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我离开北大已经四十四年了。一九六三年盛夏，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冶金工业部工作。离校那天曾口占小诗一首以自勉：
无题
负笈京师气如山，
冬去春来几经年，
燕园欢歌成烟梦，
学海方启一掌帆。
从今休作惊人语，
俯首躬耕一隅田，
花开尚期花再发，
光阴一去永不还。
意思是从此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告别青春，走向成熟。但那以后的生活粉碎了我的幻想，我不仅至今弄不懂什么叫成熟，而且也并没有找到我心向往之的“一隅田”。
刚过去的半个世纪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悲壮历程。我和许多人一样，在时代的大潮里，像一叶扁舟旋转沉浮，既吞咽过“忍看朋辈成新鬼”的泪水，又惊叹过“城头变换大王旗”的离奇。年轻时的那点诗情画意早已消磨净尽。有朋友夸奖我比过去成熟了，但我心里明白，这其实是感情的迟钝和心灵的麻木，对这迟钝和麻木并不觉得悲哀，有时反倒感到庆幸，因为它们会织成一道冷漠和遗忘的布幔，把痛苦和欢欣都阻隔在外面，让心灵得到暂时的平安和憩息。
然而，我终究不能完全遗忘。在行进的列车上，在田间小道上，在寂静的清晨，或是在喧嚣的批斗会上，和北大相连的人和事有时会在脑际浮现，清晰而鲜明。每当这时，我便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彷彿又回到了民主楼前和未名湖畔，硬化了的心像阳光照耀下的冰雪渐渐溶化，充满了甜蜜的忧伤。
在我终究无法忘却的师友群中，常常出现的就有赵林克悌教授，给予过我无私的帮助、指导和关爱的德国老师。
她于一九五四年从清华大学调到北大，担任我们班的德语教师，家仍在清华园。我当时担任课代表，因此除听她讲课外，有时还去她家取送作业本。她住清华南门内，我们上课在北大西校门内的外文楼，这段路不算近，她每天步行往返，风雨无阻，想必是很累的。系里没有向我们介绍她的情况，我们对她的经历、家庭、年龄一无所知，也想不到去了解，只是凭感觉认为她不算老，也并不年轻，背微驼，声音柔和，讲课速度较快，但很清晰，语言很规范。我看了她为我批改的作业，不禁大吃一惊，全篇都用红笔仔细改过，连书写和标点符号都改过了，下面还有一些鼓励的话，字体工整、娟秀。看了之后我很惭愧，我如果多查一下字典，写时认真一些，交本以前再看一遍，许多错是可以避免的。她的鼓励纯然是出自教师的宽容和爱心，她善于发现学生点点滴滴的进步，相信自己的学生会逐步成熟起来。她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山南海北、性格迥异的每一个学生都是同样耐心和友善，充满了信心。当时我想所谓教书育人、循循善诱，就是这样吧！
一年后，她改教别的班，这中间她搬进北大，住在校园北墙内的荷花池塘边。这一带比较偏僻，环境幽静，西北角有个颇带田园风味的小院，住着美籍教师温德先生，东面有一座灰砖小楼，是外国专家们的宿舍，现已改为教员宿舍，田德望、季羡林等先生就住在楼里。赵先生的家在二者之间，是自成一体的五间平房。
我读三年级时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提倡听说写读全面发展，我们在口语方面显然不如北外，冯至先生教我们，他夫人姚可崑先生管北外，两校同学也不时开展一些联谊活动，彼此都了解。为了克服我们北大这边重阅读轻口语的弱点，系里决定开展诗歌朗诵、德语晚会等课余文化活动，提高大家听说的兴趣。系里决定我们班排练席勒的名剧《强盗》，指定我扮演“强盗头子”卡尔。卡尔是剧中正面角色，对白很多。席勒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解放的人道主义理想，性格激情澎湃，道白多是密集的排句。席勒的作品很难读，我的德语水平太低，我接触得很少，我平时喜欢读些歌德、海涅的抒情诗，因为这些诗清新易懂，而且已有郭沫若、冯至、钱春绮等人的译本，可对照着看，自然省力。虽然从冯先生的文学史课上知道，席勒歌德齐名，是德意志乃至欧洲和世界级的文化巨人。席勒既是大诗人、剧作家，又是思想深刻、文风严谨的思想家和独具慧眼的史学家。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肯多读，一方面是不肯下苦功夫，二来，或者主要是自己的德语水平还达不到这个程度。现在是来了任务，只能硬着头皮读。赵先生负责辅导我，地点在她家里。去之前我做了些查询准备，但基本上是半懂不懂，更谈不上按演出要求，带上感情和手势。赵先生一句一句地领读，做示范动作，我都记下来，下次“演”给她看。她再领读再示范，一而再再而三。到后来我都厌烦了，而她，从不厌烦，也没说过一句重话批评我，总是鼓励。我是怕对不住她才坚持了下来。这个戏由于其它原因并未上演。
她在解释剧情分析人物时，还让我明白，卡尔这个人物体现了德意志民族性中优秀的一面，即：为人要正直、善良、忠诚、坚毅，这都是席勒刻意倡导的。她还提醒我，德意志民族性中还有不好的一面，恶的一面。当时我想，哪个民族的传统中都有好坏两面，都是因人而异，不存在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重要的在于你发扬什么、抑制什么。赵先生的话对我是一种很生动的教育。
“四人帮”垮台后，我到魏玛开会，专门抽空去参观了席勒故居和他的灵柩。他和歌德的灵柩并排安放，供世人瞻仰。在缅怀这两位巨人时颇感惭愧，自己未能认真学习他们的作品，自然也不由得回想起赵先生指导我“演戏”的那段往事。
五七年北大开展鸣放和反右，五八年干部下放，我五七年毕业留校，五八年初被派往农村劳动，当年秋末又带学生下农村参加教改，这两年和赵先生接触很少，不知道她丈夫赵锡霖教授在任职的钢铁学院被划为“大右派”，她始终没有对我谈起过此事。
一九五九年，我考取研究生，开始学习。当时民主德国专家伊夫兰、马乃特二同志先后回国，我的导师改为系主任冯至教授，赵先生担任我的辅导教师。那时的研究生制度沿用老北大的一套，没有什么明确的规章制度，自己选几门课去听，和导师的关系一般非常松，也可能因人而异，主要是自己看书。系里让我教一点辅导课，还兼任文学教研室的学术秘书。
每隔一段时间，一般是一两个月，我便带着阅读中遇到的问题上赵先生家去，以聊天方式坐上一两个小时。我当时主要兴趣在于听中文、哲学方面的课程，以弥补理论上的不足。
五九到六二年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是反右倾和中苏大论战时期，虽然政治运动一波连着一波，从未止息，但由于物质匮乏，大家体力不支，只好强调“劳逸结合”，相对而言，气氛稍觉松动。这一段我很少去赵先生家，原因很简单，她是外籍教师，在供应上有所照顾，但一家四口，各类客人不少，负担很重。我去她家，她总要备茶点招待，我总要吃两片饼干喝一点茶，表示“不见外”。所以，自尊心不允许我常去她家。隔的时间长了，她不放心，便到我住的二十九楼去看我。她已渐显苍老，跑那么远来看我，我于心不安。我本人就从来没有出于对她家人的关心去看过她，凡去都有事请教。和她相比，真是太自私了。
也有不少次，分在校外的同志有译稿在付印前需要终审修改，托我求她帮忙，她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不论工作量多大，她都按时完工，她说自己是“工作狂”，这是怕我们过意不去，当时做这些事并无报酬之说，受惠者逢年过节寄一张贺年片就算是感谢了。
系里的教师在备课或译书时遇到困难也经常找她指教。她除精通母语德语外，还熟练地掌握了英语、俄语、法语、拉丁语，一般问题总能圆满解决。她把帮助别人排忧解难当成快乐，当成分内之事，而且，对大家的成绩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我认识她几十年，从未听到她说过谁不好，都是在赞扬。她为我们倾注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
赵林克悌教授在生活上关心人，帮助人也是众所周知的，她本人不讲，但受惠的人多了，总会有人出于感激讲出来。我只想举我本人为例。一九六一年冬，我筹借了路费准备回农村探望病重的父亲，临行前向她辞行，她见我衣服单薄，便说北方农村冬天恐怕没有暖气，会觉得冷，她拿出她先生的一件夹衣，说先生身体发胖，穿不上了，放了多年舍不得扔掉，让我试试，我推辞了几次，她说，为什么放着衣服不穿让人受冻呢？我接受了她的好意。那件衣服穿了好久，后来又转送给别的朋友了。
一九六三年我研究生毕业，德文笔试的“考场”定在燕东园冯先生家里。那天我准时到达，冯先生说：“桌上是试题和纸、笔、墨水和烟，茶已泡好，放在茶几上，你慢慢做，我到系里开会。”说完慢慢出门去了。我喝了一杯热茶便开始写。
大约十一点，冯先生家的保姆—从涿县老家来的李奶奶进来往茶壶里续开水，对我说：“赵太太早就来了，怕有什么事，又不好进来，在外面候着呢！”我听了心头一热，便连忙把文章收尾，不曾再看一遍便出来了。赵先生果然坐在门外的水泥台阶上，一脸焦急、疲惫。我有点责备地说：“不会有事，冯先生早就走了。”她露出宽慰的笑容，和我一起走回学校。
我当时已二十八岁，已经当过助教，下过乡，也经历过不少事，是成年人了。冯先生和我本人谁也没有把这次笔试当成什么难事。她说也知道不会有什么事，但总觉得不放心，万一有什么事呢？非得亲眼看见你出来了才放心。我不知说什么，只是在心里默诵孟浩然的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赵先生对她的学生怀着一颗慈母的心啊！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我白手起家筹办国际关系学院德语专业，当年就要招生，忙得不可开交，虽然北大近在咫尺，也从未回去过。六五年报刊上开始宣传“突出政治”，对“三家村”和翦伯赞先生等人开始批判。我对邓拓的诗文和翦先生的文章历来很赞赏，现在郭沫若公开主张要烧掉自己的全部作品，姚文元居然把海瑞的事迹扯到中国的“分田到户”，把矛头对着彭老总。我非常气愤，同时预感到一段凶险莫测的历史恐怕为期不远了。
文革开始后，北大被伟大领袖描绘成“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整个燕园一夜之间乌云翻滚，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去看大字报。大字报铺天盖地，内容五花八门，涉及上层的斗争，如“二月兵变”之类，令人目瞪口呆，将信将疑。我平日尊重信任的老师和朋友也有不少“ 身陷重围”，但仔细看了大字报，总觉得空洞，虚张声势，也有些大字报上点了我的名，说某某人包庇我这个“修正主义苗子”“真是罪该万死！”云云。其上纲之高，水平之低形成强烈对照。我碰到一些熟人，有的一脸茫然，有的则像被人施了魔法，高度亢奋，声嘶力竭，彷彿杀红了眼的古代勇士。我忽然发觉有一种不真实的异样的感觉。闻一多先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不，这不是我的中华！”我问自己，这是北大吗？北大怎么变成这种样子？革命，无论多么大的革命，其目的都是追求善、追求进步，固然需要激情、勇猛，但前面总要有理性的旗帜在指引，要向着凶恶的敌人去冲锋。但现在的敌人是谁呢？一些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一些一直歌颂新社会的人，他们会是敌人吗？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对明确无误的对手还有政策，还讲革命人道主义，因而才无往不胜。现在拿自家人开刀，以侮辱人、摧残人为快意，这不可能是革命运动、正义行为，只能是胡闹和疯狂。我心里为许多师友担心，为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而担心，但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曾多次想去看望冯先生、田德望先生、赵林克悌先生，但想到我自己也开始受到批判，北大的大字报上也点了我的名，因此，并不是在政治上过得硬的人，去了会不会反而给他们增添麻烦。不久，我便在任教的国际关系学院被打倒，失去了行动自由。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我在西苑商店买完香烟沿马路往回走，一辆卡车在我身边突然停住，从驾驶室里出来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走到我面前才认出他是赵先生的儿子赵侠。赵先生的女儿赵容和儿子赵侠都是我看着长大的，赵容文静秀丽，赵侠浓眉大眼，都非常可爱。事隔数年，赵侠已长成青年，双颊有了胡须，目光中流露出监毅和自信，我们双手紧握，我问他：“你父母好吗？姐姐好吗？”他回答：“好！”他用目光示意，旁边有别人，我这才注意到驾驶室里有一个中年人已探出身子注视着我们，他臂上戴有红袖章。我和赵侠紧握着手，相互凝视，不知过了多久，彷彿千言万语已经用目光交流。最后，他极轻地说：“保重！”然后松开手，急转身跳上车。我还没有回过神来，车子已开走了。街头路边的短短邂逅像一个梦，但我因此知道，他的父母还活着，他也会让父母知道我也活着。活着，这在当时就是莫大的宽慰。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对不少人说来，活下来很困难，死反而更容易。那时抄家、揪斗、游街，已成为家常便饭。仅北大西语系就有俞大絪、吴兴华、程其英等被迫害致死，连青年党员徐月如，我的朋友蒙复地也都上吊自杀了。我熟悉的师友中有郭麟阁、杨周翰、严宝瑜、李赋宁、徐继曾等同志竟被关进“黑帮大院”，受尽凌辱和折磨。我在其它系里的朋友也有不少受难者。因此，活下来是侥倖，活下来就还有希望，中国不会总这个样子。
这次和赵侠的街头偶遇是整个文革期间和赵林克悌先生一家惟一的一次联系。
十年一梦，文革结束，我由下放地河北保定奉调回京，在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稍事安顿后，我回北大看望赵先生，劫后余生，彼此都十分高兴。
当时百废待兴，大家都很忙，我也因经常出差或到欧洲开会、学习，所以，并未像许诺的那样“经常”去看望她。上世纪末我陪巴黎大学的克莱斯勒教授去看她，她兴致很高，谈话涉及到黑格尔、尼采、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等人，她都作了简要而得体的回答。分别时相约不久再见。我发觉她已苍老了许多，行动已不大灵便，但思维仍很清晰敏捷。又过了相当时间，我抽空去看她，知道她已退休，和她丈夫赵锡麟教授应他们两位的母校柏林大学邀请赴德访问，会见了不少亲友，便赶忙回来了，因为她的家在中国、事业在中国、她的根在中国。她还关切地问及我的同学们的情况，我告诉她，大家虽然遭遇过许多困难，但如今好了，都开始正常工作，有的已取得不少成绩。她由衷地高兴，让我代她向朋友们致意。
她对于我自愿改行研究历史，重点研究纳粹意识形态极为赞赏，她以为彻底弄清希特勒、戈培尔、罗森贝格等人的所谓“理论”有益于中国的进步。我告诉她，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虽然写于巴伐利亚的兰茨胡特，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在家乡林茨和维也纳度过，已基本形成了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世界观，为了查清源头，我专门到林茨和布劳瑙去考察，还会见了一些当事人，她听了非常高兴。
一九九五年，我年满六十退休，本以为可以多有机会去看望她，因为她毕竟年事已高，对老朋友老学生非常惦念，把友情看得很重。我虽因退休免除了“上班”之累，但各种任务并未稍减，来找我写评语、写序言和推荐信之类的事也颇不少，我虽自行加码，放弃了大部分节假休息，仍然忙乱不堪，所以，仍未能经常去看她。我常对自己说，该去看赵先生了，但每次都因这样那样的事未克成行。直到前年，我接到她不幸去世的通知。北大为她举行追思会时，我又不在北京。
赵林克悌先生去了，走完百年人生之路。从柏林到北京，中间经历了数不尽的艰辛和坎坷。她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了不平凡的人生，她在举世闻名的柏林大学、格廷根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受到系统的教育培养，本可进入上流社会过上优渥的生活，但她出于民主精神和正义感，反对纳粹迫害犹太青年，因而获罪入狱，印证了“反对迫害就要受迫害”的强权政治逻辑。她辞亲离乡，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正赶上八年离乱，她和丈夫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新中国，满腔热情地投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但好景不长，她丈夫蒙冤受难，她也从此被打入另册，过着忍气吞声的生活。然而，我从未听她说过对新中国不满的话，工作热情也从未懈怠。她丈夫划右派的事，我是很久以后偶然听别人谈起的，在和她的交往中我竟毫无觉察。
六十年代后，系里有个别同志受当时的政治气候的影响，根据一种简单的政治逻辑，即她是一个外国人，又是右派的老婆，因此，不反动才怪哪！有一次竟有人当面斥责她，说她是“反动分子”！这件事她是流着泪对我说的。斥责她的女教师平时温文尔雅，原先还是她的学生，这样说她，她很委屈。这是几十年间我惟一一次见她落泪，当时，我表示要去找我的这位同学了解，请她道歉。赵先生说：“算了，她毕竟还年轻！”
四人帮垮台后，我见到这位朋友，建议她向赵先生道一声歉，以平复她心灵的创伤。这位朋友说，她不记得有这回事，“我怎么会说这种话？”我相信她确实忘了，赵先生本人也多半忘了，因为后来发生了许多比这严重得多的事。我们忘掉的事还少吗？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说过一些表面上有理、实际上强词夺理的话，有意无意地伤害过别人。四人帮垮台后，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对自己受过的伤害记得很清楚，但很少想自己是否在一定时段和一定问题上也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伤害过别人。
我们应当拒绝健忘，认真反思，全民族、每个人都要反思。把极左的毒素从我们的灵魂里清除掉，铲除掉任何邪恶势力赖以滋生的土壤。
赵林克悌先生去了，我不曾在她病榻前守候，也不曾向她作最后的诀别，直到一年多之后的今天才执笔，写下这些追怀她的文字，我心里既充满对她的崇敬和怀念，也因受恩未报而悔愧。
她的一生虽没有轰轰烈烈的丰功伟业，但照我看，她仍然是一位不平凡的先师，可以光照北大的教育史册和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史册。她在中国几十年，只知奉献，一心助人，像圣徒一样把她的全部知识和心血都贡献给了中国，她用心智浇灌出的智慧之花开遍了中华大地。她不愧为一位人民教育家，同时，在她身上，德意志民族传统好的一面如善良、勤劳、忠诚、敬业等优秀品质得到鲜明体现，她也为自己生身的祖国赢得了赞誉。
赵先生和丈夫几十年同甘共苦、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携手走完了漫长曲折的人生之路，并以无限的爱培养了一对优秀的儿女，无论按照旧道德或新道德，她都是一位值得敬仰的人。
我国有一个比兴排句，伟大领袖用其中半句来形容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他一呼而百应之，大家都跟着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其实后半句才是本意，即“子欲奉而亲不在”，它道出了千百年来为人子的悔愧和悲伤。
我不仅未能回报师尊的爱与培养，也因碌碌无为而愧对她对我的期望。
仰望苍天，我欲哭无泪，仅从心底祝愿她得到安息，也祝愿她心爱的女儿赵容、儿子赵侠幸福！
2007年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