的学术成就和声望绝对不会在你辈之下。在当时，他们敢于站在历史的前头，大声疾呼自由民主，号召“年轻人，放开嗓子唱，……快将火炬举起，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和你孔庆东为了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就呼天抢地地宣称“我要向党和人民道歉:我错了”相比，他们是时代的巨子，你是历史的侏儒！

林昭死了，可是散居在国内的还有不少，比如沈泽宜、谭天荣、陈奉孝、燕遁符、姚仁杰、张元勋等等，在反右５０周年的时候，都露过面，你可以找他们当面交谈一下。先把历史事实弄明白，千万不要随心所欲，口出狂言。说历史不是靠了“北大大侠”的美名就可以拳打天下无敌手。文学的天庭固然可以天马行空，信马由缰，恣意想像，但是文学教授谈论历史可不容许依靠想像说事。藐视历史的人，最后也会被历史藐视！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孔庆东著作不少，粉丝很多，但是要在学术的殿堂获得一个席位恐怕还差强人意。你心目中的反右运动，就是把右派“全部消灭”。其实，你已经获得红色保护伞的保护，何必还要借助外力消灭竞争对手呢？中共建政５８年了，没有培养出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章的科学家，而在文学领域，没有创作出一部可以流芳百世的作品。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百花园中只许一花独放。

我们这些苟活至今的右派，照王绍光说，不但不知将恩图报，反而就是“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因此实在可恶！难道对于我们这些“改正右派”还要继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吗？你可知道，我们至今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乱说乱动啊！

由于中共对反右的历史，一直采取严密封杀的政策，所以使如今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的人，甚至于使政治学教授以及经历了反右运动全过程的人，也对反右运动的真实历史漠然无知。因此，对于孔庆东教授和王绍光教授的高论，我只好看做无知妄言。不过，他们两位是教授，毕竟不是普通的等闲之辈，而是著作累累、名声在外的著名教授，大教授，发表这样没根没底的妄言实在有点掉价。如果邓小平地下有知，发问你们：我何时何地说过“反右是一点错误没有”的话？你们怎么回答？你们凭什么代圣贤立言？你们实在是给共产党添乱，帮倒忙。
　
我只是要对这两位教授进尽几句忠言。二位教授先生，你们不怕自己这样不负责任的话，会引起我们这些老右派们群起而攻吗？你们这样放肆叫我们是多么伤心啊！共产党不给我们彻底平反，你们这些后生小子也出来凑热闹，在我们的伤口上撒盐。你们可知道我们是一群野牛，一窝厉鬼，一山毒蛇，55万魔鬼，拿我们开涮不会有你们的好下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反右没有说过的话，你们大胆，敢说，真是了不起。烧香也要看看庙门。我们打右派的时候，你们一个还穿着开裆裤，一个还没有投胎。你们凭什么敢于这样放肆？我们虽然老了，但也不是好惹的。得罪我们容易，但留下耻辱的是你们。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沽名钓誉的机会还多得很，即使是要在右派头上动土，再等它十年八年，等到我们没有力气上网的时候，你们再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时我们就不会对你们说三道四了。
　
中国的头号右派章伯钧，就是你们敝屣不屑的大右派，他的女儿章诒和说：“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见于《往事并不如烟》，大陆版被删）另一个属于中央级“不予改正”的五名右派之一的彭文应的儿子彭志一说：这正是我们家族的光荣！你们两个小子能够体会到这种“自豪”、这种“光荣”意味着什么吗？

如今，中共官方极力想要躲避这些老不死的老右派，而年轻气盛的王绍光、孔庆东勇敢地站了出来，对反右运动说三道四，你们作为知名教授，我奉劝你们道：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事，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最好不说，少说，说也要为自己留有余地，不要说绝，更不要给共产党添乱，帮倒忙。像王绍光先生那样，滔滔不绝地回答记者，像孔庆东那样随心所欲地回答学生，你们的话，马上就骑着互联网的骏马，跑遍了天涯海角，我们读了能够置之不理吗？古人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

最后，我还有不得不说的话。孔庆东的文章题目是“章诒和家庭所属的阶级是我们政权的敌人”。我，作为济南市的市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一个历史故事。济南市是１９４８年９月解放的。这个城市是解放军用攻坚战占领的第一个城市。当时济南市的城墙，高１４米，厚８米。要攻占这样一个设防坚固的城市并不容易，可是因为驻守济南西郊机场的吴化文军长，两年前就被周恩来策反。在这紧要关头，虽然蒋介石三次飞临济南上空视察，部署作战，准备空投数万援军，但是吴化文将军率部起义，临门一脚，打开了解放济南的大门。战后三野司令员陈毅说，因为吴化文起义，少牺牲了几万人。

那么，代表周恩来前去策反吴化文将军的人是谁呢？就是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也就是孔庆东说的“我们政权的敌人”！

（2007/4/19初稿，８／１９改稿于山东大学附中）

【注】
孔文见《章诒和家庭所属的阶级是我们政权的敌人》，是他在北航西门乌有之乡书吧回答读者的提问。
王文见《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王绍光博士专访》载《南风窗》，记者阳敏。

反右运动与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
杜 光

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它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复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最初的抗议，体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个群体首次发出的对民主自由的强烈呼求。它最终以数十万知识精英被“阳谋”一网打尽而告结束。这场大规模的政治镇压，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反右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
（一）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中上层，居于“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受到社会的尊崇。他们发挥着民族文化与传统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是统治阶级构成的取之不竭的源泉。这种特殊的社会处境，使他们形成“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生哲学。他们中间的一小部分，怀着拯世济民和光宗耀祖的宏愿，因缘际会，得以侪身于统治阶级；大部分只能留在民间，以传承知识和文化为己任，并养成了洁身自好、独立自尊的优良品格。但是，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不论在朝在野，都是对最高统治者构成极大威胁的社会力量，统治阶级既要利用他们，又不得不严加防范。因而他们总是难免于各种各样的压制，甚至受到残酷的迫害。两千多年来，诛杀大臣和文字狱之类的事件，史不绝书。他们同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者，始终处在若即若离、既合作又对抗的对立统一的循环之中。
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和统治者的这种政治格局，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最有学识、最具远见、最关心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而且接受了现代民主主义思潮的阶层，知识分子向来是民主革命的先锋。在五四运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的壮举中，我们不难窥见知识分子的民主与爱国的情怀，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与专制统治者既对抗又统一的历史过程。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后，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有了抵御外侮的共同利益，很多知识分子满怀爱国主义热情，齐赴国难，有的投笔从戎，有的奔趋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和谈破裂，形势迫使知识分子必须作出明确的政治选择：一边是日益腐败、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一边是标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共产党。（1）知识分子何去何从，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民主运动持续高涨；文化界以各种形式对专制政府进行批判讨伐；甚至一些倡导“第三条道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纷纷向共产党靠拢；全国解放前夕，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拒绝追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这一切都表明，知识分子抛弃了代表专制力量的腐败政府，而选择了倡导民主自由的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就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典型。据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介绍，张奚若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曾被费正清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昆明的自由主义人士中最坚定的笃信个人主义者”。但当他读到《新华日报》后，便“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倍加称赞，《新华日报》成了他最爱读的报纸”。他甚至“废寝忘食地阅读《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作者由此判断：“从坚持个人主义的自由立场转向拥抱‘人民’和‘革命’，”“成了那个天地玄黄的大时代很多自由知识分子‘顺理成章’的‘嬗蜕’。”（2）
的确，大量知识分子是在民主革命的高潮里，怀着民主主义理念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他们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的目标所吸引，站到了共产党的麾下来。他们欢天喜地地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了能够投身于建立一个民主主义新社会的伟大事业而兴奋与自豪。但是，这个新生的国家却通过一系列政治思想运动，直接间接地使他们受到不断的伤害。思想改造运动摧毁了他们的文明理念和自我尊严固不待言，民主革命范围内的一些过火或扩大化的政策和措施，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等运动，也无不直接间接地打击到很多知识分子。更使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意外的是，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建立不过四年，在封建专制主义远未肃清、民主革命远未完成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却急急忙忙地宣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根据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不论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是社会的文明程度，都与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因此，否定民主主义的结果，只能导致高度垄断、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使中国的历史发展出现了又一次的大倒退。中国人民再一次地面临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任务。在这个历史任务面前，知识分子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它必须独立地、义无返顾地推进民主革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尽管因为不断受到伤害而对共产党心存芥蒂，并且耳闻目睹大量不民主和违反法治精神的政策和作为，因而有所不满，但他们出于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怀，还是自认为是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加砖添瓦，克尽厥职。他们对共产党的尊崇和信赖虽然有所消退，但仍然满怀希望，希望这个掌握政权的政党能信守民主革命时期的诺言，带领各族人民建立起民主自由的新社会。
已经建立起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为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国家建设，不得不向他们作出一定的许诺和鼓励。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应该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给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3）毛泽东也在20日到会讲话，号召知识分子“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4）但是，在指导思想的深处，却始终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力量，对他们虎视眈眈。这是因为，在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架构里，依附于资本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土地的农民，都由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再也不可能对新建立的社会制度构成威胁。能够构成威胁的，只有知识分子。与资本家和农民不同，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需要依赖生产资料所有权才得以独立生存的阶层，它依赖的是知识和个人尊严。因为有知识，所以才能独立思考；因为有自尊，所以不轻易屈从社会的不义势力。这就使他们成为可以与专制制度抗争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由于较多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与理念。这就必然会构成对专制体制的极大威胁。掌握政权的政党要巩固已经建立的封建专制的国家体制，就必须采取强硬有力的措施，驯服这个有思想、有能量的阶层。
当然，对于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历史命运，不能不特别叙述一下毛泽东的个人品格的缺陷。他对知识分子向来有着特殊的仇视。表现之一，是把知识分子看做资产阶级，早在他1926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就把大学生和大学教授划为资产阶级（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已作了修改）。因此，到了1957年反右前夕，认为知识分子“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5）也就不足为奇了。既然“三大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那么，继之而来的革命对象，无疑就是知识分子。表现之二是对知识的蔑视。他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里说：“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6）1957年7月，他又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强调：“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7）所以，长期追随在毛的左右、深知他的心态的胡乔木说：“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敌对的心理。”（8）面对这样一个怀有敌对心理的统治者，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之不幸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知识分子对执政党既感到失望，又抱有幻想；执政党对知识分子则是既要利用，又加意防范。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构成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反右运动前的政治态势和阶级格局。
（二）
有两个因素打破了脆弱的平衡：国际上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国内是看来有点民主化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这个震撼世界的变故和随后发生的波匈事件，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从周恩来7月21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里，便可以窥见端倪：“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而且，扩大民主“更带有本质的意义”。（9）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也都强调要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动向。他在4月2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表露出要摆脱苏联经验影响的趋向；接着，在28日的会议总结讲话里，又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0）5月26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还专门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在全国报刊上发表。这一切给知识界带来强烈的冲击。到了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报告，3月13日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了话。这两次讲话在党内和知识界传达后，人们欢欣鼓舞于两个讲话里的具有创新色彩的理论阐述，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趋向，却无法探测包藏在字里行间的祸心。我们可以从毛泽东讲这些话之前的1月18日和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的两次讲话里，看出他的用心何在。他说：波匈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为，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1）
毛泽东已经张开巨大的罗网了，知识界虽然陶醉在双百方针之类的美好承诺里，但真正敢于出头露面“争鸣”“齐放”，对执政党和政府提出尖锐批评的却不多。于是便有整风之举。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个指示表示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2）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共中央一直强调反对官僚主义。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里又提出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3）接着，毛泽东在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4）所以，应该说，在1957年4月这个时候发布整风指示，并不突然。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专制体制的痼疾，是植根于体制的毒瘤。在民主政体里，有官僚，有宗派，也有主观主义，但在强大的舆论监督和公民维权意识的制约下，它们只能存在于合法的范围内，如果有损于民众和国家的利益，就会遭到舆论和公众的谴责和制裁。而在专制体制下，它们的存在却是体制本身的需要，是这种体制的必不可少的补充。虽然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不利于统治者的一面，不论从社会道德还是从民众心理来说，都是国家的祸害。但是，靠体制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除掉这三害的。因为专制体制的核心是特权，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则是特权的营养剂。反掉了它们，就取消了特权，也就等于取消了这个体制。所以，在专制体制之下，是不可能根除三害的。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建立健全的监督和制约体系，才能把三害连根拔掉。在不触及专制体制的情况下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只不过是为自己涂脂抹粉，瞒哄老百姓罢了。
但在1957年春天的那个特殊岁月里，整风运动却有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它实际上是请君入瓮的诱饵。所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党组织都开足马力，动员人们大鸣大放，结果使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堕入彀中。因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有些人甚至身受其害，当然希望这次运动能铲除三害。由于整风标榜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大家都认为自己属于人民内部，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被划到敌我矛盾的范畴去，因而多数人都解除了思想上的戒备。加上对共产党抱有期望，心存幻想。所以在党组织的再三动员鼓励下，许多人或自觉或被迫地敞开心扉，小心翼翼地提出积压心头的看法和想法。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洋洋得意地宣称：“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15）
好一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它赤裸裸地暴露出专制势力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设置圈套，铲除潜在的民主力量的阴谋。
（三）
广大知识分子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和帮助党整风的推动下投入大鸣大放的。他们多数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批评建议的民主主义性质，但是，这些鸣放出来的意见，几乎都是针对专制制度、呼唤民主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把这些言论称为“右派进攻”，倒也不无道理。他敏锐地察觉到，对于他所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来说，知识分子已经从潜在的威胁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威胁——虽然离真正的威胁还很远，但它毕竟已经超出了专制统治者所能容忍的限度，而这正是毛泽东所希望的。
在进入大鸣大放即所谓“右派进攻”的高潮期间，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社会领域的发展情况各有不同，而以首都北京最为突出。发生在专制主义统治的心脏地区的大鸣大放，自然最容易触动专制统治者的神经。以北京为重点来看全国的情况，大鸣大放中的知识分子，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最活跃最激进的社会群体是青年学生。这是反右运动中已经意识到自己言行的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性质的自觉的群体，最典型的是北京大学的“五一九民主运动”。1957年5月19日，北大校园里先后贴出一张抗议剥夺团员权利的大幅标语，一张要求设立“民主园地”的小字报和两张大字报。一张是长诗《是时候了》，宣称“我的诗是一支火炬，它的火种来自五四”，鼓吹“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16）另一张提出“开辟民主论坛，确保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正是这些呼唤民主自由的大标语、大字报、小字报，点燃了北大学生民主运动的火炬。在随后陆续出现的、遍布于校园的大字报和许多辩论会的内容，涉及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最突出的，是要求民主自由、批判官僚主义及其制度性根源。如一些大字报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好还是不好的标准。”“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17）“民主本身没有阶级性，所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还有的大字报呼吁“争取真正的人民自由民主”，有的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有的尖锐地揭示：“美国英国有充分的讨论竞争，有辩论和不信任票，是真民主；我国由党领导一切事务，先已决定，不许反对，没有竞争，是假民主。”（18）有的大字报在分析“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时，不约而同地指出，产生“三害”的根源，就是不民主。有的更直指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19）在大鸣大放的高潮里，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曾两次来到北大，参加辩论作讲演，对当时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如：肃反问题、胡风问题、整风和“三害”、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个人崇拜、人民内部矛盾、真假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统治阶级局限性等等，进行了广泛的论述，对专制制度作出全面的批判，发表了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深刻的见解。难能可贵的是有些学生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如有一张大字报宣称：“光荣的北大学生，““再次举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帜战斗。”有的提出“为民主而斗争”，或“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为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20）尽管许多大字报依然承认“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但他们鸣放的矛头所向，正是“社会主义”外衣掩盖下的专制制度。这是当年鸣放的共同特点，而以北大学生的“五一九民主运动”最为突出。如果说，1957年的大鸣大放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复辟未久的新专制主义的一次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反抗的话，那么，以“五一九民主运动”为代表的广大青年学生，则是又一次地充当了民主革命的先锋，就像他们的前辈在五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那样。
第二类群体是民主党派。民主党派的基本构成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多人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受民主自由思想的浸染较深。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靠拢共产党，追随共产党，为共产党争取民心、夺取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时，成立了以共产党为主、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参与的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有3位民主人士；16位政务委员中，有9位民主人士；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有2位民主人士；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和两位副院长中的一位都是民主人士；最高人民检察署两位副检察长，也有一位是民主人士；21个部的正部长，有10位民主人士，连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5位副主席里，也有一位民主人士。（21）这种政治格局，如果朝民主的方向发展，就有可能形成为各党派联合政府的民主政治体制。可惜，事实却走向反民主的专制格局。不但许多任职的民主人士有职无权，而且在1954年后，连原有的联合形式也大大削弱了。民主人士被排挤出国家副主席和政府副总理的职位，只是在一些次要的部保留了民主人士担任部长。这种趋势自然引起了一些民主党派人士的不满。如罗隆基就发过牢骚：“我适合于做外交工作，现在却让我管木头。”（他当时是森林工业部长）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22）甚至还提出“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23）这些言不由衷的许诺，曾经给民主党派的一些人带来今后能更多地参与政治的希望，但这个希望很快就彻底破灭了。
大鸣大放期间民主人士所提的批评建议，最具代表性的，当首推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这些意见，反映了这些民主人士对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的不满，对政治民主化的期待。这是完全符合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和政治特点的。反右运动中批判他们要与共产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无疑是为了坐实他们的罪名的夸大之词。凭这些人的学识和眼光，还不至于狂妄无知到这种地步。但他们怀着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理想，并且希望民主党派能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至少在反右运动以前是如此。章伯钧为什么对创办《光明日报》抱着那么大的热情？因为他认识《光明日报》是一个可以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的阵地，比起交通部长这个名不副实的职位，《光明日报》社的社长是一个更有利于实现政治抱负的园地。但这种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光明日报》的迅速变质，《文汇报》的最终覆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取向。作为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派当然属意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与此相适应的民主的政治结构。他们可以接受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像欧美的一些政党那样。但不会同意阻挠资本主义发展而倒向专制的政治取向。在对立面的另一方，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己任，在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里，明确提出要“推翻资产阶级”，“消灭资本家所有制”，“采取无产阶级专政”。（24）虽然后来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承认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但思想深处却从未消除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敌意。前不久解密的苏联档案表明，毛泽东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就准备在建立新国家后取消民主党派，被斯大林制止。因此，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不论是从表面上的社会主义来说，还是从实质上的专制主义来说，都无法容忍代表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派，出路只有两条，或者是让他们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或者是把他们收编为毫无独立思想的、惟命是从的政治摆设。反右运动从社会结构来看，是镇压知识分子的民主自由呼求；从政治结构来看，则是削除民主党派的独立倾向，使之完全臣服于己。历史表明，共产党的这两个目标，都经过反右运动而得到了完满的实现。
在民主党派中，集中高级知识分子最多、因而对共产党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民主同盟。因此，它注定成为反右运动的重点。鸣放时恰好又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民盟要人，提出了使毛泽东龙颜大怒的言论，这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7月1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25）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鼓吹“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进一步指出：“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26）正因为如此，民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反右运动中受打击最为沉重的民主党派。据章诒和在《泪祭罗隆基》一文中介绍，民盟有5173人被划为右派，占当时盟员总数的15.6%；民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61人被划为右派，包括副主席2人，中央常委12人，中央委员27人，候补中央委员20人，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33.6%。经过反右运动，不但民盟的元气大伤，其他民主党派也都俯首帖耳地甘当共产党的小伙计，再也没有人敢于向共产党争民主争自由了。
第三类群体是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反右运动的特点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这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早在延安时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就因为指摘当时的一些不民主不平等的现象，触犯了某些领导人而受到批判。王实味后来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1951年批判《武训传》到1955年反胡风，文化专制主义的缰绳越勒越紧。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批判。1955年，他又专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了序言和二十多条按语，污蔑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甚至骇人听闻地断言：“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27）这样，毛泽东就创造了把思想认识问题上纲为政治斗争问题的“范例”，为继之而来的反右运动提供榜样。反右运动中那些积极分子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从逻辑到手法，都是对毛泽东的直接继承。反胡风是反右运动的预演和操练，反右运动则是反胡风的延伸和扩大。
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毛泽东最重视的领域，除了民主党派外，就是文化界。按照他的判断，右派首先是要争取对文化界的领导权。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甚至还无中生有地指责“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28）他在六七月间连续写了《人民日报》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目标在指向民盟的同时，也指向了新闻界。在6月14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里，他斥责《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他们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并且指出：“其他一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及“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29）
在文化界各种以文获罪的案例中，最突出的是文艺界的一些青年作家因他们的成名小说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如王蒙的《组织部里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和《在桥梁工地上》，都曾以深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而著称。但一到反右运动，却都因内容涉及揭露阴暗面而遭到批判。康生在1962年指责李建彤的《刘子丹》“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其实早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这些青年作家就已经被批判为“利用小说反党”了。
众所周知，小说的题材是十分丰富的，它可以触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但只有深刻地揭露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矛盾的小说，才能吸引广大读者，产生广泛的影响。古往今来，凡是有影响有价值的文艺作品，都免不了要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越是对未来怀有美好期望的作家，越是不能容忍现实生活的丑恶。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作家，曾经在少年时代目睹而且厌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因而兴高采烈地迎接民主革命的胜利。他们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在热烈歌颂新生活的同时，也对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及其在制度上的遗存深为反感。因此，当他们提笔写作的时候，这种思想感情便不可遏止地流淌在他们的作品里。虽然他们也曾学习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描述社会的并非光明的一面时有所惕厉，但既然想写出好作品，就不能不揭露批判社会上的、特别是体制内的不健康的一面。就他们的本意而言，只不过是希望通过这些揭露与批判，克服这些存在于体制内的弊病。而在专制统治者和那些左派卫道者的眼里，这一切却构成了对现存专制制度的威胁。因此，这些作者最后也就难以避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命运了。
文艺界向来是恩怨纠结、是非丛生的领域。平时因为工作上，文艺观点上的不同看法而产生的矛盾、误会、不和，到了政治运动的高潮时，占据有利的政治地位的一方，便把这些分歧都上升到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高度来批判对方。反胡风运动固然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文化大冤案，但这里面也牵扯着胡风和周扬的是非恩怨。反右运动中成为文艺界第一大冤案的“丁陈反党集团”，既是毛泽东假手周扬清除异己知识分子的表现，也是周扬和丁玲之间的矛盾的总爆发。在全国范围内，也很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恩冤是非的纠葛。但归根到底，被批判者总有一些与专制主义体制相抵触的言论或文章，而占据批判高地的，总是一些维护专制制度的积极分子和卫道者。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切政治运动的普遍规律。
文化界的另一重灾区是法律界。凡是主张司法独立、无罪推定等现代法学观点的教授、专家、学者，可以说是无一漏网。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是捍卫公民权利，是同专制制度根本对立的。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对专制制度的挑战。在以清除对专制制度的威胁为目的的反右运动中，坚持现代法学观点的知识分子，当然就未能幸免了。
第四类群体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是由知识分子创立的，但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政治生活也不能不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个特点，使他们身为知识分子而又对知识分子心怀警惕。在后来的苏区肃反、反AB团、肃托等事件里，知识分子都是被整肃的主要对象。1939年12月，共产党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曾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一切地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30）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国难关头，许多知识分子涌进延安和各根据地。毛泽东在1941年发动“整顿三风”，就是为了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的影响，夺取全党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拥护，巩固取得未久的领导地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从文化意识形态上征服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始终是不放心的。建国以后，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入党，更使他忧心忡忡。1956年8月30日，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话说，一千多万共产党员中，有一百多万大中小知识分子，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这一部分党员，前怕龙，后怕虎，经常动摇，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31）他在1957年“鸣放”开始后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更露骨地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兄弟。”并且直指他们是“共产党的右派”。（32）
根据对党内知识分子的这种判断，毛泽东和他的反右主要助手邓小平在反右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右派进攻”已被击退之后，便把目标指向党内知识分子。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其中指出：“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的，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33）9月2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指示》，说党内右派分子和党外右派分子配合，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危害愈大。指示要求全党克服温情主义，不能姑息宽容。特别是对其中的老党员，更不能心慈手软，下不了手。毛泽东和邓小平把屠刀挥向党内的结果，使大批知识分子党员堕入“右”网。以当时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学员为例，在992名司局级党员中，划出右派分子29名，占总数的2.93%。其中,普通班24人，占学员总数898人的2.69%；新闻班5人，占学员总数94人的5.32%。另外，在师资训练部学员（多为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校的理论教师和党委宣传部门干部）538人中，划出右派分子34人，占6.32%。从这些党内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根据来看，主要集中在这几年工作中的失误上，如镇反肃反、批判〈武训传〉、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院系调整、反胡风、合作化、工商业改造、统购统销等等，凡是社会上鸣放出来的问题，在党内知识分子中都有所反映。不同之处有二：一是有些党员资格较老，对党内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对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及后来的高饶联盟等历史问题提出批评，如有的指责毛泽东“光批评王明同志而不作自我批评”有的说：“既然高岗品质不好，为什么还要提拔他呢？”有的认为“财经会议处理不公平”。有的甚至“一提起42年整风就气愤”。二是对党内缺乏民主表示不满。具体说法很多，如：“八大代表的选举不民主”；“党内就是你搞我，我搞你”；“中央缺乏自我批评”；“党内缺乏民主，没有人敢讲反面的话”；“几年来发生的左右偏差实在太大，损失太大，风都是从上面往下刮的”；“根源在于‘好大喜功’”；“上面的缺点，都归结为情况的变化，是辩证法；有了缺点错误，只批评下面”；“中央在有些或说在不少问题上，是只讲‘过关斩将’，不讲‘败走麦城’；也有‘讲过去不讲现在’和‘避重就轻’的不良倾向”。还有人批评“把领袖偶像化、神秘化，以为领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可以独断专行，一切成绩归功于他，他说的都是正确的，他写的文章一个字也不能改。”（34）
这些意见表明，在共产党的堡垒内部，确实存在着反对专制体制的民主力量。发自党内的这些声音，不论是要求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还是希望党内生活民主化，都是对专制制度和专制政党的威胁。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实际上却是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掌握政权以后更是如此。所谓民主集中制，通常是说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选举的虚伪性使少数服从多数变得毫无意义，而全党服从中央则成为全党服从中央第一把手。这种集中制使党内民主化为乌有，高度集中成了高度独裁。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党内不民主和国家体制的不民主是紧密联系着的。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呼唤党内民主和呼唤政治民主同样危险，甚至是更加危险。党内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之所以不能见容于毛泽东，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在反对党内右派的高潮中，有一些省部级的领导人也不幸堕入网中。如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王翰，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孙作宾等。这些党内右派的一大特点是，必有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下面还有若干厅局级的“反党集团”成员；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特点，是他们都是知识分子。这些高级干部被划为右派，主要是毛泽东亲自督阵的成果。他曾当面责问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为什么不把省长沙文汉划为右派分子？并且斩钉截铁地说：“你不同他决裂，我就同他决裂！”金口御批，沙文汉自然难逃厄运。又据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记载，1957年7月上旬，毛泽东到了南京，责问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他甚至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江渭清斗胆应声道：“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因为是我‘右’嘛。你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35）江渭清是幸运的，他并没有因为敢批逆鳞而遭贬谪，江苏的很多知识分子也因此避免了成为右派分子的命运——江苏是全国人口大省中划右派分子最少的省份。
第五类右派分子是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工、技术人员，中小学教师、医务人员等等，通常被称为小知识分子，有些还算不上是知识分子。其中很多是在1958年“补课”时被划进右派行列的。（36）他们人数众多，情况各异，很难把他们列为一个群体。从他们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根据来看，有些是因为被再三动员，为了应付而提了一些意见；相当多数是因为上级下达了划右派的指标，基层单位不得不拿那些“有问题”的人开刀。如有的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在旧社会当过兵，做过警察、职员；有的解放后在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等运动中挨过整；有的出身于资本家、旧职员、地主、富农；有的是同单位领导人关系不好，有过矛盾的；如此等等，都成为凑成右派百分比的首选目标。有的兼有几种情况，就更难逃厄难了。如北京市公安局下属新都机械厂的铁工厂统计员任众，在上学登记填表时，老老实实地填上自己信天主教。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在他的档案里塞进一张纸条，说他“可能是圣母军分子”。这个来历不明、信口雌黄的材料，肃反时成为他被隔离审查的主要依据。加上别的一些无中生有的指控，1955年竟被关押100天。1957年6月，他在一次“整风座谈会”上被动员发言，批评领导上肃反不够慎重，把我们几个年轻人当反革命来整；还表示：同意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认为苏联出兵匈牙利不妥当。这就够划为右派分子了。（37）又如：国务院经济委员会干部倪艮山，肃反时被隔离一年，内查外调，批斗逼供，查不出什么问题，最后以“思想错误，免予处分”了事。倪艮山提出申诉，要求做好善后工作。后在“整风座谈会”上提出意见，说：肃反扩大化伤了一些同志的心，国家应由人治走向法治，健全法制。遂被划为右派。他自己总结说：“肃反运动没有挖出将我打成反革命的根据，幸免于难；但写申诉材料上交，授人以柄，无异于自投罗网；在整风运动中即使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也是在劫难逃。”（38）
在一本题为《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纪事》的书里，记录了这一类右派分子的命运。他们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原因，可谓千奇百怪。如：芜湖市委党校干部陈炳南是因为反对迁校就被划为右派；芜湖地委机关打字员张景影被动员发言，俏皮地说地委书记是“舞台书记”，专员是“剧场专员”，只有在舞台剧场做报告时才能见到，结果也成了右派；曾经参加皖南游击队的解放军某文工团团员盛名华划为右派，是因为她指责省委某领导人拆散一对恋人，强占女演员为妻；合肥医校毕业的王荫生被分配到防疫部门工作，年年申请报考大学，都未获批准，整风时贴了一张大字报《我要读书》，成了他的右派罪行；芜湖地委党校理论教师莫儒棠在被问及政党消亡问题时发表了一点看法，就被加上了“鼓吹葛佩琦反党言论”的罪名；徽州某县税务局程秋帆被打成右派是因为同领导关系不好；某市师范学校教师吴榔则是因为不愿批判自己的老师；《卷地风来》的作者茆家升本人在黄山疗养院当医生，和来疗养的安徽省劳动厅厅长江城接触较多，听江城说起过延安整风和他对农村“三改”的意见，江回省城后被划为右派，他也因为谈过江的观点被划为右派。（39）
最为匪夷所思的是，1957年夏，芜湖市组织教师暑期学习班，学习整风反右文件。学习结束时考试，有一道题是：“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对吗？”，认为对就划“+”号，认为不对划“—”号。大部分教师觉得，现在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当然是共产党的天下，说党天下能不对吗？于是纷纷打上“+”号。结果所有打“+”号的人都被说成是“储安平的爪牙”，划为右派。同样荒唐的是，虽然文件规定在工人中不划右派，有的地方为了凑数，仍在工人里划出右派。如某地供销社工人陈卫华，平日负责挑担子往山里的供销点送货。后来公路修通，不需要挑担上山了，正好反右任务下来，供销社主任说，反正他留下来也没有用了，就让他顶个右派名额算了。他便这样成了右派。还有，某地粮站搬运工方庆余是个文盲。粮站一共只有十来个人，也分配了一个右派名额。站长先是想拖，后来上面催得紧，不能再拖了，再拖就要自己去当了，万般无奈，只好抓老方。因为别人都有父母妻小，老方是单身，牵挂少些；上面有两哥哥，老娘有人伺奉。多则三五年，少则两三年就回来了，还可以扛大包，不会有太大影响。目标既定，操办起来就简单了。（40）
（四）
经过反右运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阶层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由于执政党有意进行的分化和打击，这个队伍分裂成为四个不同命运的群体：一个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55万不幸者，他们中间有很多是这个阶层的精英，在正常的情况下有可能为社会作出杰出的贡献，如今却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列，被称为“五类分子”，备受歧视与凌辱。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便把他们拉出来批判斗争。大量右派分子被遣送到特设的“劳动教养”场所，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里，被饥饿与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夺去了宝贵的生命。第二类群体是成为运动积极分子的幸运儿。他们因为出色地发挥了同类相残的兽性本能而得到了执政党的赏识，戴上了“左派”的桂冠，提拔重用，成为党政机关的骨干。第三类是具有一定特长、幸而没有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而被共产党拉进党内。毛泽东在1957年的三四月间，在济南、上海、杭州等地都曾谈到，要吸收大学教授、工程师、科学家入党，在上海讲话时还具体规定每年要平均发展10万人。进入反右高潮的6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提出“有必要在一两个月之后，首先接受一批在这次运动表现好的左派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包括已经参加了其他民主党派的高级知识分子。”（41）这些有幸被拉进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在此后的建设事业中，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维持专制制度的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四类知识分子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埋头业务，谨言慎行，以免运动来时被抓住把柄。但他们终究无法自外于连绵不断的运动。在随后的大跃进、反右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仍然不免于被批判或被迫参加批判的命运。
与知识分子队伍的分裂同时出现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丧失，他们的尊严扫地以尽。反右运动中相互揭发，无情批斗，使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诚信澌灭，人人自危，心存戒备。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知识分子已经处于整体瘫痪的状态。反右运动不但镇压了那些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打翻到社会最底层去煎熬，而且也威胁了其他知识分子，使他们匍匐在独夫的脚下。
但是，民主革命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被捕，为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平反冤假错案实现了知识分子的政治解放；真理标准的讨论则开始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这两大解放本身就是对专制制度的突破，是民主革命在遭到压制20年之后的恢复和继续。正是在粉碎“四人帮”和两大解放的基础上，出现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思历史的高潮。人们通过反思，对个人崇拜及其制度性根源，对专制制度及其理论表现，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投入这个高潮的知识分子，包括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理论务虚会为主要形式；另一个群体是体制外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北京西单墙为代表的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民主论坛。这两大群体、两大形式的反思和批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是，批判内容的深刻性和批判形式的激烈程度，刺激了专制统治者的专制主义神经。他们意识到，思想解放和反思的发展已经危及他们藉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专制制度，因而惊恐地呼唤：“现在的形势比1957年反右运动还要严重！”于是，他们祭起了“四项基本原则”，并用专政手段取消了西单墙，从而遏制了民主革命的发展势头。虽然如此，知识分子反封建反专制的努力却仍然继续不断。反对民主革命的反动势力也不断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打出“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旗号，开展不是运动的运动，压制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力量。《太阳与人》、《天云山传奇》等揭露专制制度罪恶的电影被禁演；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被批判，胡绩伟因关于人民性的阐发而遭贬斥，实质上都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与搏斗，是知识分子反专制争民主的努力再三蒙受打击的反映。
在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历史上，1986年下半年掀起的民主运动，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壮举。它是知识分子反封建反专制的又一次实际行动。4月12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朱厚泽在一次讲话时，提出思想文化界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接着，邓小平在6月里多次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件大事为民主运动提供了有效的润滑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到处发表文章作讲演。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高等学校学生举行了二十多场研讨会、报告会。方励之从11月到15日，短短五天便在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同济大学、宁波大学等校作了六次讲演，鼓吹民主科学，提倡三权分立，主张教授治校，批判舆论一律。王若望在他的多次讲话中，批判现行的政治体制是“抹上马列主义、之乎者也的封建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我们中国需要的，是紧迫的需要”；他表示“我要为自由化辩护”，甚至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这场民主革命表现在三方面，一个是报刊，一个是高等学校，还有一个方面是体制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讨论。
在“三宽政策”的鼓舞下，这一时期的报刊上出现了不少分析批判专制制度的文章，提出了一些颇有分量的观点。如：“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应是对封建政治的再一次革命。”（《工人日报》11月24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民主。过去我们不仅是人治，而且实质上是党治。”（《深圳青年报》9月3日）“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是当前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新华文摘》第11期）“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遇到这么多曲折和困难，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因此，“要参照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文艺报》8月23日）“不要再把‘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当作棍子去打人。”（《人民日报》11月7日）“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标志人类社会文明的伟大进步的东西，写在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旗帜上。”（《工人日报》10月3日）有的文章认为“反自由化”的口号“是一个地道封建专制主义的口号。”（《新观察》第16期）有的文章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被教条化了的、或者说为中国的传统落后意识偷换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导报）11月17日）“马克思主义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就以它顽强的力量侵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报》12月27日）虽然这些批判比较含蓄，只能说是浅浅地掠过专制制度的皮毛，但就当时报刊的处境来说，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就属难能可贵了。由于报刊的影响巨大，它对形成社会的宽松自由，促进高等学校的民主运动，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高等学校的的民主革命运动呈现出更加激烈、更加尖锐的形式。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北京等地的高等学校学生，先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从他们的标语、口号、传单、大字报，可以看出学生运动的民主革命性质。如：“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科技大学）“目前专制统治像严冬一样笼罩着沉寂的神州大地。”（武汉大学）“官僚集权的政治制度是是封建专制的变种，是对人民的变相奴役。”（武汉华中师大）“中国没有民主，言论受到压制，经济暴敛专制，精神文明是几条无病呻吟的信条”（上海交大）“四个坚持首先是中国意识形态的牢笼。”（南京大学）“将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是错误的。”（湘潭大学）“中国意识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掩盖下的封建思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在奉行的是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杂交的思想体系。”（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南京大学）“中国的改革是弥补历史上没有走过的资本主义路程，是补资本主义的课。”（四川大学）这些观点的尖锐性和深刻程度，反映了当时的青年学生，仍然是民主革命的尖兵。
1986年6月、9月，邓小平一再提出要改革政治体制，并且强调“党政要分开”。而党政分开意味着迈出放弃一党专政的第一步，这就使政治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向民主政治前进的特点。9月下旬，中共中央成立了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等五人组成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负责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常委决策。邓小平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极大反响。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和一些高等学校的研究生连续举行研讨会、报告会，出书写文章，掀起了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小小的高潮。
在这三个方面的民主运动中，主线是学生运动。学生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已经超出了专制势力所能容忍的限度。出于维护和巩固专制制度的本能，他们迅速反击，扑杀学生民主运动。面对强大的压力，同情学生运动的胡耀邦提出“冷处理”的方针，力图缓和对民主运动的镇压，结果却被顽固势力赶下了台。报刊媒体呼唤民主自由的声音，也因胡耀邦、朱厚泽的去职而趋于沉寂，只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因它所具有的官方性而得以继续。党政分开作为首要任务被写进赵紫阳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但也在六四镇压之后被束之高阁，无人过问。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蓝图还没有迈出第一步就化为乌有。历史如此无情地捉弄我们，想起来时真令人扼腕太息。
1989年因胡耀邦去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具有全民性的民主革命高潮，大学生们提出的两大主要诉求：反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受到了广大市民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热烈支持。在革命高潮的红五月里，北京市上百万人上街游行，万人空巷。运动被污蔑为“动乱”，但那些日子却是北京治安情况空前良好、发案率最低的时候。其他大城市也有类似情况。最后，为了镇压青年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专制统治者不惜违背理智和良心，出动坦克机枪，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创造了民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街头血案。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行径，十八年来，统治当局严禁人们纪念反思那个被血光照亮的日子。每年六四，天安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充分表现出他们的虚怯。历史是无情的，他们的血腥暴行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气概，今天只是记录在人民的心头，总有一天，它们将会一起记录在中华民族的民主革命史上，前者被后人唾骂，后者受后人尊敬。
（五）
六四镇压之后，民主革命再一次趋于低潮。广大知识分子中，有的向统治者讨好献媚，鹦鹉学舌地谴责青年学生；有的沉默不语，冷观形势发展；有的愤而下海，转入商界；有的埋头反思，总结从反右到六四的惨痛教训。与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彻底失语、民主革命彻底沉寂不同，“六四”以后的18年，是知识分子不断抗争的18年，是民主革命积聚力量的18年。虽然许多知识分子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庸俗的市侩意识和乡愿哲学浸染了一代两代知识分子，使他们见利忘义，患得患失，巧言令色，自以为是，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历史责任感。更有一些知识分子，或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彻底浸染，或由于已经跻身于既得利益的行列，因而仍然顽固地坚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立场，敌视民主自由和现代文明。但是，知识分子的主流却没有自甘沉沦，他们坚持理念，勤于思考，自觉地投入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知识分子必然会越来越多。
与反右运动后的20年相比，知识分子的境遇和民主革命的趋势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试加分析。
首先是时代不同了。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同步发展，使我国社会有了巨大的进步。反右运动后，我国自外于世界，历史进入一个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时代，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折腾，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知识愈多愈反动”的经典御言，使知识分子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他们被贬为“臭老九”，社会地位列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使知识分子的尊严得以逐步恢复。紧跟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我国由农业经济迅速向工业经济迈进，甚至跨进了知识经济的门槛。在迎接知识经济到来的时代里，知识分子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主力。这个新形势使知识分子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可能在推进民主革命的历史性进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大量知识分子进入中产阶层，成为中产阶层的主体，使知识分子有了强大的同盟军。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的联盟，是未来新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得以迅速发展、并保持和谐稳定的最可靠的支柱。我国中产阶层的形成，是以知识分子大量下海为重要标志的。改革开放使一些善于经营的企业主脱颖而出，加上一部分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出来下海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中产阶层的雏形。以北京市为例，由知识分子创办的民营科技企业，1988年已有1800多家。“六四”以后，在一些人掀起的“反和平演变”的喧闹声里，最高领导人扬言“要让私营企业倾家荡产”，使民营企业和中产阶层的存在和发展岌岌可危。幸而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巡讲话，发出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威胁，才挽救了改革，也保护了尚处在市场经济的胚胎里的中产阶层。南巡讲话后知识分子投身企业成风，北京市的民营科技产业，1992年年底就发展到5180家，1996年低更增加到一万一千多家。（42）科技产业的迅速增长，既反映了产业结构里知识经济的增加，也说明知识分子正日益成为中产阶层的主体。由此也使中产阶层带上了许多当代知识分子固有的特征，如珍视文化，爱国情怀，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对专制统治的反感和厌恶，等等。这些共同特征构成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得以建立联盟的基础。在反右运动时，知识分子曾不得不单独地面对专制力量，现在有了这个强大的同盟军，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就不会孤军奋战了。
第三，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的结合与合作，使民主革命具有更强大的动力。在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形式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体制内对“两个凡是”与个人崇拜的批判与清算，同体制外的“民主论坛”，曾经相互促进，相互配合。但这种联系和结合还处在萌芽状态就被专制统治者的高压政策破坏了。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到了新世纪后，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体制外，经历过“四五天安门事件”、西单墙“民主论坛”、1986年学生运动和八九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有的被迫流亡国外；在国内的，有的受到监视追踪，甚至被投入牢狱；更多的人则利用网络和某些媒体的有限空间，继续宣传民主自由的理念，直接或间接地批判专制统治。在体制内，真理标准讨论和理论务虚会的积极参加者在四项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的威胁下迅速分化，有的转向为专制主义服务，有的退而袖手旁观，但也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仍然坚持批判的民主的立场，继续奋战。六四的枪声，使许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有所反思，有所觉悟。特别是那些已经退出工作岗位的老年知识分子。依据他们毕生的丰富经验，重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得出自己的认识；大量恢复历史真相和探讨真理的文章、报道、回忆录，更为他们提供了再认识的原素。被杨继绳形容为“两头真”的一代，正在成为体制内的一股坚韧的力量。至于在位的知识分子，虽然专制特权的大染缸侵蚀了许多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但官场上仍不乏目光远大、朝气蓬勃的先进分子。他们受过现代科学与民主的教育，有着清晰的头脑，可以成为民主革命的有力的支持力量。这些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尽管理念各不相同，有自由主义者，有民主主义者，有人本主义者，还有社会主义者，也有兼容各种理念的知识分子。但他们都关心祖国的前途，都认为中国应该走民主自由的道路，都反对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这个共同的目标，使他们有可能实现有效的联系与合作，成为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
第四，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对民主革命发挥着巨大的、而且是越来越大的作用。网络是广阔的舞台，也是锋利的武器。它为所有知识分子提供参与民主革命、一显身手的机会。在这里，任何知识分子都可以纵情演出，展露锋芒。在古代专制社会里，知识分子要参与政治，经国济世，兼善天下，就必须挤入官场；在野者只能独善其身，最多在传承文化和地方性的善举方面，起一些积极的作用。到了近现代，新闻媒体大量出现，成为知识分子信马驰骋的大好场地。但五十多年来，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严密控制，我国的新闻媒体都已经成了官方的喉舌，美化专制制度的化妆品，丧失了促进民主、宣扬自由、交流思想、互相启蒙的应有功能。互联网打破了官方的舆论导向对信息的封锁，为民主革命开辟了可资利用的新天地。互联网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具有自由、民主、平等的天性，不论在朝在野，是官是民，它都一视同仁，兼容并包；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政治见解，都可在网上自由展现，它都兼收并蓄。它是科技革命的产物，又是社会革命的利器。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在推动改革、促进维权、启蒙大众等方面，都起到了日益显著的革命性的作用。有关当局虽然起用了数以万计的网警，过滤封杀，甚至运用专政手段，以“颠覆 国家政权”、“危害社会安全”等等藉口封网捕人，判刑下狱，妄图抓一儆万，但仍然扑灭不了互联网点燃的民主自由的烽火。这是当代的先进科学技术赐予知识分子，用以推进民主革命的的强大武器。
上面列举的四个方面的优越条件，都是反右运动以后的那个时期所不曾具备的。50年的历史，造就了民主革命的新形势，使知识分子得到了空前未有的有利条件。从改革开放起步，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这是一个以文化上反封建、政治上反专制、经济上反垄断为标志的民主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民主革命的进程里，知识分子由于它所独具的优良传统和对现代化知识的掌握，正在被历史推到社会的中心地位，成为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一场和平非暴力的、以改革、维权、启蒙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将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使得中国能够以自由、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面貌，出现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促进全球发展、保卫世界和平，起一个大国应起的积极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自尊、自重、自爱，自觉地承担起推动民主革命的重任，才能不负历史的厚望。
2007年5月24日改定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48页、1076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直排版。
（2）唐小兵：《“异端”张熙若》，载于《随笔》2007年第3期。
（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164页、168—17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
（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7—838页。
（7）同上第五卷第432页。
（8）《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转引自汪国训：《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第575页，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5年5月版。
（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7页。
（1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1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8页、334页、335页。
（12）《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28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
（13）同上，第245页、250页、27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7页。
（15）同上，第425页。
（16）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7页、18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版。
（17）同上，第95页、119页。
（18）《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第175页、178页、104页，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7年8月编印。
（19）同上，第156页、108页。
（20）《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263页、119页、150页。
（21）见于《人民政协文件》，新华书店1950年发行。
（2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8页。
（2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13页，转引自汪国训：《反右派斗争的回忆与反思》第173页。
（24）《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第3页、第1页，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5月编印。
（2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5页。
（26）同上，第448页。
（27）《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83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版。
（2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5页。
（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508页。
（3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8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直排版。
（3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302页。
（32）同上，第423页、424页。
（3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557页。
（34）杜光：《中央党校反右派内幕》，载于《炎黄春秋》2005年第9期。
（35）转引自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第366—367页，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6月版。
（36）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出：“凡是没有经过群众鸣放、干部整改过程的地方，在这个运动中间，应该选择适当的时机，认真补课。”见于汪国训：《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第417页。
（37）任众：《活过、爱过、奋斗过》第105页、116页、124页，香港溪流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38）倪艮山：《沉思集》第59页、62页、64页，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8月版。
（39）峁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纪事》第6页、23页、101页、133页、71页、76页、160页、178页，内蒙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40）同上，第36—37页、31页、167页。
（41）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增订版，第32——33页。
（42）据1998年1月11日《经济日报》所载《北京民营科技跨入第三个“八年

时间过得真快，我离开北大已经四十四年了。一九六三年盛夏，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冶金工业部工作。离校那天曾口占小诗一首以自勉：

无题
负笈京师气如山，
冬去春来几经年，
燕园欢歌成烟梦，
学海方启一掌帆。
从今休作惊人语，
俯首躬耕一隅田，
花开尚期花再发，
光阴一去永不还。

意思是从此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告别青春，走向成熟。但那以后的生活粉碎了我的幻想，我不仅至今弄不懂什么叫成熟，而且也并没有找到我心向往之的“一隅田”。

刚过去的半个世纪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悲壮历程。我和许多人一样，在时代的大潮里，像一叶扁舟旋转沉浮，既吞咽过“忍看朋辈成新鬼”的泪水，又惊叹过“城头变换大王旗”的离奇。年轻时的那点诗情画意早已消磨净尽。有朋友夸奖我比过去成熟了，但我心里明白，这其实是感情的迟钝和心灵的麻木，对这迟钝和麻木并不觉得悲哀，有时反倒感到庆幸，因为它们会织成一道冷漠和遗忘的布幔，把痛苦和欢欣都阻隔在外面，让心灵得到暂时的平安和憩息。

然而，我终究不能完全遗忘。在行进的列车上，在田间小道上，在寂静的清晨，或是在喧嚣的批斗会上，和北大相连的人和事有时会在脑际浮现，清晰而鲜明。每当这时，我便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彷彿又回到了民主楼前和未名湖畔，硬化了的心像阳光照耀下的冰雪渐渐溶化，充满了甜蜜的忧伤。

在我终究无法忘却的师友群中，常常出现的就有赵林克悌教授，给予过我无私的帮助、指导和关爱的德国老师。

她于一九五四年从清华大学调到北大，担任我们班的德语教师，家仍在清华园。我当时担任课代表，因此除听她讲课外，有时还去她家取送作业本。她住清华南门内，我们上课在北大西校门内的外文楼，这段路不算近，她每天步行往返，风雨无阻，想必是很累的。系里没有向我们介绍她的情况，我们对她的经历、家庭、年龄一无所知，也想不到去了解，只是凭感觉认为她不算老，也并不年轻，背微驼，声音柔和，讲课速度较快，但很清晰，语言很规范。我看了她为我批改的作业，不禁大吃一惊，全篇都用红笔仔细改过，连书写和标点符号都改过了，下面还有一些鼓励的话，字体工整、娟秀。看了之后我很惭愧，我如果多查一下字典，写时认真一些，交本以前再看一遍，许多错是可以避免的。她的鼓励纯然是出自教师的宽容和爱心，她善于发现学生点点滴滴的进步，相信自己的学生会逐步成熟起来。她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山南海北、性格迥异的每一个学生都是同样耐心和友善，充满了信心。当时我想所谓教书育人、循循善诱，就是这样吧！

一年后，她改教别的班，这中间她搬进北大，住在校园北墙内的荷花池塘边。这一带比较偏僻，环境幽静，西北角有个颇带田园风味的小院，住着美籍教师温德先生，东面有一座灰砖小楼，是外国专家们的宿舍，现已改为教员宿舍，田德望、季羡林等先生就住在楼里。赵先生的家在二者之间，是自成一体的五间平房。

我读三年级时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提倡听说写读全面发展，我们在口语方面显然不如北外，冯至先生教我们，他夫人姚可崑先生管北外，两校同学也不时开展一些联谊活动，彼此都了解。为了克服我们北大这边重阅读轻口语的弱点，系里决定开展诗歌朗诵、德语晚会等课余文化活动，提高大家听说的兴趣。系里决定我们班排练席勒的名剧《强盗》，指定我扮演“强盗头子”卡尔。卡尔是剧中正面角色，对白很多。席勒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解放的人道主义理想，性格激情澎湃，道白多是密集的排句。席勒的作品很难读，我的德语水平太低，我接触得很少，我平时喜欢读些歌德、海涅的抒情诗，因为这些诗清新易懂，而且已有郭沫若、冯至、钱春绮等人的译本，可对照着看，自然省力。虽然从冯先生的文学史课上知道，席勒歌德齐名，是德意志乃至欧洲和世界级的文化巨人。席勒既是大诗人、剧作家，又是思想深刻、文风严谨的思想家和独具慧眼的史学家。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肯多读，一方面是不肯下苦功夫，二来，或者主要是自己的德语水平还达不到这个程度。现在是来了任务，只能硬着头皮读。赵先生负责辅导我，地点在她家里。去之前我做了些查询准备，但基本上是半懂不懂，更谈不上按演出要求，带上感情和手势。赵先生一句一句地领读，做示范动作，我都记下来，下次“演”给她看。她再领读再示范，一而再再而三。到后来我都厌烦了，而她，从不厌烦，也没说过一句重话批评我，总是鼓励。我是怕对不住她才坚持了下来。这个戏由于其它原因并未上演。

她在解释剧情分析人物时，还让我明白，卡尔这个人物体现了德意志民族性中优秀的一面，即：为人要正直、善良、忠诚、坚毅，这都是席勒刻意倡导的。她还提醒我，德意志民族性中还有不好的一面，恶的一面。当时我想，哪个民族的传统中都有好坏两面，都是因人而异，不存在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重要的在于你发扬什么、抑制什么。赵先生的话对我是一种很生动的教育。

“四人帮”垮台后，我到魏玛开会，专门抽空去参观了席勒故居和他的灵柩。他和歌德的灵柩并排安放，供世人瞻仰。在缅怀这两位巨人时颇感惭愧，自己未能认真学习他们的作品，自然也不由得回想起赵先生指导我“演戏”的那段往事。

五七年北大开展鸣放和反右，五八年干部下放，我五七年毕业留校，五八年初被派往农村劳动，当年秋末又带学生下农村参加教改，这两年和赵先生接触很少，不知道她丈夫赵锡霖教授在任职的钢铁学院被划为“大右派”，她始终没有对我谈起过此事。

一九五九年，我考取研究生，开始学习。当时民主德国专家伊夫兰、马乃特二同志先后回国，我的导师改为系主任冯至教授，赵先生担任我的辅导教师。那时的研究生制度沿用老北大的一套，没有什么明确的规章制度，自己选几门课去听，和导师的关系一般非常松，也可能因人而异，主要是自己看书。系里让我教一点辅导课，还兼任文学教研室的学术秘书。

每隔一段时间，一般是一两个月，我便带着阅读中遇到的问题上赵先生家去，以聊天方式坐上一两个小时。我当时主要兴趣在于听中文、哲学方面的课程，以弥补理论上的不足。

五九到六二年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是反右倾和中苏大论战时期，虽然政治运动一波连着一波，从未止息，但由于物质匮乏，大家体力不支，只好强调“劳逸结合”，相对而言，气氛稍觉松动。这一段我很少去赵先生家，原因很简单，她是外籍教师，在供应上有所照顾，但一家四口，各类客人不少，负担很重。我去她家，她总要备茶点招待，我总要吃两片饼干喝一点茶，表示“不见外”。所以，自尊心不允许我常去她家。隔的时间长了，她不放心，便到我住的二十九楼去看我。她已渐显苍老，跑那么远来看我，我于心不安。我本人就从来没有出于对她家人的关心去看过她，凡去都有事请教。和她相比，真是太自私了。

也有不少次，分在校外的同志有译稿在付印前需要终审修改，托我求她帮忙，她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不论工作量多大，她都按时完工，她说自己是“工作狂”，这是怕我们过意不去，当时做这些事并无报酬之说，受惠者逢年过节寄一张贺年片就算是感谢了。

系里的教师在备课或译书时遇到困难也经常找她指教。她除精通母语德语外，还熟练地掌握了英语、俄语、法语、拉丁语，一般问题总能圆满解决。她把帮助别人排忧解难当成快乐，当成分内之事，而且，对大家的成绩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我认识她几十年，从未听到她说过谁不好，都是在赞扬。她为我们倾注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

赵林克悌教授在生活上关心人，帮助人也是众所周知的，她本人不讲，但受惠的人多了，总会有人出于感激讲出来。我只想举我本人为例。一九六一年冬，我筹借了路费准备回农村探望病重的父亲，临行前向她辞行，她见我衣服单薄，便说北方农村冬天恐怕没有暖气，会觉得冷，她拿出她先生的一件夹衣，说先生身体发胖，穿不上了，放了多年舍不得扔掉，让我试试，我推辞了几次，她说，为什么放着衣服不穿让人受冻呢？我接受了她的好意。那件衣服穿了好久，后来又转送给别的朋友了。

一九六三年我研究生毕业，德文笔试的“考场”定在燕东园冯先生家里。那天我准时到达，冯先生说：“桌上是试题和纸、笔、墨水和烟，茶已泡好，放在茶几上，你慢慢做，我到系里开会。”说完慢慢出门去了。我喝了一杯热茶便开始写。

大约十一点，冯先生家的保姆—从涿县老家来的李奶奶进来往茶壶里续开水，对我说：“赵太太早就来了，怕有什么事，又不好进来，在外面候着呢！”我听了心头一热，便连忙把文章收尾，不曾再看一遍便出来了。赵先生果然坐在门外的水泥台阶上，一脸焦急、疲惫。我有点责备地说：“不会有事，冯先生早就走了。”她露出宽慰的笑容，和我一起走回学校。

我当时已二十八岁，已经当过助教，下过乡，也经历过不少事，是成年人了。冯先生和我本人谁也没有把这次笔试当成什么难事。她说也知道不会有什么事，但总觉得不放心，万一有什么事呢？非得亲眼看见你出来了才放心。我不知说什么，只是在心里默诵孟浩然的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赵先生对她的学生怀着一颗慈母的心啊！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我白手起家筹办国际关系学院德语专业，当年就要招生，忙得不可开交，虽然北大近在咫尺，也从未回去过。六五年报刊上开始宣传“突出政治”，对“三家村”和翦伯赞先生等人开始批判。我对邓拓的诗文和翦先生的文章历来很赞赏，现在郭沫若公开主张要烧掉自己的全部作品，姚文元居然把海瑞的事迹扯到中国的“分田到户”，把矛头对着彭老总。我非常气愤，同时预感到一段凶险莫测的历史恐怕为期不远了。

文革开始后，北大被伟大领袖描绘成“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整个燕园一夜之间乌云翻滚，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去看大字报。大字报铺天盖地，内容五花八门，涉及上层的斗争，如“二月兵变”之类，令人目瞪口呆，将信将疑。我平日尊重信任的老师和朋友也有不少“ 身陷重围”，但仔细看了大字报，总觉得空洞，虚张声势，也有些大字报上点了我的名，说某某人包庇我这个“修正主义苗子”“真是罪该万死！”云云。其上纲之高，水平之低形成强烈对照。我碰到一些熟人，有的一脸茫然，有的则像被人施了魔法，高度亢奋，声嘶力竭，彷彿杀红了眼的古代勇士。我忽然发觉有一种不真实的异样的感觉。闻一多先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不，这不是我的中华！”我问自己，这是北大吗？北大怎么变成这种样子？革命，无论多么大的革命，其目的都是追求善、追求进步，固然需要激情、勇猛，但前面总要有理性的旗帜在指引，要向着凶恶的敌人去冲锋。但现在的敌人是谁呢？一些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一些一直歌颂新社会的人，他们会是敌人吗？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对明确无误的对手还有政策，还讲革命人道主义，因而才无往不胜。现在拿自家人开刀，以侮辱人、摧残人为快意，这不可能是革命运动、正义行为，只能是胡闹和疯狂。我心里为许多师友担心，为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而担心，但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曾多次想去看望冯先生、田德望先生、赵林克悌先生，但想到我自己也开始受到批判，北大的大字报上也点了我的名，因此，并不是在政治上过得硬的人，去了会不会反而给他们增添麻烦。不久，我便在任教的国际关系学院被打倒，失去了行动自由。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我在西苑商店买完香烟沿马路往回走，一辆卡车在我身边突然停住，从驾驶室里出来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走到我面前才认出他是赵先生的儿子赵侠。赵先生的女儿赵容和儿子赵侠都是我看着长大的，赵容文静秀丽，赵侠浓眉大眼，都非常可爱。事隔数年，赵侠已长成青年，双颊有了胡须，目光中流露出监毅和自信，我们双手紧握，我问他：“你父母好吗？姐姐好吗？”他回答：“好！”他用目光示意，旁边有别人，我这才注意到驾驶室里有一个中年人已探出身子注视着我们，他臂上戴有红袖章。我和赵侠紧握着手，相互凝视，不知过了多久，彷彿千言万语已经用目光交流。最后，他极轻地说：“保重！”然后松开手，急转身跳上车。我还没有回过神来，车子已开走了。街头路边的短短邂逅像一个梦，但我因此知道，他的父母还活着，他也会让父母知道我也活着。活着，这在当时就是莫大的宽慰。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对不少人说来，活下来很困难，死反而更容易。那时抄家、揪斗、游街，已成为家常便饭。仅北大西语系就有俞大絪、吴兴华、程其英等被迫害致死，连青年党员徐月如，我的朋友蒙复地也都上吊自杀了。我熟悉的师友中有郭麟阁、杨周翰、严宝瑜、李赋宁、徐继曾等同志竟被关进“黑帮大院”，受尽凌辱和折磨。我在其它系里的朋友也有不少受难者。因此，活下来是侥倖，活下来就还有希望，中国不会总这个样子。

这次和赵侠的街头偶遇是整个文革期间和赵林克悌先生一家惟一的一次联系。

十年一梦，文革结束，我由下放地河北保定奉调回京，在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稍事安顿后，我回北大看望赵先生，劫后余生，彼此都十分高兴。

当时百废待兴，大家都很忙，我也因经常出差或到欧洲开会、学习，所以，并未像许诺的那样“经常”去看望她。上世纪末我陪巴黎大学的克莱斯勒教授去看她，她兴致很高，谈话涉及到黑格尔、尼采、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等人，她都作了简要而得体的回答。分别时相约不久再见。我发觉她已苍老了许多，行动已不大灵便，但思维仍很清晰敏捷。又过了相当时间，我抽空去看她，知道她已退休，和她丈夫赵锡麟教授应他们两位的母校柏林大学邀请赴德访问，会见了不少亲友，便赶忙回来了，因为她的家在中国、事业在中国、她的根在中国。她还关切地问及我的同学们的情况，我告诉她，大家虽然遭遇过许多困难，但如今好了，都开始正常工作，有的已取得不少成绩。她由衷地高兴，让我代她向朋友们致意。

她对于我自愿改行研究历史，重点研究纳粹意识形态极为赞赏，她以为彻底弄清希特勒、戈培尔、罗森贝格等人的所谓“理论”有益于中国的进步。我告诉她，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虽然写于巴伐利亚的兰茨胡特，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在家乡林茨和维也纳度过，已基本形成了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世界观，为了查清源头，我专门到林茨和布劳瑙去考察，还会见了一些当事人，她听了非常高兴。

一九九五年，我年满六十退休，本以为可以多有机会去看望她，因为她毕竟年事已高，对老朋友老学生非常惦念，把友情看得很重。我虽因退休免除了“上班”之累，但各种任务并未稍减，来找我写评语、写序言和推荐信之类的事也颇不少，我虽自行加码，放弃了大部分节假休息，仍然忙乱不堪，所以，仍未能经常去看她。我常对自己说，该去看赵先生了，但每次都因这样那样的事未克成行。直到前年，我接到她不幸去世的通知。北大为她举行追思会时，我又不在北京。

赵林克悌先生去了，走完百年人生之路。从柏林到北京，中间经历了数不尽的艰辛和坎坷。她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了不平凡的人生，她在举世闻名的柏林大学、格廷根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受到系统的教育培养，本可进入上流社会过上优渥的生活，但她出于民主精神和正义感，反对纳粹迫害犹太青年，因而获罪入狱，印证了“反对迫害就要受迫害”的强权政治逻辑。她辞亲离乡，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正赶上八年离乱，她和丈夫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新中国，满腔热情地投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但好景不长，她丈夫蒙冤受难，她也从此被打入另册，过着忍气吞声的生活。然而，我从未听她说过对新中国不满的话，工作热情也从未懈怠。她丈夫划右派的事，我是很久以后偶然听别人谈起的，在和她的交往中我竟毫无觉察。

六十年代后，系里有个别同志受当时的政治气候的影响，根据一种简单的政治逻辑，即她是一个外国人，又是右派的老婆，因此，不反动才怪哪！有一次竟有人当面斥责她，说她是“反动分子”！这件事她是流着泪对我说的。斥责她的女教师平时温文尔雅，原先还是她的学生，这样说她，她很委屈。这是几十年间我惟一一次见她落泪，当时，我表示要去找我的这位同学了解，请她道歉。赵先生说：“算了，她毕竟还年轻！”

四人帮垮台后，我见到这位朋友，建议她向赵先生道一声歉，以平复她心灵的创伤。这位朋友说，她不记得有这回事，“我怎么会说这种话？”我相信她确实忘了，赵先生本人也多半忘了，因为后来发生了许多比这严重得多的事。我们忘掉的事还少吗？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说过一些表面上有理、实际上强词夺理的话，有意无意地伤害过别人。四人帮垮台后，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对自己受过的伤害记得很清楚，但很少想自己是否在一定时段和一定问题上也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伤害过别人。

我们应当拒绝健忘，认真反思，全民族、每个人都要反思。把极左的毒素从我们的灵魂里清除掉，铲除掉任何邪恶势力赖以滋生的土壤。

赵林克悌先生去了，我不曾在她病榻前守候，也不曾向她作最后的诀别，直到一年多之后的今天才执笔，写下这些追怀她的文字，我心里既充满对她的崇敬和怀念，也因受恩未报而悔愧。

她的一生虽没有轰轰烈烈的丰功伟业，但照我看，她仍然是一位不平凡的先师，可以光照北大的教育史册和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史册。她在中国几十年，只知奉献，一心助人，像圣徒一样把她的全部知识和心血都贡献给了中国，她用心智浇灌出的智慧之花开遍了中华大地。她不愧为一位人民教育家，同时，在她身上，德意志民族传统好的一面如善良、勤劳、忠诚、敬业等优秀品质得到鲜明体现，她也为自己生身的祖国赢得了赞誉。

赵先生和丈夫几十年同甘共苦、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携手走完了漫长曲折的人生之路，并以无限的爱培养了一对优秀的儿女，无论按照旧道德或新道德，她都是一位值得敬仰的人。

我国有一个比兴排句，伟大领袖用其中半句来形容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他一呼而百应之，大家都跟着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其实后半句才是本意，即“子欲奉而亲不在”，它道出了千百年来为人子的悔愧和悲伤。

我不仅未能回报师尊的爱与培养，也因碌碌无为而愧对她对我的期望。

仰望苍天，我欲哭无泪，仅从心底祝愿她得到安息，也祝愿她心爱的女儿赵容、儿子赵侠幸福！
2007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