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第十章）– 轉貼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 第十章﹕法輪常轉
_ 1﹑恐懼與崇拜
中共在平叛民改中搗毀了大部分寺廟﹐遣散了大部分僧尼﹔在文革中搗毀了大部分剩下的寺廟﹐遣散了全體剩下的僧尼﹐還禁止一切宗教活動。說毛澤東企圖消滅西藏的佛教﹐是一點也不過分的。然而由西藏的自然（天）決定的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道）並未因此改變﹐他們需要新的宗教來填補心靈與生活的空白﹐ 這個新教就是毛澤東的共產烏托邦主義（簡稱毛教）。
《天葬》對西藏的“神界輪迴”作了精彩的論述。它說西藏的宗教起源於莫名的恐懼﹐由恐懼而敬畏﹐由敬畏而產生神。毛澤東用恐怖手段打倒了西藏的舊神﹐藏人就把毛當作新神來崇拜。鄧小平放棄了恐怖手段﹐藏人就不崇拜他﹐重新崇拜達賴喇嘛。
法國十八世紀哲學家霍爾巴赫說過﹕“恐懼第一個在地上創造出神”﹔“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於恐懼。人之所以恐懼﹐只是由於無知。人缺乏對於自然力量的認識﹐ 於是設想自然受一些看不見的勢力支配﹐認為依靠這些勢力﹐想象它們可以發起脾氣來對自己不利﹐也可以有利於自己的族類”（1）。西藏地廣人稀﹐自然環境又特別嚴酷﹐孤立無援的藏人的恐懼自然格外強烈。自然而外﹐還有社會。西藏的統治階級特別殘酷﹐他們的刑具並不像《天葬》說的那樣只是“文化象徵”（2）﹐ 尊貴如藏軍總司令龍廈尚且慘遭挖眼就是明證。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無論是農奴還是貴族﹐都無法擺脫對自然﹑對社會﹑ 對命運的恐懼﹐神於是應運而生。
藏人的原始宗教是本教﹐主張靈魂不死﹑靈魂轉移。這是所有原始人包括漢人的祖先的本能﹐導源於神秘莫測的夢。那時人們不理解夢的生理原因﹐認為是靈魂的活動。死人會出現在夢裡﹐可見人死後靈魂仍然存在﹐至今有些漢人還認為死人會“托夢”。由於本教的教義較簡單﹐敵不過龐大複雜的佛教。更重要的是﹐佛教為時刻生活在恐懼中的藏人指明了一條簡明扼要（這對沒有文化的藏人特別重要）﹑極為誘人而又無從驗證（這也同樣重要）的出路—-因果報應﹑超度來世 ﹐從而使幾乎全體藏人都沉溺其中﹐難以自拔。由此可見﹐佛教並不是藏族與生俱來的宗教﹐藏人自古以來就有接受外來宗教的傳統﹐只要它適合他們的需要。
藏人同時還有崇拜強者的傳統。他們的神既然是從恐懼中產生的﹐自然具有比使他們恐懼的東西更強大的威力﹐否則如何保護他們免於恐懼﹖到過喇嘛寺的非藏人士一定會對其偶像的猙獰恐怖與色情淫蕩產生深刻印象﹐所謂歡喜佛就是兩者結合的典型﹐那是漢傳佛教絕對沒有也無法想象的。關於色情淫蕩問題暫且不論﹐ 只談猙獰恐怖。那既是他們害怕的東西﹐又是他們崇拜的偶像。他們在歷史上接受過蒙古人與滿洲人的統治﹐因為後兩者顯示過強大的軍事威力。當英國人剛開始進入西藏時 ﹐他們堅決將其拒之門外。然而當英國侵略軍在1904年殺死數千藏人﹐打進拉薩﹐用實力表明自己比滿清更強大後﹐ 藏人就把自己的崇拜由滿清轉向英國﹐達賴自傳中感謝英國侵略軍頭目榮赫鵬﹑讚美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文字就是明證。那麼毫不奇怪﹐當毛澤東通過平叛民改打斷西藏上層的脊樑骨後﹐藏人包括被打斷了脊樑骨的上層人士也會轉而崇拜毛﹐何況毛也確實給了西藏下層人民以看得見的利益呢﹖
如前所述﹐藏人信仰佛教﹐是因為它許諾他們通過現世的修行可以換取來世的好運。正如本書第二章所引戈倫夫的話說的那樣﹐西藏的窮人安於現狀只是出於無奈。貪圖享受﹑要求尊嚴原是人類的本性。窮奢極欲﹑愛擺排場的西藏上層就為農奴和奴隸做出了榜樣。農奴和奴隸之所以虔誠拜佛﹐不就是為了來世能像眼前的上層那樣尊榮富貴嗎 ﹖那麼當毛澤東打倒了上層﹐把他們的土地﹑牲畜﹑房屋﹑衣物無償分給農奴和奴隸﹐並把原先的上下層的社會地位翻了個個﹐使後者在現世就享受到他們渴望於來世的東西時﹐他們豈有不歡喜若狂﹑感恩戴德之理﹖
_ 2﹑毛教的興衰
藏族百姓對毛澤東的崇拜既然是建立在恐懼加感恩的雙重基礎上的﹐這種感情當然要比原先僅僅建立在恐懼上的宗教感情更加強烈。然而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畢竟不同於漢族﹐他們除了出於人類的本性貪圖現世的享受外﹐還要超度來世。而中共的意識形態卻是無神論﹐不承認有來世。它不僅搗毀了大部分寺廟﹑遣散了全部僧尼﹑禁止一切宗教活動﹐還反復向藏人宣傳沒有來世﹑幸福只在現世的思想﹐那麼藏人如何解決超度來世的問題呢﹖
瑞士哲學家兼心理學家皮亞杰（Jean Piaget, 1896-1980）提出的發生認識論（Cognitive Development）（3）認為﹐人們在接觸新事物時﹐會自覺不自覺地用自己頭腦裡固有的概念﹑邏輯﹑價值體系去詮釋新事物﹐將其解釋﹑翻譯成自己可以理解的東西﹐他稱這種機制為“同化”（assimilation）。當年西方探險家斯坦因去敦煌盜竊文物時﹐哄看守人王道士說﹐他是印度的唐僧﹐倒朔著唐僧的路線到中國來取經了﹐後者馬上對這個洋唐僧肅然起敬。英國人與俄國人拉攏藏人時﹐都哄他們說﹐只有英國女王與俄國沙皇才是西天大菩薩的化身。十三世達賴喇嘛確曾相信過後者﹐還接受了後者賜給他的東正教大主教金色法衣。誠然﹐中共從來不曾告訴藏人說﹕只有毛澤東才是西天大菩薩的化身﹐只有共產主義才是最好的宗教。中共只告訴藏人﹐只有毛澤東才是藏人的大救星﹐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真正的天堂。在同化機制的作用下﹐藏人馬上把毛澤東詮釋為西天大菩薩的化身﹐ 特別是文殊菩薩的化身（如前所述﹐藏人曾把清朝皇帝當作文殊菩薩的化身來崇拜）﹔把共產主義詮釋為佛教裡的天堂。文革搗毀了寺廟與佛像﹐禁止一切佛事﹐卻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剛好填補了藏人的宗教感情與儀式需要。
藏人於是把毛像當成佛像﹐把鞠躬敬禮當成磕頭﹐把毛的著作﹑語錄當成佛經﹐把毛語錄牌當成瑪尼堆（藏人常在路口堆石﹐插上經幡﹐圍之轉經﹐藏語稱為瑪尼）﹐ 把“早請示﹑晚彙報”當成祈禱﹐把去北京當成朝聖﹐把“毛主席萬歲”當成“六字真言”﹐把“毛主席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當成毛的“轉世靈童”……確曾有許多藏人圍繞毛的塑像﹑語錄牌轉經。“早請示﹑晚彙報”﹑唸語錄﹑唱頌歌這一套本是中共從基督教那裡學來的儀式（祈禱﹑唸聖經﹑唱讚美詩）﹐用以取代佛教儀式也順理成章﹐如前所述﹐藏人本有接受外來宗教的傳統。至於某些細節上的差異—-諸如毛的服裝扮相與菩薩大不一樣﹔佛教裡的天堂是在另一個世界﹐而共產主義天堂則在子孫後代的人世﹔轉世靈童只能在其前世死後誕生﹐而毛澤東死時華國鋒已經56歲了等等—-藏人倒不甚計較﹐可以忽略不計。1982年我進藏時﹐ 華國鋒已下台一年﹐內地已看不到他的相片﹐西藏的黨政機關和百姓家裡﹐依然並排懸掛¨毛華的像。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把俄國沙皇當成“北方佛法大王”﹐把沙皇讓德爾智帶給他的東正教大主教的金色法衣當成袈裟時﹐也不曾計較過扮相與式樣的差異—-十三世達賴喇嘛雖未見過沙皇﹐卻見過德爾智帶給他的沙皇照片﹐他的秘書長還隨德爾智去過俄國﹐見過沙皇。
當然也有藏人不為毛教所動﹐堅信佛教﹐偷藏佛像﹐在夜深人靜時悄悄拜佛﹑祈禱。戈茨坦的新著《雪獅與龍》就說起有個藏女在文革中冒著被鄰居檢舉的危險在家裡點酥油燈拜佛的故事（4）。但文革中藏人狂熱地搗毀寺廟與佛像﹑瘋狂地檢舉﹑批鬥“達賴特務”（已故的西藏農業科學院研究員盧耀曾的妻子﹑藏人達噶在文革中曾被檢舉為“達賴特務”﹐遭到殘酷批鬥﹐盧也陪鬥）﹑至今堅決要求獨立的藏人仍崇拜毛澤東（5）等事表明﹐許多藏人確曾虔誠信仰過毛教。
唐山地震﹐毛澤東駕崩﹐華國鋒也很快下台。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放棄對西藏實行恐怖手段﹐改為用現代物質文明收買。藏人便不再崇拜他們﹐轉而崇拜美國。他們從種種渠道（中國的電視報刊﹑進藏漢人的言行﹑達賴和西方的電台﹑歸國探親的流亡藏人）得知﹐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連中共都害怕它﹑崇拜它﹑千方百計地迎合它﹑討好它﹐而美國是支持達賴喇嘛的﹐所以達賴喇嘛也和美國一樣強大。中共從1979年起邀請了幾批被他們趕走的達賴喇嘛的代表團衣錦還鄉﹑待為上賓一事向藏人證明﹐中共也怕達賴喇嘛﹐藏人於是重新崇拜達賴喇嘛。藏人在歷史上曾有過恐英（國）崇英（國）的傳統﹐此時很自然地轉換成崇美媚美。鄧﹑胡﹑趙給藏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他們開始還有點感恩。後來﹐他們天天從達賴與西方的電台﹑達賴喇嘛派遣的間諜﹑喇嘛尼姑那裡聽說﹐中共消滅了 120萬藏人﹑掠奪了全西藏﹑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共也一再向藏人道歉﹐承認毛澤東時代的錯誤﹐答應賠償﹐他們便不再感恩 ﹐而把中共給他們的所有好處都看成是贖罪﹐無論多少永不滿足。因為人欲無止境﹐何況他們從電視裡看到了西方生活方式﹐中共給的那些算什麼﹖洋人個個有汽車 ﹐中共能給每個藏人發一輛汽車嗎﹖
鄧﹑胡﹑趙反對個人迷信﹐不再大量發行領袖相片並對之搞崇拜儀式﹐這當然是好事。然而藏人有崇拜活的偶像的本能需要。中共廢止了毛澤東的“轉世靈童”華國鋒﹐1983 年初在西藏下令禁止懸掛華的相片﹐卻沒有發行新的領袖的相片﹐藏人就用達賴喇嘛的相片來填充空白。1983年中共發行過六十年代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在一起的相片﹐但鄧的形象很不顯眼﹐也未用行政權力大力推廣（我當時在西藏）。1986年9月自治區黨委與政府辦公廳曾向全體藏人贈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畫像﹐這兩個辦公廳聯合發出的通知說﹕“懸掛﹑張貼和擺放領袖像﹐是一種符合西藏人民傳統習慣和心理素質的宣傳教育形式。在贈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彩色肖像時﹐要熱情細緻地介紹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姓名﹑職務﹐宣傳他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新的‘長征’﹐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所立下的豐功偉績。”為此還舉行了隆重的贈送儀式（6）﹐說明西藏當局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可惜他們忽略了如下環節﹕第一﹐既要樹立偶像﹐ 就只能獨樹一個。不突出個人﹐搞集體領導﹐不符合藏人的心理需要﹐沒有用處的。第二﹐既要樹立偶像﹐就要有相應的強制性的崇拜儀式﹐如文革中的“早請示﹑ 晚彙報”﹐唸語錄﹑唱頌歌﹐到處立塑像﹑語錄牌﹐高呼萬歲等等﹐最好是磕頭﹐方能收旗幟鮮明﹑印象深刻﹑條件反射之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用一字不識的藏人也聽得懂的宗教式的語言（而不是藏人聽不懂的“新長征”語言）﹐大張旗鼓地宣傳唯一的偶像﹐把今世與來世的一切好事全部歸功於一人﹐將其說成是無比偉大﹑無所不能﹑戰無不勝﹑法力無邊的神﹐方能把達賴喇嘛從他們的心中擠走。當然他們即使想到了也不敢做﹐那麼他們贈送的肖像就只能被藏人當作廢紙。說句笑話﹐如果中共那時在西藏大量發行鄧小平的相片﹐大搞文革式的個人崇拜﹐並告訴藏人﹕“鄧小平就是文殊菩薩（或觀音菩薩）的化身﹐你們只要崇拜他﹐就可超度來世。”也許藏人就不會那樣狂熱崇拜達賴喇嘛﹐也不會發生那樣嚴重的騷亂。
鄧﹑胡﹑趙還撥款三億多元﹐修復了1787座寺廟﹐招收了46380名僧尼﹐由政府發薪或津貼（西藏數字﹐不包括川青甘雲藏區）﹐使藏人重新回到熟悉到骨子裡去的佛教氛圍中去﹐顯赫一時的毛教頓時灰飛煙滅﹐達賴喇嘛重新變成至高無上的神。
_ 3﹑宗教與文化
自1980 年胡耀邦視察西藏以來﹐中共為了向西方顯示其尊重西藏人權的誠意﹐與達賴喇嘛展開了一場狂熱吹捧西藏文化的競賽。胡在西藏幹部大會講話時就帶頭吹捧西藏文化﹐時至今日﹐中國的新聞媒體與出版物包括學術刊物與著作對於西藏文化仍只許說好﹐不許說壞。誰要是指出西藏文化的缺陷或不足﹐就是大漢族主義﹑違反民族政策（這與西方文化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最奇怪的是﹐中國所有媒體與出版物在提到藏族與藏人時﹐都要說成“藏民族”﹑“西藏人”﹑“藏族人”﹑“藏族同胞”或“藏族人民”（有時簡稱為“藏胞”與“藏民”）﹐絕對不能單獨用“藏族”與“藏人”兩字﹐似乎稱他們為藏族與藏人就是不敬﹐儘管它們提到漢族與漢人時卻一貫單獨稱“漢族”與“漢人”﹐並不以為有什麼不敬。
自1985 年以來一直擔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西藏自治區黨委文教書記的丹增更是張口閉口“我們西藏擁有世界上最偉大﹑最悠久﹑最光輝﹑最燦爛的文化”﹐“西藏的宗教就是西藏的文化”（這都是我親耳聽到的）。姑且不論西藏文化是否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光輝﹑最燦爛”的文化﹐單說“最悠久”就不夠格。就拿西藏的佛教來說 ﹐它是從印度傳來的﹐可見西藏的宗教沒有印度的悠久。誠然佛教傳入之前西藏有本教﹐但本教能被佛教取代﹐可見本教不如佛教偉大﹑光輝﹑燦爛。據“西藏流亡政府”機關刊物《西藏通訊》每期末頁介紹﹐藏文是公元七世紀松贊幹布時代創製的﹐藏文字母則是仿傚梵文字母的。那時漢文已有了數千年歷史﹐那麼藏文也沒有漢文與梵文悠久。甚至達賴喇嘛都要比丹增謙虛一點﹐前不久達賴告訴一個漢人說﹕“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7）”雖然這話能否得到泰國﹑緬甸﹑斯里蘭卡 ﹑柬埔寨﹑日本﹑韓國等國的佛徒的首肯尚屬疑問﹐他們似乎從未請達賴喇嘛去佈道﹑加持﹐但至少他沒有說“最偉大﹑最悠久﹑最光輝﹑最燦爛”之類的胡話。達賴喇嘛大肆吹捧西藏文化不足為奇﹐他就是要煽動藏人的民族自大情緒與排漢仇漢心理。中共信任與重用的西藏文教書記在吹捧西藏文化上比達賴喇嘛還要達賴喇嘛 ﹐中共豈不是自挖牆腳嗎﹖
不過丹增有句話說對了﹐西藏文化的確是宗教文化﹐類似於被天主教會壟斷的歐洲中世紀文化與漢族的儒家文化（有人稱之為儒教）﹐其共同特點是政教合一（特指西藏與歐洲）﹑壓抑人性﹑輕視科技。歐洲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與資產階級革命﹐打倒了政教合一﹐改造了中世紀文化﹐使之順應自由﹑民主 ﹑人權﹑ 理性﹑科學的歷史潮流。中國漢族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於一役﹐“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話文﹐號召解放個性﹐從西方引進科學與民主﹐改造了儒家文化﹐使之順應自由﹑民主﹑人權﹑理性﹑科學的歷史潮流（當然沒有歐洲那麼徹底）。西藏從未出現類似的文化宗教改革運動﹐更未出現理性啟蒙運動﹐西藏文化至今仍然是一個中世紀式的宗教文化。雖然中共廢除了政教合一﹐在文革中“消滅”了西藏宗教﹐但1980 年後﹐中共又不遺餘力地恢復了西藏宗教﹐於是中世紀式的西藏宗教按其本性又要求恢復政教合一﹐每次騷亂都由喇嘛尼姑打頭陣就是明證。西藏宗教重又吸收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勞動力（僧尼越來越多）與民眾的時間精力﹐使之不能用於發展生產。藏文至今無法譯介科技知識與現代社會科學。更重要的是﹐喇嘛教的非理性的思維方式繼續束縛藏人﹐使之無法發展科學與民主的必要前提—-理性思維﹐藏人重又狂熱崇拜達賴喇嘛（比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更厲害）就是明證。
甚至藏人中的有識之士也在搖頭。有位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他曾聽到西藏文化廳的兩個藏幹議論宗教。來自拉薩的藏幹說﹕西藏的“宗教政策” 落實得不夠﹐西藏的宗教還應大發展。來自甘南的藏幹則說﹕藏族之所以落後﹐就是宗教麻醉人民﹐阻礙社會和科技發展﹐現在宗教搞過頭了。然而中國政府自 1980年以來給西藏巨額補貼﹐又派出大批漢族專業人員進藏大興土木並管理各種現代設施﹐把現代物質文明免費奉送到藏人手中﹐讓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地坐享其成﹐根本感覺不到有學習科技知識﹑培養理性思維的必要。中共不計血本培養的藏族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文史哲專業的﹐不學科技就不知道西藏文化的缺陷﹐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在對西藏文化只許說好不許說壞的指導思想與輿論環境下﹐他們大都成為和丹增一樣的西藏文化至上主義者﹐西藏大學藏文系的學生在歷次騷亂中打衝鋒﹑被稱為藏獨系就是明證。1988年3月5日騷亂時﹐西藏大學藏文系學生班長洛桑丹增持刀刺死了在大昭寺外面徒手站崗的武警班長﹑康定藏人袁石生（8）。他被捕後﹐他的同學紛紛去探監﹐尊他為藏獨英雄。他被判死緩﹐由於美國某些議員的關切﹐他被一再減刑。我在西藏時就聽一個藏族同事說過﹕我們西藏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化﹐我們藏族不需要你們漢族﹗—-雖然他也和所有的藏人一樣不遺餘力地爭工資﹑爭福利﹑爭房子﹑爭美差（這些被爭的東西都是中共用漢族的血汗提供的）。中共用漢族的血汗包養西藏的結果是被包養的藏人得出藏族不需要漢族的結論﹐可謂始料未及。
_ 4﹑農牧民不關心獨立
我在上面用“藏人”一詞﹐當然是泛指﹐具體到每個藏人﹐情況又很不一樣。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越低﹑年齡越大﹑離拉薩或各中心城鎮越遠﹑從中國政府那裡得到好處越少（相對而言）﹑與漢人交道打得越少﹑生活越貧困也越傳統化的藏人如大多數農牧民﹐對達賴喇嘛越虔誠﹑對中國政府越尊敬﹑對漢人也越友好﹔反之﹐文化程度越高﹑年齡越輕﹑離鄉村越遠﹑從中國政府那裡得到的好處越多﹑與漢人關係越密切﹑生活越富裕也越漢化的藏人如藏族幹部﹑職工﹑市民﹐對達賴喇嘛越不虔誠﹑對中國政府和漢人越仇恨﹐這種矛盾的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
前一種藏人是本色的藏人﹐他們只有宗教意識﹐沒有政治﹑國家意識。他們雖然從宗教感情出發﹐對達賴喇嘛最虔誠﹐卻聽不懂達賴與西方電台的政治宣傳﹐ 不知自由 ﹑民主﹑人權﹑獨立為何物﹐也不崇美媚美﹐沒有民族主義狂熱﹐沒有政治野心﹐所以不恨中國政府﹔遠離花花世界（中心城鎮）﹐不看也看不到電視﹐對生活水平的期望值低﹐並不狂熱追求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與漢人接觸也少﹐所以不嫉恨漢人﹔由於中國政府自1980 年以來﹐不僅不迫害藏人﹐不限制宗教活動﹐反而分地﹑畜到戶﹐取消農牧稅和農牧區工商稅﹐給予農牧民大量好處（全民公費醫療與教育﹑免費或廉價生產資料與技術服務﹑各種優惠貸款與福利救濟等）﹐他們對中國政府和漢人頗為感激﹑尊敬。用一個藏族老農的話來說﹕“共產黨管現世幸福﹐達賴喇嘛管來世幸福。”現世來世的幸福他們都要﹐於是在物質上認同中共﹐在精神上認同達賴﹐兩者並行不悖﹐也不覺得有什麼矛盾。當他們剛好身在騷亂現場（這樣的概率當然是很小的）﹑ 受到喇嘛尼姑以達賴喇嘛名義的煽動﹑處於宗教狂熱中時﹐也會跟著高喊獨立﹑打砸搶燒漢人商店與政府機關﹔當他們蹲在家鄉的承包地裡﹑享受中共的好處時﹐又尊敬政府﹑善待漢人。中共對藏農牧只實行半包養政策﹐尚未養成他們一切依賴中共供給的心理。即便家鄉的喇嘛尼姑向他們宣傳達賴喇嘛的獨立主張﹐他們也不過是一個耳朵進﹑一個耳朵出﹐他們想不出獨立對他們有什麼好處。這樣的藏人在農牧民中佔了絕大多數﹐所以拉薩的騷亂始終擴散不到鄉下去。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時發現﹐西藏“農林牧漁業勞動者”佔全區在業人員的79.1%﹐其中文盲半文盲佔79.4%﹐小學畢業佔19.7%﹐初中畢業佔0.8%﹐高中專畢業佔0.1﹐大學畢業為零（9）。如此低下的文化素質是藏農牧一方面虔誠信教﹐另一方面又聽不懂藏獨宣傳的根本原因。
如今50 歲以上﹑出身農奴和奴隸的藏人對農奴制的黑暗殘酷與中共的解放之恩尚有記憶﹐他們至今認為“毛主席的恩情是永遠不能忘記的”。近年來中共在寺廟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時﹐請要求獨立的年輕喇嘛的父母去給他們憶苦思甜﹐據說還頗有成效。有位朋友告訴我﹐1986年他去當雄鄉下時﹐聽說有個40多歲的鄉黨支部書記“請假回家”（退黨辭職）了。我的朋友去採訪他﹐他說現在共產黨為資產階級服務﹐窮人貸不到款﹐富人貸款送上門﹔寺廟越修越大﹐（鄉村民辦）小學卻因沒錢解散了﹐所以他不幹了。談話間﹐他向一位鄉鄰借兩百元錢﹐後者說只有二﹑三十元。這時一個昔日的“富牧”的兒子表示願意借兩百元給他。他說﹕“你的錢再多我也不要。”“富牧”之子說﹕“你怎麼這樣說﹐你以前也沒有整過我嘛。”他說﹕“我以前不整你﹐是因為黨的政策好。”人民公社解散後﹐農牧區基層幹部失去了權力﹐他們中許多人因不善於經營而變成了窮人﹐而昔日被專政的“農奴主”﹑“牧主”﹑“富農”與“富牧”及其子女卻因頭腦靈活而發了財。但中共當年培養出來的翻身農奴幹部依然保持了當年的“階級立場”。雖然不合時宜﹐卻至少說明﹐藏農牧中還是有一批人至今對達賴喇嘛與舊西藏的社會制度持仇恨態度。如果藏獨真的成了氣候﹐只要中共一聲令下﹐他們就會堅決投入反對藏獨的戰鬥中去。至於說他們已經老化﹐很快會消逝﹐那麼他們是達賴喇嘛的同輩人﹐可以奉陪到達賴喇嘛也消逝。
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1988年去西藏進行問卷調查時意外地發現﹐拉薩老城市民中有4.8%不信教﹐而農牧民中竟有12%不信教（10）。據知情者說﹐去拉薩朝佛的藏人在“喇嘛書記”伍精華時期達到高潮﹐1990年以來大幅度減少。可見信教與否和文化程度有時並不成正比關係。推想起來﹐在經濟改革大潮中﹐大多數拉薩老城市民的生活反而沒有某些頭腦靈活的農牧民改變大 ﹐後者中間某些人（如前所述﹐這些人往往是文革中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學會或適應了新的﹑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嘗到了個人奮鬥﹑精明計較﹑理性思維﹑發家致富的甜頭﹐原有的安貧樂佛﹑不思進取﹑超度來世的宗教觀念因而被轟毀。不言而喻﹐藏幹不信教的比例要高得多﹐可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西藏總的氣候（天）固然恆古不變﹐但城鎮及其週圍與公路沿線的小氣候（局部的天）卻變了﹐那裡的藏人的文化心理結構（道）也會跟著變﹐這就是皮亞杰所說的“順應機制”（後文詳述）。
_ 5﹑藏族精英恩將仇報
城裡的中青少年藏人在生活方式上已經漢化西化了。他們愛吃大米﹑川菜甚於糌粑﹑羊肉﹐愛喝啤酒﹑可口可樂甚於青稞酒﹑酥油茶﹐愛穿西服﹑牛仔褲甚於羊皮袍﹐ 愛點電燈甚於酥油燈﹐愛用自來水甚於河水﹐愛乘汽車﹑摩托車﹑飛機與騎自行車甚於騎馬﹐愛燒煤氣灶甚於牛糞﹐愛看西醫甚於藏醫﹐愛學漢語文﹑英語文甚於藏文（為了經商賺錢）﹐愛住西式鋼筋水泥公寓甚於石木藏房﹐愛用沙發﹑大衣櫥甚於藏凳﹑藏櫃﹐愛跳迪斯科甚於踢踏舞（藏族民間舞﹐跳時腳不離地﹐反復搓動﹐ 踢踏有聲）﹐愛聽愛唱港台流行曲甚於藏族民歌﹐愛去歌廳﹑舞廳甚於寺廟﹐愛看電視﹑電影﹑錄像甚於轉經拜佛……他們享用的這些現代文明的成果﹐全部是由中國政府用漢族納稅人的血汗錢和漢族進藏專業人員的血汗提供的﹐而不是他們用自己的血汗與智慧創造的。這樣一來﹐他們和中國政府及進藏漢人就難分難舍了。正因如此﹐他們就更加仇恨中國﹑嫉恨漢人。因為他們受過中國政府提供的免費教育﹐會聽達賴和西方電台﹐會喊自由﹑民主﹑人權﹑獨立的口號﹐曉得西藏是藏族的西藏﹐西藏自古是獨立國家﹐中國用武力霸佔了西藏﹐中國消滅了120萬藏人﹐中國毀滅了西藏文化﹐中國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國還派出那麼多漢族專業和輔助人員進藏大興土木﹐建造發電廠﹑輸電網﹑電視台﹑電視轉播網﹑電影院﹑醫院﹑學校﹑商場﹑舞廳﹑歌廳﹑賓館﹑ 錄像館﹑公寓樓﹑自來水廠﹑公路﹑機場……這不是殖民主義又是什麼﹖何況進藏漢族專業人員還拿和藏族職工一樣的高薪和津貼﹐穿的用的比藏人還洋氣﹐業務與技術比藏人還好﹐新名詞﹑新花樣比藏人還多﹐在藏族的土地上神氣活現﹐叫我們藏人怎麼氣得過（請回憶前文所述班禪的毫無自知之明的嫉妒心與攀比心）﹖我們藏族一定要把所有的漢人都趕出去﹐把西藏變成藏族的一統天下。我們有達賴喇嘛做領袖﹐達賴喇嘛有美國支持﹐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的國家﹐西藏獨立了 ﹐美國會給我們比中國政府給的財政補貼更多的錢﹐讓我們生活得比現在更富裕﹑更現代﹐就像我們從電影電視裡看到的美國人那樣﹗—-以上的話並不是我憑空想象﹐而是我和我曾在或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在與藏族同事長期共事中聽到﹑觀察到﹑體驗到的藏人特別是其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中青年藏人的普遍心理﹐ 這也就是《天葬》所說的“藏人對漢人的依賴和對漢人的憎恨存在¨一個難以思議的正比關係”（11）的由來。
我之所以在“良好教育”上面打引號﹐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否良好尚屬疑問。中國政府對藏族學生在高考中一向實行優惠政策﹐1983 年西藏高考錄取分數線對藏漢考生分別為100分和200分﹐相差一倍。有個藏族考生六門課總分僅為60分﹐也被錄取為大學生（12）。1986年至 1991年西藏對少數民族考生的高考錄取分數線僅為200分﹐而同年其他省市的錄取分數線都在400分以上。1989年西藏大學錄取的數學專業36名新生中﹐數學最高分為51分﹐最低分為12分﹐平均26分（13）（按100分為滿分﹐60分及格）。西藏高考分數奇低反映了西藏中小學質量奇低。在西藏教育最發達的拉薩市﹐1989年中小學畢業生考試成勣如下（14）﹕
類別 漢文班 漢文班 漢文班 藏文班
平均分 及格率 平均分 及格率
小學畢業匯考 47.1 35.0% 23.1 1.0%
初一新生統考 50.9 39.6% 22.5 0.0%
高中昇學考試 20.6 4.3% 9.2 0.0%
高一新生統考 25.7 3.9% 9.5 0.0%
據在西藏工作過30 年的一位教師朋友告訴我﹐藏族學生的數理化生（物）成勣普遍很低。1990年高考時﹐西藏共有345名少數民族（絕大部分是藏族﹐此外還有西藏當地的門巴族﹑珞巴族等）考生報考理工醫農類﹐占全部少數民族考生934人的37%（63%報考文科）。這些理科考生的數學平均成勣為18分﹐物理為16分﹐化學為 20分﹐生物為16分（15）。學校只好降低錄取分數線﹐把大量不合格的考生錄取為大學生。從表面上看﹐這是藏文沒有科技詞彙所致。1980年以來﹐自治區教育部門花大力氣編譯藏文中小學教材﹐為此創造了大量藏文科技詞彙﹐所以才能在拉薩市的中小學裡開設藏文班。然而造詞並不是簡單的字母相加﹐而是塑造概念的過程。這些藏文教材裡科技詞彙表意的準確度及教材的編寫質量都大成問題（前文已詳述）。從深層看﹐它反映了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維的缺陷﹐所以藏族學生大都避難就易地報考文科﹐報考研究生者更是如此。1988年西藏高校少數民族教師共有185人﹐其中教授數理化的僅佔8.65%（16）。不學數理化就無法培養理性思維﹐從而使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維的缺陷更難糾正﹐西藏文化至上主義更加昌盛。
西藏的教師水平又如何﹖西藏各大學的漢族教師大都是兩年一換的內地各大學援藏教師﹐難有穩定的統計數字。1987 年西藏各高校共有少數民族教師185人﹐無一畢業研究生﹔大學本科畢業生有66人﹐佔總數的36%﹔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有119人﹐佔64%。西藏各中專共有少數民族教師218人﹐其中大學本科畢業生有70人﹐佔總數的32%﹔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148人﹐佔68%。西藏各高中共有少數民族教師81人﹐其中大學本科畢業的36人﹐佔總數的44%﹔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45人﹐佔54%（17）。經過十年發展﹐有大學文憑的少數民族教師大為增加了。然而他們大多數是由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高中﹑中專與大學教師培養出來的。不難想象﹐以如此低的考分進校的藏族學生在如此低質量的教師教育下畢業時專業水平如何﹐然而他們都被當作大學生畢業生和畢業研究生分配工作。由於中共高度強調培養藏族幹部﹐他們大多很快被提拔為官員﹐領導許多漢族業務幹部。又不難想象﹐面對有真才實學的漢族同事或部下﹐他們的心態如何。他們在內心深處自然明白自己的業務水平遠遠不如自己的漢族同事或部下﹐但為了維護自己及藏族的面子與尊嚴﹐他們又要擺出比漢族同事或部下更高明或者至少一樣高明的樣子﹐結果不免經常出洋相﹐甚至出事故。惱羞成怒之餘﹐他們恨不得把漢人全部趕走﹐那樣就再也無人和他們比較﹑出他們的洋相了。所以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藏人即藏族精英越恨漢人﹐越要鬧獨立。
《人民日報》駐拉薩記者劉偉寫道﹕“電視裡西方國家的先進使看電視的人目瞪口呆。以前在西藏﹐藏族人參照對象只有漢人﹐良莠並收﹐現在呢﹐參照對象由單一的漢人變成多元係數﹐有外國遊客﹐有香港人和明顯富有的印度﹑尼泊爾商人以及歸國藏胞。於是一些藏族人把怨氣出在了拉薩的漢人身上。我認識一個年輕的藏族大學生﹐他給我說﹐如果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英國簽約﹐西藏就歸東印度公司了﹐西藏會和印度一樣發達起來。漢人的政治災難害了你們漢人﹐也害了我們藏人。（18）” 由此可見﹐缺乏理性思維不僅妨害藏族精英學好自然科學﹐還妨害他們學好社會科學﹐使他們難以具備一個現代人必須具備的起碼的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常識。那位藏族大學生似乎不知道印度早在40多年前就脫離“東印度公司”獨立了﹐也不知道今日的印度比中國還落後﹑貧窮﹐他單憑他在拉薩街頭看見的印度﹑尼泊爾富商與富有的歸國流亡藏人﹐就得出十三世達賴如把西藏賣給英國西藏今日就會像印度一樣“發達”的結論﹐真叫人啼笑皆非。西藏四週都是高聳入雲的雪山﹐拉薩就像一口深井﹐從井底看世界﹐不免會產生井蛙觀天的效應。
中共優待藏族的本意是希望藏人感恩戴德﹐結果適得其反。他們低估了西方與達賴宣傳的影響﹐也忽視了人性的某些暗區。《天葬》說﹕“奇怪的是那些從小被送到中國內地上‘西藏班’﹑‘西藏中學’和‘民族學院’的藏人﹐往往反漢情緒最強﹐而且越在中國內地的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學﹐學歷越高﹐越有西藏獨立的意識。（19）”一點也不奇怪。如前所述﹐藏文沒有科技詞彙﹐中國政府雖然千方百計地創造藏文數理化詞彙﹐編篡藏文數理化詞典﹐編譯藏文中學教材﹐由於翻譯人員的素質太差﹐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至於大學理工醫農與社會科學的詞彙﹐在藏文裡一概闕如。那麼無論在西藏的大學﹐還是在北京的大學﹐都只能用漢語文教授除藏文以外的所有課程。藏族學生本來就缺乏理性思維﹐再用非母語的漢語文學習﹐困難自然比漢族同學大得多。所以中共要將藏族考生的錄取分數線降低一半﹐然而這樣反而更糟糕。藏族學生入學後一開始就落在漢族同學後面﹐大多數直到畢業時都趕不上去。雖然漢族老師與同學受紀律約束﹐不敢嘲笑他們﹐他們自己心裡就很不好受。如果現在還是“遣唐使”時代﹐他們只會更加欽佩﹑崇敬漢文化﹐更加虛心﹑謙恭地學習漢語文。因為那時東亞各族只知道世界上唐朝文化最發達。然而當今世界乃是信息時代﹑人權時代與文化相對主義風靡的時代。當他們從西方與達賴電台及其他渠道的宣傳聽說西藏自古以來是個獨立國家﹐中國侵略了西藏﹑消滅了120萬藏人﹑毀滅了偉大悠久光輝燦爛的西藏文化﹑把西藏變成了殖民地﹐ 中國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全世界都嚴厲譴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世界頭號強國支持西藏獨立時﹐他們就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原來我之所以學習不好﹐在漢族老師與同學面前抬不起頭﹐不是因為我智商低﹐也不是因為藏文化比漢文化落後﹐而是因為受到了中國殖民主義的歧視壓迫﹐只有西藏獨立了﹐我才不會受漢人的歧視壓迫。於是他們變成了西藏獨立的堅決擁護者﹐中國與漢人不共戴天的敵人。
這種情形頗類我在文革中的見聞。文革前幾年﹐毛澤東大力推行階級路線﹐中國各大學不得不降低錄取分數線﹐招收了許多學習不好的貧下中農子弟。他們入學後功課趕不上﹐在領導﹑老師與同學特別是學習好出身不好的同學面前抬不起頭。文革一開始﹐毛澤東教導他們﹐文革前中國所有的學校都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了政﹐他們頓時歡喜若狂。因為他們恍然大悟﹕原來我之所以學習不好﹐在領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老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同學（剝削階級孝子賢孫﹑黑五類﹑狗崽子）面前抬不起頭﹐不是因為我腦子笨 ﹐而是因為我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了政。為了反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迫害﹐他們便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瘋狂地虐待﹑折磨﹑侮辱與迫害黨委領導（放低錄取分數線把他們招進大學的恩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執行者）與眾教授﹐以及出身不好而學習很好的同學。可見恩將仇報也是普遍的人性暗區﹐並非藏族獨有﹐特別是當有極其強大的權威以某種極為崇高的理論與口號大肆煽動的時候。這些在內地的藏族學生的心理狀態與文革初的某些漢族貧下中農大學生的何其相似﹐只不過是將毛澤東的教導換成了西方與達賴的宣傳﹑將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換成了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而已。
使藏族學生心理失衡的因素遠不止學習一項。單說漢地大都市的繁華就足以令他們由震驚﹑艷羨發展為失落﹑自卑﹐因為他們讀完書就必須回西藏﹐不可能終身享受那種繁華（現任西藏自治區文教書記丹增曾為復旦大學末代“工農兵學員”﹐他在畢業時曾要求分配在上海工作﹐足見藏人對漢地大城市的艷羨與留戀）。而且越是在中心大都市如北京﹐這種失落與自卑感就越強烈。失落自卑到極點就會產生逆反心理（阿Q就經常由極度的自卑轉變為極度的自尊﹐當別人嘲笑他頭上的癩瘡疤時﹐ 他就說﹕“你還不配”。國學大師辜鴻銘則說﹕西方人嘲笑中國人髒﹐中國人就是髒得好﹔西方人嘲笑中國女人纏小腳﹐ 中國女人就是纏小腳纏得好）﹐這時西方與達賴電台宣傳的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就變成為他們的心理武器﹐強烈的失落與自卑就變成為對中國與漢人的瘋狂嫉恨與仇視。許多來美國的漢族留學生與訪問學者也經歷過類似的心理歷程﹐只不過將嫉恨的對象由中國與漢人換成美國與白人而已。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還有藏族天生能歌善舞﹐不免引來某些漢族女同學的好奇。幾番交往後﹐前者便試圖向後者求愛﹐結果大多被拒。或者明知會被拒絕﹐根本不敢啟齒﹐只在心裡暗自煎熬。無論是公開被拒還是暗自煎熬﹐都被當事者視為奇恥大辱﹐都會引起極端自卑﹐於是西方與達賴電台宣傳的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就變成了使極端自卑逆反成瘋狂嫉恨與仇視的酵母。
其實這類故事在西藏也每天都在發生。在西藏各單位裡都有一批業務能力強的漢人挑大梁（正因如此﹐他們才被派到西藏去）。這就引起藏族同事與上司的嫉妒。這種同行嫉妒與平庸上司對能幹下屬的嫉妒在漢族內部也司空見慣﹐但在西藏卻會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轉變成民族仇恨與獨立訴求。
又如西藏各單位的漢人每一年半可以回內地探親三個月（這也成為藏人嫉妒的理由﹐如今藏人也可同樣帶薪離職探親﹐ 雖然他們的家屬就住在本單位的公房裡）﹐他們回到單位時﹐就會帶回來許多新玩意﹑新花樣﹑新知識與新話題﹐諸如時裝﹑皮鞋﹑家電﹑錄像﹑CD﹑ 化妝品﹑流行歌曲﹑流行畫報﹑都市趣事﹑明星軼聞等﹐這些自然也會引起藏族同事的好奇與艷羨。按照文化相對主義﹐這些東西和羊皮袍﹑邦錦﹑卡墊﹑酥油桶﹑ 經幡﹑瑪尼堆﹑歡喜佛﹑轉經﹑神話﹑藏戲等並無高下好壞之分。可惜絕大多數藏人並不懂文化人類學與文化相對主義﹐無法超脫於“他媽的漢人就是比藏人文明﹑ 先進”的錯誤觀念。於是產生失落自卑感﹐然後被西方與達賴的煽動逆反成民族仇恨與藏獨訴求。
再如西藏的漢族職工只能生一個孩子﹐又善於安排生活﹐經濟上自然比收入相同卻生了兩個或更多孩子又不善於安排生活的藏族同事富裕些﹐於是這也成為嫉恨的原因﹐而對漢族同事的嫉恨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很容易發展成對中國的仇恨與對藏獨的響往。
甚至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也成為漢藏矛盾的原因。本來西藏的漢藏職工享受同樣的待遇﹐連中央照顧不適應缺氧的漢族職工的缺氧津貼﹐天生適應缺氧的藏族職工也分文不少。然而藏人卻認為中央的財政補貼是給藏人的﹐漢人到西藏來是來同藏人搶奪中央的財政補貼（我就親耳聽到這樣的話）。漢族職工自然不服 ﹐他們中大部分是專業人員﹐在內地也不愁找不到飯吃。他們自願或被迫到西藏來﹐本是為了向藏人提供現代化享受﹐為此他們在個人健康與家庭生活方面作出了很大的犧牲。藏人不僅不感激﹐反而說他們是來搶藏人的飯吃﹐並時時處處壓漢人一頭﹐更何況中央給西藏的財政補貼本是全國漢族的血汗﹐說起來進藏漢人更有優先權。漢人自然不敢把這話說出來﹐但藏族精英也猜得到﹐於是更加嫉恨漢人﹐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又變成對中國的仇恨與對藏獨的嚮往。– –有人可能會問﹐西藏獨立了﹐中國政府就不會給財政補貼了﹐藏族精英會不知道﹖如前所述﹐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既然美國如此關心西藏人權﹑支持西藏獨立 ﹐西藏獨立後﹐美國一定會送更多的錢給西藏﹐讓他們生活得更富裕更現代（不要忘記藏人的思維方式是非理性的神話–宗教思維﹐最善於幻想）。
蘇聯崩潰後﹐民族主義成了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思潮。西方趁機推波助瀾﹐利用民族主義肢解了南斯拉夫﹐間離了捷克斯洛伐克﹐還想以此分裂中國﹐西藏便成為他們的突破口。在西方的大力煽動下﹐西藏的許多精英產生了幻覺﹐似乎西藏一獨立﹐他們個個都能當上總統﹑總理﹑部長﹑大使﹐到國際舞台上大出風頭。中國政府給他們的官再大﹐也超不過省（自治區）級﹐哪有總統﹑總理﹑部長﹑大使威風﹑榮耀﹑過癮﹑瀟灑﹖
_ 6﹑倒過來的種族歧視
《天葬》舉了很多諸如漢人不願與藏人同座之類的例子﹐證明西藏問題起源於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20） ﹐這個觀點與達賴喇嘛如出一轍。他們都迴避了如下事實﹕自1980年以來﹐中共在政治﹑經濟﹑文化﹑衛生﹑教育﹑生育﹑社會﹑司法各方面實行抑制漢人優惠藏人的政策﹐並讓藏官掌握了絕大多數單位﹑部門的實權。即便是少數掌實權的漢官﹐受中央的“民族政策”的嚴厲節制﹐對藏人也萬事讓三分。所以今日西藏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在事實上﹐都不是漢人歧視﹑壓迫藏人﹐而是藏人歧視﹑壓迫漢人。絕大多數在藏漢人已變成了二等公民﹐他們即便在心底裡歧視藏人﹐也不敢表露出來﹐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對藏人更是萬事讓十分﹐所以會有那麼多進藏大學生放棄工作﹑戶口逃離西藏。我在西藏文聯工作時﹐文聯主要領導還是漢族（“老西藏”）﹐卻也受儘了藏族上司與藏族同事的氣。漢族上司雖然同情我﹐其官職也比欺負我的藏官大﹐卻對我愛莫能助﹐他根本不敢管束飛揚跋扈﹑目空一切﹑橫行霸道﹑胡作非為的藏官。在藏官當權的單位﹐漢人的處境更為悲慘﹐時時處處（分工﹑提幹﹑昇級﹑評職稱﹑分房﹑分福利﹑去內地出差﹑報銷﹑請假等）受到歧視﹑ 刁難﹑排斥﹑打擊﹐年輕漢女還會受到藏族上司的性騷擾。
王力雄從未在西藏的任何一個單位工作過﹐所以從未嘗過被藏人倚仗權勢欺負的滋味﹐也沒有機會看見那種場面。他在西藏接觸了大量在藏漢人﹐而有西藏戶口的漢人大部分是為藏人提供現代化享受的專業人員（有的也有一官半職﹐但無實權）及其家屬。他們進藏時曾經披紅褂綠﹑敲鑼打鼓﹐被譽為“建設邊疆﹑振興中華”的英雄﹐到了西藏卻變成了受藏官奴役與壓迫的現代奴隸﹐自然是一肚子氣。他們在藏人面前敢怒而不敢言﹐不免要在同胞面前大發牢騷﹐於是王力雄滿耳朵都是漢人嘲笑藏人的話。他從文化相對主義出發﹐認為漢人發牢騷時描述藏人落後愚昧的話都是種族歧視﹐卻看不到藏幹（包括藏官與一般藏幹即公務員）對漢人的種族壓迫。他把漢藏關係緊張片面地歸結於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既不公平﹐也不合實際﹐ 未能揭示西藏問題的實質。
當然﹐在西藏的漢人免不了會有文化優越感﹐即便不敢公開流露﹐也足以讓某些敏感的藏族精英覺察。正如王力雄發現的﹐藏農牧習慣於隨地大小便﹐他還引用吳忠信的話說拉薩市民也有這樣的習慣（21）。至今拉薩老城居民也還保留了這樣的習慣﹐只消到八廓街走走就可知道。從文化相對主義來說﹐這種習慣無所謂文明或野蠻。從存在決定意識的觀點來說﹐藏農牧在荒原上隨地大小便是天然合理的。然而當藏農牧在拉薩新區的商業街上隨地大小便時﹐就難以用“不同文化的價值體系是不可互換﹐也不可相互作為標準的。在一個文化體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個文化體系卻可能是好的﹐只要當事人自己覺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觀點並不重要（22）”來辯解。因為這種行為已經影響了公共衛生﹐侵犯了別人即“局外人”的人權（享有良好的環境也是人權）。1983年3月胡耀邦發起“文明禮貌月”活動時﹐拉薩市政府發出佈告﹐禁止在拉薩市內隨地大小便﹑隨地吐痰等﹐還組織藏族小學生上街宣傳。結果差一點引起人命案﹕有個藏族牧民在大街上小便時被小學生發現﹐後者上去勸阻時﹐前者竟拔出刀來揮舞﹐嚇得後者四處逃奔。當有個漢人把這事當作笑話說時﹐我注意到未讀過大學的藏人哈哈大笑﹐而讀過大學的藏人眼裡露出憤怒的神情。後者自然明白隨地大小便是不文明的行為﹐覺得那個藏族牧民在漢人面前丟了藏族的臉。正因如此﹐他就更加仇恨不隨地大小便的漢人。這一方面說明他有了民族文化群體感與榮譽感﹐另一方面也說明他的狹隘與缺乏反省精神。
也許王力雄會說那個把此事當笑話說的漢人是種族歧視。無庸諱言﹐絕大多數在西藏的漢人不懂文化人類學與文化相對主義﹐他們必然會自覺不自覺地用自己的價值觀念去評判藏人和西藏的各種事物與現象﹔就像美國人一貫用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念去評判漢人和中國的各種事物與現象一樣。美國人還理直氣壯地聲稱﹐他們的價值觀念是人類公認的價值觀念。這裡暫且不討論在大都市的人行道上隨地大小便與人類公認的衛生﹑環境﹑法治與人權觀念的關係。單說按照心理學﹐用自己的價值觀念評判他人是人類的共性與本能﹐連兒童都是如此。如果說漢人用漢人的價值觀念去評判藏人就是種族歧視﹐那麼藏人用藏人的價值觀念去評判漢人也是種族歧視﹐世界上所有民族在評判其他民族時都在搞種族歧視。換言之﹐人類的天性就是種族歧視。將種族歧視的定義寬泛到如此地步﹐的確是一件得心應手的武器﹐可以用來打擊任何人﹑任何民族。在西藏問題上﹐則可隨心所欲地打擊漢人﹐把一切問題都推到漢族對藏族的種族歧視上去。
讓我們來看看美國學者對“歧視”（discrimination）的定義﹕“任何剝奪特定集團的公民權利的行為”（Any kind of action taken to deprive members of a certain group of their civil rights）。種族歧視當然是“任何剝奪特定種族的公民權利的行為”。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種族歧視是一種行為﹐不是思想與言論。第二﹐被視為種族歧視的行為指的是剝奪公民權利﹐不是其他。上述學者對“種族主義”（racism）的定義是﹕“認為一個種族的人的智力或其他品質比其他種族的人要高。有關專家特別關切的是政權化的種族主義。這種種族主義滲入到社會機構如教堂﹑學校﹑政府和商務。它使少數民族的成員難以參與社會和取得進步。” （Belief that people of one racial group are superior in intelligence or other qualities to people of other races. Experts on racism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institutional racism. This racism that is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s of society like churches, schools,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This kind makes it harder for members of monority group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and get ahead.）（23）。值得注意的是﹐種族主義雖然是一種思想﹐但他們強調的仍然是種族主義的行為。
從《天葬》所列舉的一些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的例子看﹐有的確實是種族歧視﹐如在咸陽火車上漢族女學生拒絕與藏人同座﹑在青海漢族司機要漢藏乘客分座之類（在西藏自治區恐怕漢人就不敢那樣做）﹔有的卻很難說﹐可能是因為王力雄不了解西藏所致。例如他在西寧賓館裡聽一藏區漢官說﹕“喇嘛搞女人是犯罪﹐ 頂小喇嘛溝子不犯罪。”還說﹕“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雞交配﹐不禁拍著巴掌大笑起來﹐他這下可找到辦法解決喇嘛的性欲了。從此就有了‘雞姦’的說法。”王力雄評論道 ﹕“那位官員對這種下流笑話之所以能夠三十多年信以為真﹐津津樂道﹐我想就在於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過歧視的眼鏡看西藏。雖然紀律約束使他不會把這種歧視公開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會影響到他的思維﹐也肯定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他在藏區工作的決策和行為。”（24）
王力雄可能不知道﹐西藏寺廟裡確實普遍存在同性戀。1966 年我去北京串聯時﹐在中央民族學院看到藏族學生寫的大字報﹐揭發十世班禪喜歡雞姦小男孩﹐並譏之為“佛光照耀在男孩的屁股上”。由於中共的禁欲主義政策﹐ 那時的青少年極其缺乏性知識﹐如果事出無因﹐他們怎麼想象得出那樣的事呢﹖我當時根本看不懂。無獨有偶﹐平叛民改時﹐林田也在山南一個寺廟裡發現﹕“叛匪在時﹐哲蚌寺來的一個參叛喇嘛要雞姦一名年輕喇嘛﹐年輕喇嘛不從﹐被用刀子殺死了﹐還有兩個小喇嘛﹐每人被雞姦一﹑二百次”（25）。戈倫夫也說﹕“雖然同性戀被認為是一種罪惡﹐但在僧人中間似乎很普遍。在俗人中間幾乎沒有這類事情發生。在格魯派（即由宗喀巴開創的﹑以達賴喇嘛為首的黃教—-引者）同性戀似乎已經成了一種趨勢。有報道說﹐對同性戀甚至給予了鼓勵﹐因為這證明有關的僧人是‘獨身的’—-意指沒有和女人發生性關係。當然也有例外﹐有些在政府中任職的格魯派僧人就和異性有性關係。”他還說﹐“鐵棒喇嘛”（寺廟裡負責治安的喇嘛—-引者）“為了雞姦而綁架男孩﹐這類事件經常發生﹐以致一些男孩不得不成群結隊一起走﹐以免受害”（26）。查戈倫夫的資料來源﹐都是在舊西藏住過很長時間的歐洲人﹐如達賴喇嘛的英文老師﹑奧地利人哈勒（即美國電影《在西藏七年》的主角）﹐英國駐拉薩代表黎吉生﹐他們都會說藏語﹐出版了回憶錄﹐被西方稱為“西藏通”﹐可見西藏喇嘛盛行雞姦確是事實。王力雄可以說﹐在西藏文化裡雞姦不是罪惡或壞事﹐按照文化相對主義﹐那個漢官不應從漢族的道德觀出發嘲笑喇嘛雞姦。但他不能說﹐那個漢官出於種族歧視﹐對漢人捏造出來的醜化藏族的“下流笑話”“信以為真”﹐“津津樂道”。因為那個“下流笑話”的確是事實﹐所以也談不上是種族主義。
更重要的是﹐那個漢官只是在私人場合把這個真實的笑話告訴了另一個漢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不能被解釋為剝奪少數民族的公民權利的行為。因而根據美國學者的理論﹐這不能算是種族歧視。
王力雄還說﹕“至於倫理方面的因素﹐藏族跟漢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觀念雖然開放﹐但是用色相去換取金錢卻被他們視為極端羞恥的事﹐而已經 ‘市場化’了的漢人﹐早已經步入‘笑貧不笑娼’的境界﹐當妓女掙錢自然也就是漢人多。（27）” 真是天大的笑話。賣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之一﹐連古羅馬都盛行嫖妓。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古代中國﹐尚未“市場化”的漢族中也有的是妓女與男妓。藏族就那麼聖潔嗎﹖我親耳聽一位藏族老作家說過﹐舊西藏拉薩街上甚至有流浪藝人為了小費而當眾表演性交的事。我在拉薩時經常聽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的傳聞﹐ 那時漢族流民尚未大量湧入西藏。紀實文學《神秘雪域》記錄了一個藏人的話﹐也講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拉薩騷亂紀實》則寫到了一個被八廓街派出所以賣淫罪收容的藏族妓女（28）。
王力雄還說﹕“我親自聽到過一位中共軍隊的高級軍官這樣表達他的民族觀﹔‘人都有人性和獸性雙重性﹐區別在有的人性多﹐有的獸性多。先進的民族人性在獸性之上﹐落後愚昧的民族獸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對付劣馬的方式就是用鐵夾子夾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實。’那位高級軍官參與了1989年拉薩戒嚴的指揮。可想而知﹐他這種‘哲學’會在其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29）”
王力雄在同書中引用過 1934 年被噶廈政府剜眼的原藏軍總司令龍廈對1939年隨吳忠信去拉薩的國民政府官員朱少逸的談話﹕“西藏當政者愚昧無知﹐吳委員長與之講道理講客氣﹐直如對牛彈琴﹐安能望其了解﹖彼等又如頑皮之學童﹐老師仁愛優容﹐於是學童濫交害友﹐日趨放縱﹔一旦老師赫然震怒﹐饗以馬鞭﹐則學童又安分如初矣﹔試觀自尼波爾人來藏﹐拉薩即成為尼波爾人之勢力﹔英國人來藏﹐拉薩即成為英國人之勢力﹔今中央主管大員來藏徹底解決藏事﹐實易如反掌耳﹗（30）”
細品龍廈對藏族性格的分析﹐與那位中共高級軍官的“哲學”有異曲同工之妙。此話出自藏人龍廈之口﹐王力雄總不能說是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吧﹖那麼﹐他們在相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不約而同作出相似的描述﹐恐怕不能說是出於偏見﹐而是對客觀存在的事物本質的真知灼見。再說﹐那也只是那個中共高級軍官在私人場合對另一個漢人的言論而已﹐並未構成剝奪公民權利的種族歧視的行為。拉薩戒嚴的確是一個政治行為﹐下一章將證明﹐導致拉薩戒嚴的騷亂即便放在美國也會遭到嚴厲鎮壓的﹐1992年4月布什總統派兵開槍鎮壓洛杉磯黑人騷亂就是一例。雖然洛杉磯的黑人也打著“反對種族歧視”的旗號﹐至今還沒有人指責布什總統侵犯人權或種族歧視。
假如有漢人說漢人比藏人能幹與勤快﹐王力雄一定會說這是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然而戈茨坦卻發現﹕“在西藏的漢人相當吃苦耐勞。甚至那些激進的西藏民族主義分子寧願僱佣漢人而不是藏人﹐因為漢人的工錢低而又省卻不少麻煩（比如﹐漢人在工作期間接受差的食物﹐也不要求西藏傳統的禮物青稞酒）。（31）” 有個藏族作家也告訴美國記者Lena H, Sun說﹕“甚至藏人也寧可僱佣漢人﹐因為漢人更能幹更勤快。（32）”王力雄可能會說﹐在西藏文化裡能幹與勤快不是美德﹐無能與懶惰也不是缺陷。根據文化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不同文化的價值體系是不可互換﹐也不可相互作為標準的。在一個文化體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個文化體系卻可能是好的。上述美國學者與記者透過歧視的眼鏡去看待藏人﹐用美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去衡量西藏文化﹐所以會發出那種污衊藏人的報道。不過根據上述報道﹐似乎對漢人與藏人作出上述價值判斷（漢人比藏人更能幹更勤快）的也不是上述美國學者與記者﹐而是他們所採訪的藏人﹐而且是藏族精英﹐莫非藏族精英自己在種族歧視藏族自己﹖再說﹐戈茨坦自己就是著名文化人類學家﹐美國凱斯西部保留地大學人類學系主任與教授。想必他不會不懂什麼叫種族歧視與種族主義。顯然他認為客觀分析藏族的性格﹐指出其按美國價值觀是負面的地方﹐並不算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否則天下就沒有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了。
那麼在今日西藏究竟有沒有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呢﹖當然有﹐那就是中共的一系列抑漢優藏政策﹐這是不折不扣的針對漢族的政權化了的種族主義。即美國所謂的“倒過來的種族主義”（reverse racism）。這種政策經各單位的藏漢官員執行﹐變成了不折不扣的侵犯與部分剝奪漢人的公民權利的行為（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同工同酬—- 包括福利﹑醫療﹑陞遷—-的權利﹑平等地享受教育機會的權利﹑不受性騷撓的權利等等）。西藏的最高領導自治區黨委書記雖然是漢人﹐但他受中央的節制﹐ 也不得不執行這種抑漢優藏的種族歧視政策。漢人（哪怕是漢官）充其量只敢在私人場合對別的漢人發發牢騷﹐根本不敢在實踐中違反這種政策。相反﹐他們自己都是這種政策的受害者。王力雄對這種抑漢優藏的種族歧視政策視而不見﹑不置一辭﹐卻對漢人私下裡發的牢騷大加撻伐﹐並將其誇大成西藏問題的根源﹐可謂本末倒置。
王力雄還舉了一個兵站放電視的例子﹕“只要一開電視﹐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攜家帶口一起來﹐把電視房擠得滿滿。他們聽不懂漢話﹐無須保持安靜傾聽﹐彼此大聲地喧譁議論電視畫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鬧﹐兵站的人也看不成電視。開始兵站的人裝作關掉電視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看。很快藏民也明白這種把戲﹐ 關電視也不走﹐除非停掉發電機。電視必須靠發電機看﹐發電機聲音成了一種信號﹐無論何時只要一響﹐週圍藏民就自動到兵站集合﹐等著開電視。兵站曾經關閉大門不讓人進﹐藏民卻善於翻牆﹐不但擋不住﹐為了報復這種不友好的舉動﹐還會從外面把兵站大門反鎖﹐不讓兵站的人出入。為了看電視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與藏民打過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敵眾。如果事鬧大了﹐變成軍隊與地方的矛盾﹐也是對軍隊的處分重﹐所以兵站就乾脆不發電也不開電視了。”不過這一次﹐王力雄沒有把這事歸罪於漢兵的種族歧視﹐他很寬大地說這是“文化上的相互誤解和習慣上的相互不適應更準確”。不過他仍然認為漢人必須為“我們已經習慣的自我意識和權利計較感到羞愧”（33）。按照他的意思﹐漢兵應該天天開放這種令雙方都看不成的電視（藏人聽不懂﹐漢兵聽不清）﹐才算高尚。假如他家住在西藏﹐不知是否願意讓大群吵吵嚷嚷的藏族鄰居天天擠滿他家看電視﹑弄得他自己也看不成﹖
此事雖小﹐卻頗能說明問題。它形象地證明了中共的抑漢優藏政策使解放軍都變成了受了藏人的欺負也只有忍氣吞聲的二等公民﹐這與王力雄反復論證的漢人在西藏歧視藏人的結論剛好相反。如果把這件事放在美國﹐又會怎樣﹖美國天天指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想必是世上最尊重人權的國家了。然而美國是個法治國家﹐ 一切要依法辦事。美國的軍隊並無天天招待駐地週圍的老百姓看電視的法定義務﹐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不會允許老百姓進兵站。老百姓也就不會產生去看電視的念頭 ﹐後來也就不會為此發生衝突。即使發生了類似的衝突﹐也要按法律辦事﹐遭到法律懲處也是挑舋鬧事的老百姓﹐而不是軍人。中共為了討好藏人﹐在西藏推行抑漢優藏政策 ﹐使藏人恃寵撒嬌﹑得寸進尺﹐時時處處都要佔漢人的便宜﹑壓漢人一頭﹐ 而且永不滿足。我在西藏時發現﹐藏人借了漢族同事的錢或請後者回內地時帶買東西後常常不還錢。據一位在藏北工作的朋友告訴我﹐藏北只要一下雪﹐哪怕連地面都未蓋住﹐就大叫大嚷“雪災了”﹐要求中央與自治區政府撥款救濟。當中共與漢人不能或無法滿足藏人的無限制的慾望時﹐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便使他們產生了對中國與漢人的仇恨以及對西藏獨立的嚮往﹐這才是西藏騷亂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那些藏農牧倒未必會因此產生獨立的念頭﹐但在拉薩城裡﹐事情確實如此。
_ 7﹑藏族市民永不滿足
如前所述﹐1997 年西藏（非農業戶口的）市民總數為33.6人萬﹐其中藏族為26.7萬人﹐佔總數的80%。藏族國家職工（官員﹑普通幹部﹑工人）為11.5萬人﹐佔西藏國家職工總數的四分之三。西藏藏族市民中87%是國家職工及其子女﹐如加上這些職工的父母﹐則要超過90%。其餘藏族市民是政府資助的集體單位職工﹑個體戶﹑個體戶僱用的工人﹑臨時工與無業游民﹐以及他們的家屬。
1990 年拉薩市民（不包括農業戶口）為139810人﹐其中藏族為96341人﹐佔總數的69%﹔漢族40418人﹐佔總數的29%﹔其他民族3051人﹐佔 2%﹐其中大一半是回族﹐他們在拉薩已居住了許多代﹐以藏語為母語﹐信奉伊斯蘭教。拉薩藏族市民中的成年人大部分是國家職工或大學生﹐只有總人口約三萬的拉薩老城八廓街是例外。據1988年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抽樣調查﹐拉薩老城戶主中國家職工（包括退休職工）佔老城總戶數的41%﹐無業游民佔 38.5%（他們以擺攤﹑打零工為生﹐年均收入855元）﹐個體戶佔15.6%﹐農牧民佔1.6%。1988年老城藏族市民中54%的學齡人口（六歲及六歲以上）是文盲﹐大大高於1990年人口普查時拉薩城關學齡人口中的文盲比例25%﹐絕大多數老年藏人不懂漢語。最後﹐拉薩老城的藏人只有4.8%不信教 ﹐其餘都信奉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格魯派即黃教（34）（西藏佛教分黃﹑白﹑紅﹑花教四大派﹐達賴喇嘛只是黃教之首）。從上面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拉薩老城藏人的文化程度比藏農牧高得多（後者文盲半文盲佔79%）﹐所以許多人聽得懂西方與達賴的宣傳﹔無業游民的比例比拉薩新區高得多﹐所以許多人對中國政府有怨氣﹔絕大多數信奉黃教﹐所以許多人對達賴喇嘛比藏農牧還虔誠（藏農牧中不信教的高達12%﹐信教者分屬四大教派）。加以地處西藏宗教中心（大昭寺）﹐與流亡藏人有廣泛聯係（很多流亡藏人是從老城出去的﹐1979年以後紛紛回來探親﹐其中有許多達賴喇嘛的間諜）﹐所以歷次藏獨騷亂都由老城藏人充當主力﹐以老城為基地與中心﹐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在西藏時的同事﹑已故作家秦文玉在西藏住過13年。1989年3月5-7日拉薩騷亂時他在現場觀察﹐戒嚴後採訪了許多藏人﹐包括老城的藏人。下面是若干藏人在回答“為什么會發生藏獨騷亂”時的話（35）﹕
“騷亂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共產黨管轄下﹐我們是老百姓﹔獨立了﹐我們還是老百姓﹐反正當官輪不上我們。這一回和往常一樣﹐參加鬧事的人有三多﹕無業的多﹐待業的多﹐乞丐﹑想沾便宜的多。如果有共產黨的人﹐那是自己沒把自己的孩子管好。
“不錯﹐上頭這幾年對落實政策抓得很徹底。政策落實了﹐統戰人士天天來要房子﹐國家又沒有一個妥善安排﹐叫居民往哪裡搬﹖有的被逼¨搬出來﹐無家可歸﹐只得投親靠友﹐有的全家五﹑六口人﹐只能住一角季（即一根柱子週圍的房子﹐約七﹑八個平米）。這些過去的房主人拿到了房子﹐有的翻修了自己住﹔有的自己也不住﹐ 而是租給內地來做買賣的。一般房租每月一角季四百塊錢﹐當然我們現在比民主改革前還是好多了。那時住不上房子﹐還得交耳朵稅。
“年輕人的教育無人管﹐有人做小偷﹐甚至有的做了強盜也無人管﹐家裡沒辦法﹐政府又不管﹐怎麼可能不鬧事呢﹖
“我們八廓街的居民﹐大多是合作社的手工業工人﹐工資收入都不太多﹐可是酥油﹑牛肉的價格漲得這麼厲害﹐哪裡受得了﹖75年時每斤酥油1.5元﹐80年每斤四元﹐眼下每斤漲到10.5元﹐怎麼吃得起呢﹖牛肉也是這樣﹐只能看看咽口口水。其他的物價也是見風漲。
改革好﹐我們都擁護。改革後可以信教﹐可以做買賣﹐想做什麼都可以﹐也不怕頭上戴帽子﹐不怕說錯話挨批鬥。過去多年做不起的卡墊和藏櫃﹐都做起來了。但是開放不好﹐開放使內地的漢族生意人都湧到拉薩來了﹐他們像餓鷹似的﹐恨不得連肉帶骨頭把什麼都吞進去﹐賺錢的本領賊大。錢像流水一樣嘩嘩地被他們都賺去了﹐ 生意都被他們搶去了﹐開放不好﹐一點都不好。
“一鬧起來﹐日子一點也不安穩﹐心慌得很。經常有傳單貼在門上﹐‘吃糌粑的站出來﹗’‘趕走漢人﹐西藏要獨立﹗’獨立之後﹐也是山那邊的人回來當官兒﹐我們能得到什麼好處呢﹖但獨立之後我們能見到益西羅布（指達賴喇嘛—-引者）。
“我 49 年就當基層幹部﹐不是圖享受﹐是信共產黨。這麼多年﹐講良心話﹐大多數人生活水平還是提高了。但是共產黨的模樣卻不如過去好看了。幹部到底為誰﹖嘴上說的和實際做的不一樣。大長官現在跟誰親﹖廣播裡喊的和實際做的也不一樣。老百姓人口越來越多﹐住房卻越住越小﹐兒子女兒都長大了﹐工作卻不能都得到安排。現在什麼都要考試﹐當個清潔工人都要考試﹐考掃把﹖30年了﹐共產黨辦了不少好事﹐一想起第一個八年就心裡發熱。現在呢﹖難說……我們這一片500多戶 ﹐16個黨員﹐黨員和家屬沒有參加﹐只有十個青年參加了﹐出自七戶人家。一個30多歲﹐其他都是20上下的待業青年。這些青年跟我們當年不太一樣了﹐叫他們不要鬧﹐孩子們說﹕‘你給我工作呀﹗’”
改革開放﹐群眾有一句話﹐“自己的家鄉空著的﹐光輝照亮了別人。”內地的生意人到了拉薩﹐ 除了唸經和背屍體送天葬台不會幹之外﹐其他什麼都會幹﹐搶了當地人的飯碗。本地的裁縫﹑鞋匠都很失望。改革開放﹐引進人才和技術﹐而不是勞務輸出。我們這兒的勞力多得很﹐首先要¨眼於本區群眾的利益。現在內地各個省區都分得那麼清楚﹐寸土不讓﹐更何況我們邊遠地區﹑民族地區呢。清理﹐不能光清理康巴人和朝佛的﹐也要清理黑包工隊。市場管理人員﹐對釘鞋的本地人吆喝“去去去”﹐趕得跑來跑去﹔對那些大戶卻親熱得像貼牛糞餅﹐喚他們“阿伯喂﹗”
拉薩居民住房難。這幾年國家撥款﹐修了不少居民樓﹐但主要是分給幹部住的。普通居民房子小﹐光線暗﹐還有很多搖搖晃晃的老掉牙的房子。這些房子主人沒辦法﹐ 有時成群打堆地住到城關區的會堂裡去。可是你站到布達拉宮上往下一看﹐東邊﹐北邊﹐黃黃的一片儘是小院子加樓房﹐大多是一幢幢的私房。蓋得那個漂亮呀就跟壁畫上一樣。請問普通老百姓誰蓋得起﹖請問你幾十年不吃不喝工資加起來有多少﹐能蓋得起小宮殿一樣的花園樓房﹖
雞下蛋還得有個窩﹐沒有窩怎麼下蛋﹖現在居委會什麼也沒有。一個月十塊錢辦公費﹐連電話費也不夠付。手無寸鐵﹐發了根電警棍﹐又沒電﹐不如燒火棍。居委會現在只有打狗的權﹐掃地的權﹐掛牌子的權。騷亂一鬧起來﹐連你的掃把都拿跑了。有人說居委會搞土政策﹐但我們的土政策是為了貫徹洋政策。一個月開兩次會﹐不來扣副食補助﹐當然是土政策。但居民一個不剩地都來了。後來群眾說﹐“虧得你在大會上講了這麼多﹐要不我們的孩子又得遭殃了。”我們居委會在這次騷亂中只有一個人參加。群眾都慶幸得很。戒嚴﹐是對壞人的打擊﹐對群眾的保護。過去群眾舉起雙拇指說﹕“解放軍好﹗”現在有的武警同志檢查證件吆喝人把口罩摘下來。解放軍檢查了證件還向你敬個禮﹐還扶老人﹐這一扶就把金珠瑪米（藏語“解放軍”的音譯—-引者）的威信扶起來了。
城市管理最基層是居民大院。這次騷亂發生後﹐達木林居民大院第一組的組長用身子堵住大門﹐大聲喊道﹕“誰也不准出去﹗誰出去我揭發誰﹗”這是一位退休的藏族老工人。事後這個大院因為清清爽爽 ﹐沒傷人沒死人﹐大人小孩又圍¨叫他“波啦”（爺爺）﹐打心底裡感謝他。可是居民組長一分錢津貼也沒有。逢年過節乾送一條哈達﹐有時一點點酥油﹐真拿不出手。群眾反映﹐以前開會太多﹐一個禮拜三﹑四次﹐現在又開得太少了﹐大家像河灘上的沙子﹐捏不攏來。
我們的黨政機關﹑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機關有沒有抹油的﹖稅務﹑工商﹑城建被砸﹐群眾出氣﹐是否政策上有問題﹖是否原原本本把中央的政策落實到基層了﹖不正之風﹐走後門﹐執法犯法﹐貪污腐敗等現象﹐連騷亂分子都在議論呢。共產黨經營了30多年﹐還是有威信的。對違法亂紀﹑欺壓群眾的典型處理一批﹐威信就又起來了。
從收容審查的情況看﹐17歲至28歲的佔7%左右﹐這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堆龍德慶一個女學生說﹐我數學本來學不好﹐老師非要叫我學﹐我在班裡騷亂一下﹐西藏獨立了﹐我就不要學數學了。
還有個騷亂分子說﹕西藏獨立了﹐漢人都走了﹐中央給我們的錢就不會給漢人賺走了。
短短幾段話﹐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自從1984 年中國政府投入巨資興建43項工程後﹐大批漢族﹑回族與其他民族的個體戶追隨施工人員到西藏經商﹐這本是西方向中國推薦的市場經濟法則所致。達賴喇嘛與西方人權衛士一貫指責他們是企圖淹沒藏人的非法移民﹐那麼到中國去經商﹑投資的西方商人又算什麼﹖既然西方商人可以到中國去賺錢﹐中國內地的商販為何不可以到中國西藏去賺錢﹖這些內地商販自然要按市場經濟法則辦事﹐像西方商人一樣賺取商業利潤。這就使一向看慣了國營商店的低物價的藏人大為憤慨（國營店的物價之所以低﹐是政府不惜血本補貼的結果）。藏人一方面擋不住漢回個體戶出售的國營店裡沒有的新潮產品（時裝﹑皮鞋﹑家電﹑化妝品﹑美食﹑傢俱等等）與時髦娛樂（搖滾舞會﹑卡拉OK﹑黃色錄像等等）的誘惑﹐另一方面又心疼化掉的錢。在他們看來﹐漢人天生只應送錢給藏人﹐怎麼可以賺藏人的錢呢﹖連那個藏獨英雄都承認﹐他的錢是中國政府（在西藏人人都把中國政府稱為中央）給的﹐但他竟然認為西藏獨立後中國政府還有義務送錢給藏人﹐可見在藏人心目中﹐中國政府與漢人包養藏人是天經地義的﹑永世不變的。如今漢回個體戶竟敢賺藏人腰包裡的中國政府給的錢﹐無異於太歲頭上動土。所以藏族市民既離不開漢回個體戶﹐又恨透了漢回個體戶。每次騷亂都首先打砸搶燒漢回個體戶﹐連達賴喇嘛1993年5月25日發表的聲明在譴責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用催淚彈驅散打砸搶燒的騷亂者）的同時 ﹐也不得不對藏人襲擊漢人商店表示遺憾。他甚至說﹐如果藏人再使用暴力﹐他就要退出藏獨運動（36）。藏人對漢回個體戶的態度與北京上海市民既離不開個體戶的商品﹐又嫉恨個體戶發財的眼紅病如出一轍﹐可見人性都一樣。只是漢人恨個體戶﹐發發牢騷而已。藏人卻把藏獨騷亂當成了發泄這種眼紅病的絕好機會。
《天葬》證明了﹐漢回個體戶在西藏賺的主要是中國政府給西藏職工包括藏族職工的錢（37） ﹐這是那個藏獨英雄也承認的。由於西藏的行政大權已交藏官掌握﹐漢回個體戶要在西藏賺錢﹐就必須向稅務﹑工商﹑城建的藏官行賄﹐把他們賺來的錢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給藏官﹐方能得到與維持營業執照。後者拿到了賄賂﹐自然對他們格外親熱﹐於是藏人也遷怒於他們﹐連他們一起砸。
如前所述﹐美國學者與記者也發現﹐藏人在工作態度﹑技巧與對報酬的要求方面都競爭不過內地來的漢族流民﹐連藏族個體戶都寧可僱佣漢人。這本是市場規律所致﹐然而藏人競爭不過漢人﹐自然又是滿腔憤怒。
如前所述﹐早在1980 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孫鴻烈就發現西藏牧場嚴重超載﹐西藏的畜牧業已經到頂了。中國政府給藏人的錢越來越多﹐藏族人口也越來越多﹐可酥油牛肉由於自然資源限制無法同步增產。按照市場法則﹐其價格自然會飛漲。進藏漢人吃不慣西藏的酥油牛肉﹐他們吃的是內地運去的豬肉菜油。酥油牛肉由藏人直接在自由市場出售﹐中國政府既不經營也不收稅。它們漲價與漢人及中共毫無關係﹐卻也被藏人認為是中共與漢人的罪惡﹐成為藏獨騷亂的誘因。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共給昔日的階級敵人﹑今日的統戰人士落實了政策﹐後者反而不參加騷亂。《拉薩騷亂備忘錄》就寫到一個貴族公子去印度見了達賴喇嘛 ﹐後者要他留下﹐他寧可回拉薩。而昔日的翻身農奴被剝奪了勝利果實（房子）﹐就去參加騷亂。騷亂者最恨統戰人士﹐罵他們是“藏奸”﹐要砸政協。這裡可能也有眼紅病在起作用。中共從其“統一戰線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的教條出發﹐只顧討好早已威風掃地﹑老朽不堪﹑在藏族百姓中毫無號召力的舊貴族﹐卻忽略了經過文革訓練的﹑敢鬧敢打的平頭百姓﹐結果吃了大虧。
中國政府從八十年代開始才要求藏族市民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文革前與文革中根本無暇控制人口﹐藏族市民人口爆炸。西藏的企業只虧不賺﹐難以給高速增長的人口提供發薪機會。無業游民與待業青年自然滿腹怨恨﹐他們認為中國政府天生應該把他們包養起來的﹐藏獨騷亂就成了他們懲罰﹑報復中國政府的手段。
西藏的黨政官員也像內地的一樣腐敗﹐而且由於天高皇帝遠而更加腐敗。如前所述﹐西藏的藏官已佔西藏黨政官員的80% 以上﹐由於中共在紀律約束上也實行抑漢優藏政策﹐也由於漢官誰也不想在西藏養老﹑繁衍子孫﹐所以在西藏用公款造私房或多佔好公房的絕大多數是藏官。藏人羨在眼裡﹐恨在心裡。這與內地漢人痛恨官倒與腐敗的原因是一樣的﹐然而各自的結論卻大不一樣。漢人認為要根治官倒與腐敗﹐必須實行民主政治﹐所以他們參加或支持八九民運﹔普通藏族市民並無這樣的政治常識﹐他們不知民主為何物﹐單知借藏獨騷亂發泄對藏官腐敗的怒氣。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漢藏人性何其相似乃爾。
藏官們何止多佔好房﹑從事官倒而已﹐他們貪污腐化﹑貪贓枉法﹑營私舞弊﹑吃喝嫖賭﹑橫行霸道﹑胡作非為 ﹑飛揚跋扈﹑不可一世﹐被藏人稱為新的“三大領主”。這筆賬自然也要被藏人記在中國政府身上。有好幾個藏人告訴我﹐他們寧願要漢人當上司﹐因為漢官處事比藏官公正﹑清廉﹐我在西藏時深有同感。 1983 年我曾去樟木口岸採訪﹐親睹回來探親的普通流亡藏人在海關過境的情景。漢官對他們的態度不冷不熱﹑公事公辦。藏官則盛氣凌人﹑趾高氣揚﹐把他們呼來喝去﹑ 任意斥責﹐似乎他們都是些犯人。對流亡藏人中有點“身份”的﹐經統戰部門打招呼﹐則奴顏卑膝﹐百般逢迎。我不禁想起魯迅的名言﹕“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兇到絕頂一樣。（38）”可見人性哪裡都一樣。
1988年3月騷亂後﹐西藏某部門對參加了1987年9月27日與10月1日﹑1988年3月5日三次騷亂的某居民區的190人作了一次調查。其職業分類是﹕
非國家幹部職工市民127人﹐外地來拉薩的朝佛者和流民49人﹐幹部職工14人。
對127名非國家幹部職工市民再作分類調查﹐結果如下﹕
1）獨立者（出於明確的政治目的﹐堅決要求獨立的）12人﹐佔9.4%﹔
2）復仇者（對中共政府有很深的仇恨﹐一定要推翻中共政府的）13人﹐佔10.2%﹔
3）發財者（趁火打劫）17人﹐佔13.4%﹔
4）出氣者（因為物價﹑住房﹑稅收﹑招工﹑招生等心中不滿的）29人﹐佔22.8%﹔
5）盲從者與脅迫者（受藏獨分子煽動或脅迫的﹐大多是青年。比如藏獨分子喊“吃糌粑的站出來﹐把吃大米的趕走”﹐挨家挨戶敲門﹐要他們參加騷亂﹐並說如不參加 ﹐將來達賴喇嘛回來了﹐就要嚴懲他們﹐許多藏人就跟著參加。過後告訴中共警察﹐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要參加﹐只知道跟著別人走﹐跟著別人喊﹐跟著別人打砸搶燒。盲從者的人數這樣多﹐幾乎佔一半﹐似乎不可思議。但只要看看上文所引用的居委會幹部的話﹐就可明白這是真的。那話說﹐有個居委會在騷亂前把居民叫來教育了一番﹐結果該居委會只有一人參加騷亂。還有個居民大院在騷亂時有個老工人出來攔了一下﹐結果無人參加。戒嚴後未參加騷亂的人衷心感激這些居民幹部 ﹐可見藏人的盲從心理何等強烈）55人﹐佔43.3%﹔
6）精神病患者一人﹐佔0.8%（39）。
上述有明確政治目的﹑堅決要求獨立的與對政府有仇恨的加在一起還不及出氣者多﹐那些盲從者估計也有莫名之氣要出。我在文革中發現﹐越是貧窮﹑文化程度低的人越喜歡跟¨ 別人瞎起鬨﹐越是喜歡趁群眾性騷亂之機攻擊比自己富有或文化程度高的人。說到底﹐這是一種嫉恨心理在作怪。由此可見﹐藏獨騷亂也像八九民運一樣 ﹐成了許多藏人對各種使他們不滿的現象的泄憤口。這些現象中有的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美國也有通貨膨脹﹑貧富懸殊﹑僱工競爭﹑失業﹑貧民窟等）﹐有的是專制政權特有的（腐敗﹑特權）﹐有的是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引起的﹐也有的是人欲無止境造成的。中國政府既然要把藏族市民包養起來﹐藏族市民就理所當然地要求它滿足其各種各樣的﹑無窮無盡的慾望﹐並把一切不滿—-包括中學生學不好數學—-都歸咎於中國政府。
每次大騷亂後﹐中國政府都要給藏族職工加薪﹐控制物價﹐撥出鉅款加蓋住宅﹐免費分給藏人特別是騷亂主力的老城居民。拉薩老城總共只有8000 多戶居民﹐卻有2000多戶在1988年至1990年搬進了新房﹔到1997年底﹐共有5226戶搬進了新房（40）。既然騷亂能夠立竿見影地帶來巨大的物質好處﹐那麼藏人自然越鬧越起勁﹐中國政府只好再增加好處﹐結果形成了鬧則生利﹑越利越鬧的循環。1993年5月中國政府在西藏放開糧價﹐這本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改革﹐社會主義的糧本與糧票一向是西方的嘲笑對象﹐在中國內地也已放開糧價﹐沒出任何問題。為了照顧藏人﹐中國政府同時給全體藏族市民糧食補貼﹐這可是西方都沒有的仁政。不料藏人嫌補貼少﹐於5月24日在拉薩示威。開始只要求增加糧貼與工資﹐接¨就高呼“西藏獨立”﹐因為他們知道中國政府最怕藏人鬧獨立﹐雖然要求增加糧貼與工資和要求獨立是相互矛盾的。要求增加糧貼與工資意味著承認中國政府是他們的統治者﹐有義務包養他們﹔要求獨立意味著不承認中國政府是他們的統治者﹐如果他們有骨氣﹐就不應該用漢人的臭錢。他們還用石頭襲擊漢回個體戶﹐雖然後者與放開糧價毫無關係（41）。由此可見﹐藏族市民確確實實被中共的包養政策寵壞了﹐就像被父母寵壞了的小孩一樣﹐動輒以哭鬧逼迫父母滿足其無理要求。
當鄧﹑胡﹑趙制訂與推行懷柔政策時﹐一廂情願地認為藏人的思維方式也和漢人一樣﹐是實用理性﹐因而能自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與中共密不可分﹐從而自覺服從中共的統治。他們完全不了解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大大低估了達賴和西方所煽起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對美國的幻想。加以中共歷來喜歡進行虛的政治宣傳和學習運動﹐諸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卻很少進行實的利害關係教育運動。漢人從實用理性出發﹐會自覺考慮利害關係﹐毋需中共耳提面命。中共似乎不好意思或想不到告訴藏人﹕你們現在享受的現代物質文明都是中國政府用漢人的血汗提供的﹐西藏獨立了﹐你們就要回到舊西藏的生活水平上去。你們以為美國會出大錢包養你們﹖看看俄國和東歐的榜樣吧﹐他們變天後美國給了多少施捨﹖
_ 8﹑中共藏官反對獨立
如今不僅一般藏族幹部﹑職工和市民對美國﹑達賴和藏獨充滿幻想﹐連中共自己培養的藏族官員都在兩頭討好﹐大耍兩面派。許多藏官把子女送到達蘭薩拉去留學。
許多藏官白天在機關裡說黨話﹑做黨事﹐儼然是黨的好幹部﹔晚上在家裡卻對著達賴喇嘛的相片頂禮膜拜。1986 年以來﹐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下令黨員不得信教﹐幹部不得把子女送到達蘭薩拉去（已經去的要叫回來）﹐還命令公安部門收繳幹部黨員家裡的達賴相片 ﹐結果走過場。據知情者告訴我﹐許多藏官把達賴像放在毛澤東像的背後﹐白天讓毛像朝外﹐晚上翻過來。中共培養的藏族第一個音樂指揮家俄珠多吉則別出心裁﹐ 把達賴像放在貝多芬像的背後。前幾年﹐西藏歌舞團團長去香港訪問﹐西方記者問他如何看待達賴喇嘛﹐他說達賴喇嘛是我們藏族的精神支柱﹐回來後也無人過問。西藏文化廳廳長強巴平措在“地專班子調整”時﹐被揭發有三大問題﹕一是把文化廳的女演員當成自己的妃子﹔二是用公款修私房﹔三是托人通過達賴喇嘛的哥哥活動德國文化機構邀請他訪問德國。陳奎元認為前兩件都是小事﹐第三件不是一般問題﹐結果也只是將他平級調任實權較小的西藏文聯主席兼黨組書記。1989年3 月拉薩騷亂時﹐中國政府決定從3月8日零點起戒嚴﹐3月7日晚上7點廣播。為了保密﹐胡錦濤於3月7日下午5點才將此決定傳達到廳局級幹部﹐可是騷亂分子在下午兩點半就在衝賽康市場宣佈﹕今晚中共要行動﹐我們馬上撤退（42）。這說明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和常委中就有人在暗中煽動﹑指揮藏獨騷亂。流亡藏人的電腦新聞網World Tibet Network News發表的西藏新聞有許多是中共的機密﹐事後被證明是真實的﹐可見達賴特務已經成功地打進了中共西藏核心領導機構。然而中共至今對他們連立案偵察都不敢（我在西藏的朋友告訴我）﹐拉薩戒嚴後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與常委裡無一人受到處分。中共對於自己豢養的﹑吃裡爬外的藏族奴才尚且如此害怕﹑不敢嚴加管束﹐又怎能指望藏族百姓服從它的統治﹖
誠然﹐中共藏官吃裡爬外與其說是為了效忠達賴﹐毋寧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暗中煽動和指揮藏獨騷亂﹐可以向中共施加壓力﹐迫使其加緊撤退漢官﹑提拔藏官﹑加撥財政補貼﹐達到陞官發財的目的﹔強巴平措裡通達賴集團﹐可以去德國公費旅遊。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指出﹐人們在認識新事物時﹐除了同化機制外﹐還有順應機制（accommodation）﹐即經過一定的調節過程﹐使自己的認知結構部分或全部順應新事物。中共藏官特別是中高級藏官長期受到中共的訓練與漢官的影響﹐其思維方式已經順應漢人的實用理性﹐懂得冷靜地計算利害關係﹐利用中共的綏靖心理為自己牟取暴利。他們暗中煽動和指揮藏獨騷亂﹐並不意味著他們真的嚮往西藏獨立﹐更不意味著他們盼望達賴喇嘛帶¨流亡政府回藏奪權。果真那樣﹐他們豈不就得下台 ﹐失去中共給他們的地位﹑權力﹑特權﹑高薪﹑津貼﹑汽車﹑華宅﹑警衛﹑僕人﹑醫療﹑旅遊﹑妃子﹑賓館﹑豪宴……﹖相對於思維方式﹐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是更為深層﹑更為穩固的東西 ﹐某些中共藏官為了自己現世的榮華富貴﹐反對達賴喇嘛回藏掌權﹐但這並不妨害他們為了超度來世而偷偷頂禮膜拜達賴相片。他們的邏輯仍然是﹕現世靠中共豢養 ﹐來世靠達賴超度。
確實也有完全漢化﹑不信佛教的藏官﹔出身農奴或奴隸﹑對中共忠心耿耿的藏官。1989年騷亂時任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康巴翻身農奴子成對秦文玉說﹕
『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這是我們法院工作的至高原則。民憤極大的打砸搶分子﹐也必須查明實據﹐證據確鑿﹐量刑定罪。3月5日大騷亂﹐三路匯合在大昭寺廣場 ﹐北路﹑南路﹑東路領頭的是誰﹖打旗的是誰﹖總指揮是誰﹖必須一個一個查明實據﹐人證物證﹐鐵證如山﹐然後提交法律判決。策劃﹑煽動分裂祖國的骨幹分子必須嚴懲。
分裂思想不是今天才有的。59年一次﹐69年又一次﹐尼木﹑比如﹐捲進去18個縣﹐搶糧食倉庫﹐殺解放軍﹐打砸搶﹐這一次加了個“燒”。69年在藏醫院靠西的大語錄牌上出現了“西藏獨立隊”的傳單﹐後來很快破了案。……
有個著名的藏族老教授說得好﹕假如西藏真正獨立了﹐首先要爆發內戰﹐康巴人與衛藏人﹐山那邊流亡藏人與山這邊的紅藏人﹐首先要打內戰﹐藏族歷史上多次發生過﹐藏王朗達瑪死後他的兩個兒子還打得血流成河﹐各自割據﹐西藏分裂了三百多年﹐那才是黑頭藏民的大災難呵。』
時任武警拉薩支隊上校政委的翻身農奴曲達告訴秦文玉說﹕
『59年咱們沒有原子彈﹑沒有氫彈﹐只有一桿槍外加一個小背包。人家有噶廈政府﹑有軍隊﹑有幾千座寺廟﹐還有國際上那些白色朋友的支持。那時咱們國家打過了抗美援朝﹐也挺窮的。但那時人心齊。群眾對黨的話百說百信﹐能把心掏出來點燈。
62 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群眾拼命支前﹐一仗就把山那邊打得落花流水。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情況就有些變了。黨政機關的作風變了﹐軍隊的好作風慢慢也有點丟了。黨和軍隊的威信都沒法跟從前比了。不錯﹐是從文化大革命以後開始變的。我們和老百姓過去的關係是魚和水﹐現在呢﹐有點像雲和水。三大法寶還要不要﹖當然要。但不能一根鞭子放羊﹐無主無從。放羊還得看頭羊呢。黨的建設恐怕是帶頭的。從根本上端正黨的作風﹐提高黨的威信恐怕是主要的。黨的建設帶了頭﹐黨的政委黨的組織黨的群眾路線真正有了一個新氣象﹐與此同時再抓槍桿子和統戰工作﹐恐怕局面就完全不同了。這次騷亂少數黨員幹部也捲了進去﹐相當一部分人觀望同情態度曖昧。有一個單位的黨支部書記和經理打包票﹕本單位沒有一個人參加騷亂﹐結果呢﹐一下子就查出了五個﹐還搜出“青年大會黨”的綱領﹐還有燒貨物的汽油箱。媽媽的﹐我們的人在為誰說話﹖有意無意地在掩護誰﹖去年3月5日騷亂﹐公安武警戰士受傷300多人﹐犧牲一人﹔今年3月5日及後兩天的騷亂中﹐公安武警戰士又受傷400多人﹐犧牲一人。傷亡這麼大﹐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損失那麼大﹐部份幹部群眾還很不理解﹐對我們還有意見。有人認為公佈的騷亂分子和圍觀群眾16人死亡的數字打了埋伏。天曉得﹐既然死了人已是客觀事實﹐那麼死16人與死17﹑18或更多一點並不會改變問題的性質。當然並不排除有的騷亂分子受傷或死亡後隱匿不報這種情況﹐但根據我們的6所醫院及各個渠道匯總的情況﹐千真萬確死亡者只有16人。現在最讓人難過的是真話受人懷疑﹐流言卻總信以為真。我們有些幹部戰士包括我自己﹐有時真想罵娘﹐或者躲起來哭一場。這裡我透露一點軍事秘密﹐不得已透露一點軍事秘密吧。被騷亂分子用小口徑步槍打傷的兩名戰士所在的九中隊﹐那天面對那樣嚴峻的局面﹐戰士手裡拿¨的不是槍而是盾牌和木棍。犧牲了一名班長的三中隊﹐有35名戰士端¨槍﹐另75名戰士拿著木棍。說起來外界簡直不相信﹕戰士們手上的那35桿鋼槍﹐卻沒一粒子彈﹐全部都是空槍﹗集中保管的1400發子彈全部由一名排長背在軍用背兜裡﹐排長坐在 200米開外的汽車駕駛室裡。我們的小戰士就是這樣端¨空槍衝鋒﹐眼睜睜地用胸膛面對飛石與槍彈﹐眼睜睜地被打倒在血泊中。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這樣的軍隊﹐我不知道有誰打過這樣窩囊的戰爭﹐我們對不起的是這些小戰士的父母和他們的親人……（43）。』
這裡姑且不論細節的真偽﹐單說這兩位中共藏官的立場﹑感情﹑思維與語言﹐就可看出他們已完完全全漢化﹑黨化了。這種完全徹底站在中共立場上的藏官我在西藏接觸過很多﹐例如我在西藏文聯時的上司﹑文聯副主席﹑中共黨員﹑藏族作家益西單增在1987年10月1日騷亂後﹐在《西藏文學》1987年10月 25日增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斥“獨立”的夢囈》﹐下面是其全文﹕
『打一塊石頭六毛錢﹐打呀﹐笨蛋﹐想到要錢就得動手。這真是賺錢的好機會﹐千載難逢。六毛錢是一盒煙也是二兩酒哪﹐只有傻瓜才不幹。朝那些維持秩序的警察們的頭上﹐朝那些公安人員們的頭上﹐朝那些敢於阻擋的人群頭上﹐朝那些把頭從窗戶裡伸出來的人身上﹐朝那些手拿相機和錄像機記者的臉上﹐朝區黨委大門的牌子上 ﹐區人民政府的牌子上﹐朝那些看得不順眼的任何人的腦袋上……。
錢發動的世界奇跡出現了。為了抽一口煙喝一口酒的乞丐們懶懶地站起來去揀石頭﹔流竄而來的盲流們歡喜若狂﹔還有那些打扮得很時髦的無業地痞﹐幾方面的人精神一下子振奮起來﹐幾分鐘內變成了拉薩街上的僱佣軍﹐變成了效忠分裂分子的衝鋒隊。
帶著宗教感情而在政治上一竅不通的長袍大漢﹐赤裸雙臂﹐拆下馬路邊沿的大塊水泥磚﹐碰撞粉碎﹐供應長驅直入的打手們。街上的有的房門突然打開﹐從裡面倒出一堆又一堆幾天來準備的大量石子。吼喊聲如狼﹐比狼聲更尖更犀利。打不還手的武警指戰員迴避﹐無奈石子如雨﹐他們一個個地倒下去了﹐鮮血染紅了八角街﹐染紅了人民路﹗
披袈裟的人很懂行﹐掀翻汽車是為了漏油﹐一把火黑煙沖天﹐十幾輛汽車和幾十輛摩托頓時化為灰燼。“來呀﹐誰讓你藏在樓裡﹐ 出來打呀﹐誰不打兩天後會有人來找你算賬﹗”是泥沙﹐又是旋風﹐大有顛倒乾坤之勢。衝擊派出所﹐搶走收留在那裡的犯法分子。電視機﹑錄音機﹑卡墊﹑地毯﹑ 戶口檔案﹑居民身份證﹐還有槍支彈藥。各取所需﹐各顯其能。如此“西藏獨立”。頃刻間子彈在燃燒的火光中頻頻爆炸……大樓﹑商店變成了殘牆斷壁。
“西藏獨立”好不威風。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的十月一日。分裂分子中風大喊﹕“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我以為太陽被雪山獅子旗遮住了﹐我以為地球發生了逆轉﹐仔細一看﹐原來只是牆頭上的草在風中動了一動﹗
不知是什麼時候學會了笑裡藏刀—-微笑著接近你這個記者﹐還說﹕“你的照相機真不錯﹐給我看看﹗”你一交給他﹐他立即把相機擲在地上粉碎﹕“狗雜種我要你的命﹗”如果你稍遲半步﹐石頭就要砸破你的腦瓜﹗某些個洋人受到分裂主義分子的歡迎﹐什麼相機﹑錄像機請儘量使用﹗
當宗教感情變為第一的時候人要發瘋﹐一個披袈裟分子狂呼“獨立”﹐挽起胳膊倒上汽油燃燒汽車。這真是英雄形象﹐怎能不激動人心﹗不過﹐他早就想去自殺﹐而且也不是為了這個“獨立”。一個女的把光屁股對準消防車﹐硬是阻止了去救火的消防車的四個輪子﹗
分裂分子拿起衝鋒槍亂掃﹐無辜的孩子﹐少女倒在血泊裡。搶商店﹐搶行人的自行車和手錶。“西藏獨立”的十八般招式都用了出來﹗
雪山獅子旗﹐寫¨“西藏獨立”的標語滿街都是﹐奇怪的是願當分裂分子的人都不懂“雪山獅”是何原意﹐“西藏獨立”又是什麼東西﹗有一種人說“蒼蠅也是肉”﹐有人想吃蒼蠅便跟隨而去﹗
“西藏獨立”喊了幾十年﹐難道它真是那麼迷人嗎﹖就像第一次吃口香糖的人那樣﹐還想吃一次嗎﹖政教合一的達賴政權和他的噶廈政府﹐領主是領主﹐農奴是農奴﹐還想獨立到那裡去呢﹖所以﹐歷史上喊叫的“獨立”其用意是擺脫中央政府的領導﹐去投靠殖民主義者的懷抱﹗有的群眾說得好﹕“有的人總不喜歡吃自家鍋裡的肉﹐ 非要去喝外人碗裡的湯﹗”
那麼﹐現在又搞“西藏獨立”﹐它的意義何在﹐它有什麼好處﹖人民是追求光明與幸福﹐如果“西藏獨立”比社會主義好﹐比社會主義光明和幸福﹐那我們就沒有話說了﹐我們應該去追求真理。人總是嚮往好的嘛﹐大多數人總是能夠分辨好與壞嘛﹗可是﹐分裂分子的主張或者叫想幹的事﹔第一﹐把達賴喇嘛請回來﹐繼續當他從前的政教合一的總頭目﹐不是皇帝的皇帝﹐不是總統的總統﹐政治加宗教﹐奴役加鞭子。那麼往下又該怎麼做呢﹖ 就算滿足了追求者們的宗教感情和宗教願望 ﹐又如何過日子呢﹖分裂分子的有一句話說得很徹底﹕“各歸各﹐聽從命運的安排。”解釋應當是這樣的﹕過去的領主仍舊去當領主（共產黨拉攏的例外）﹐過去的農奴當農奴﹐烏拉差役制度不變﹐各就各位。當然﹐“那些有功的”（分裂分子）﹐大部分要變成新領主﹐要做“人上人”﹗舊社會所安排的命運是不能變了﹐解放前是什麼樣子就按那個樣子辦﹐你解放前穿什麼就穿什麼﹐吃的是什麼就吃什麼﹐住什麼樣的房子就住什麼樣的房子﹐現在的一切要全部廢除﹐這叫做“純純正正地做個藏族人﹐做個信教徒。保存藏族特色﹐保存古老文化﹗”美國的有些先生叫嚷這是“人權”。那好﹐既然有人想代表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我們就召集一個萬萬人的大會﹐讓大家舉手表決﹐看有哪些人聽從“人權”的安排去當領主﹐哪些人願意放棄現在的生活去當農奴和奴隸﹗讓我去當奴隸我是不幹的。在共產黨的解放下我好不容易得到人身的自由權利和幸福生活﹐我才不把受奴役當作什麼“人權”的追求﹗叫我去當領主我也不幹﹐我自己幹活吃飯﹐為什么還要去欺負他人和剝削他人﹖﹗
歷史是個鐵面無情誰也不能搬倒的巨人﹐你想要“西藏獨立”﹐還要問問歷史幹不幹﹖如果歷史說我願意倒¨走﹐倒回到原來的位置上﹐那麼﹐太陽也就會從西邊出來了﹗
我敢肯定地說﹐過去當農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願再去挨鞭子。佛教是與人為善的﹐為什么要打人呢﹖群眾說﹕“我們是信教徒﹐但舊社會我們是羊﹐領主任意宰割我們。現在我們能充分地信仰宗教﹐我們已經是過上好日子的人了。可是﹐現在還有人想把我們當成羊來往狼群裡趕﹐用心太惡毒了﹗”
“西藏獨立”的第二種做法是﹕趕走共產黨﹐趕走漢人﹐殺掉所有反對獨立的人﹗那個時候西藏也就真的清靜了﹐由現在的幾個無人區變成幾十個無人區或者幾百個無人區。農奴制度幾百年沒有抓住人心﹐共產黨政府幾十年就使西藏人民心服口服。
數一數吧﹐分裂分子﹐你們究竟有多少人﹗恐怕你們的人還沒有西藏現有的工廠﹑學校﹑醫院﹑商店﹑商樓大廈﹑公路﹑街道多﹐你們會有什麼膽量和能量﹗ “我們要自治﹐我們要獨立﹗不要中國人﹐也不要外國人﹗”稀稀落落的幾個分裂分子﹐叫你們去拆共產黨領導下幾十年來建設的人手都不夠﹐還想把世界倒過來﹖ 你們不想要的﹐人民群眾非要不可。 你們想把已經覺悟了的翻身農奴再趕回到原始人的蠻荒生活當中去—-男不男女不女﹐遮上不遮下﹐ 遮下不遮上。冠之以美名﹕“人權”﹐想靠個別美國人來標榜和搶救﹐這是當今最大的幼稚﹑狂妄和無能﹗我是歡迎你們按照“人權”去修行的﹕“獨立就是跟外界的一切斷絕關係﹐像喇嘛修行一樣長年住在山洞裡。”你們不能打倒人民群眾﹐因為人民群眾與你們根本不是一條心﹗“修行”是你們的唯一出路﹗
“西藏獨立”的第三種前途是去請外國人來幫忙。請求給點援助﹐給點錢﹐開恩賜福﹐可憐可憐。這是必然的﹐因為農奴制度的幾百年﹐沒有給西藏的經濟和建設帶來福音﹐相反是貧窮和衰敗。農奴能生產的一點東西都讓寄生虫們拿去了﹐還能留下什麼錢﹖﹗現在的群眾說得好﹕“祖國母親每年給八九億錢來建設西藏﹐ 還有哪一點對不起西藏人民﹖”可是分裂分子說﹕“不去要漢人主動給的﹐而去要自己願意討的﹐這叫普度眾生﹐真正信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去指導西藏的政治﹐難免要出現袈裟加牛仔褲﹐尼姑跳迪斯科的事情。洋人從來不白給錢和東西﹐你不跟¨他走﹐他就要你的命﹗在歷史上許多侵略分子想霸佔西藏﹐儘管西藏山高缺氧﹐但畢竟是旅遊的好地方﹐單是紫外線晒黑皮膚這一門生意﹐就能使臉色慘白的洋人把算盤珠子從一撥到十。
西藏能夠獨立嗎﹖能讓西藏獨立嗎﹖我敢斷定﹐在中國除了共產黨﹐別的任何集團和個人制定不了比現在更好的西藏的社會制度。如果你不信﹐咱們再舉例子比較﹐該對比的都拿來對比﹗』
姑且不論該文的黨八股腔﹐也不論文中的奇思異想和奇特邏輯（他自己不喜歡口香糖就認為別人也不喜歡﹔他認為洋人之所以支持西藏獨立﹐是因為看中了西藏陽光強烈﹐可以晒黑他們的白皮膚）﹐單看它所表達的立場與感情﹐無庸置疑﹐是堅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邊的。我在西藏時同益西單增朝夕相見﹐對他極為了解﹐ 深知他是個只要有官做連自己的親娘老子都可以出賣的大官迷。他什麼宗教也不信﹐只信權力拜物教。他當然明白﹐只有中共才會把他這種不懂藏文﹑只會用漢文寫作的藏人捧為“著名藏族作家”（讀者從上文即可見其漢文寫作水平之一斑）﹐給他高官厚祿﹑榮譽地位﹑華宅轎車﹐幾乎年年給他頒獎﹐還讓他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1984年）。所以他會堅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邊反對達賴喇嘛與藏獨騷亂。
與他類似的還有我的老相識﹑現任西藏作家協會主席的“著名藏族青年作家”扎西達娃。扎西達娃的父親是藏族﹐母親是漢族﹐按照中共的政策﹐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族別。他選擇了藏族﹐因為中共給藏族許許多多優惠與特權。事實上﹐西藏的漢藏混血兒個個選擇藏族。如果真像達賴喇嘛與王力雄說的那樣﹐藏族時時處處受漢族歧視﹐他們都應該選擇漢族才對﹐為什么要選擇據說是“二等公民”的藏族呢﹖扎西達娃雖然享盡了作為藏族的好處﹐出盡風頭﹐官運亨通﹐連連得獎﹐ 頻頻出國（美國與德國）﹐卻與益西單增一樣不懂藏文﹐只能用漢文寫作。假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決不會承認不會用藏文寫作的藏人為藏族作家的﹐更不會給他們高官厚祿 ﹑榮譽地位﹐所以不管他們主觀上如何以“藏族作家”自居自傲﹐客觀上卻只能靠漢族為生。
又如前西藏大學校長﹑現西藏民族學院院長次旺俊美是北京師範大學1970 屆畢業生﹐由於文革影響﹐只讀了一年書﹐連個學士學位都沒有﹐也從未發表過學術論文。一個既無學位也無學術成果的人竟然可以當大學校長﹐還被中共吹捧為 “藏族青年學者”﹐真是天下奇聞﹐舉世無雙。所以雖然他出身貴族﹐卻堅決反對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因為他知道﹐只有中共才會給他高官厚祿﹑榮譽地位﹑華宅轎車與出國機會。假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手下有的是歐美大學的博士﹑碩士﹐哪裡輪得到他當大學校長﹖
再如現任西藏自治區文化廳廳長德吉措姆﹐平生只在《西藏文學》上發表過一篇漢文短篇小說﹐還是由編輯根據她提供的文理不通﹑別字連篇的故事重寫的﹐ 居然也被中共吹捧為“藏族女作家”﹐讓她以此頭銜參加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她果然不負所望﹐很賣力地為中共說話（44）。
“西藏流亡政府”的機關刊物《西藏通訊》1998 年9-10月號發表的《中共特色的信教自由》援引西藏林周縣扎嘉寺兩喇嘛(已逃亡印度)的話說﹕“1997年中共派來由十餘名藏人官員組成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隊’進駐他們的寺院﹐寺院方面看到來者全部是藏人﹐以為不會像其它寺院那樣強制他們批判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寺院也可以避免其它許多寺院被強行關閉的厄運﹐因此立即騰出幾間僧舍供他們居住和辦公﹐並盡力招待週到﹐在發下來的學習材料中大部分是有關中國憲法的精神與一些有關條款和四項基本原則等內容 ﹐寺僧們為了避免寺院被關閉而硬著頭皮死記硬背有關憲法和四項基本原則等內容﹐期望以此能過關﹐但不曾想到中共政協成員﹑工作組的首領一個叫降巴的藏人開會說我們要和達賴喇嘛針鋒相對﹐我們與達賴喇嘛是敵我矛盾以及其它許多讓僧侶們痛心的言論﹐迫使寺僧離開會場返回各自的僧舍。考試時﹐這個降巴又威脅說﹕ 寺院能否繼續存在下去﹐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實踐自由能不能享受要看你們對反分裂和批評達賴喇嘛等問題上的表現。”可見達賴方面也承認確有中共藏官堅決反對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
大多數中高級中共藏官都像他們那樣具有明確的利益意識﹐他們與中共之間雖也勾心鬥角—-那是奴才看準了主子軟弱可欺而趁機敲詐—-歸根結底仍然是只有在中共的卵翼下才能作威作福的家奴。
中共培養的藏族高級幹部的素質之低劣真令人難以置信。我在西藏時聽目擊者描述過這樣一個場面﹕有人去自治區文化廳聯係工作﹐受到當時的廳長格桑楊剛的刁難﹐ 氣得破口大罵﹕“你們文化廳的女演員都是破鞋﹐呸﹗”廳長大人毫不示弱﹐馬上回敬他一個“呸﹗”那人再回敬廳長大人一個“呸﹗”廳長大人再回敬他一個“呸 ﹗”兩個堂哉皇哉的藏官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眾目睽睽之中互相“呸”起來﹐就其次數﹑響度﹑射程﹑流量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對抗賽。堂堂西藏文化廳長都像個沐猴而冠的跳梁小醜﹐其他藏官的文化素質可想而知。
1990年人口普查時發現的西藏幹部的文化程度如下（45）﹕
教育水平 專業人員% 機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 辦事人員%
文盲半文盲 6.3 7.5 3.7
小學 39.2 33.4 20.7
初中 22.0 21.5 39.7
高中﹑中專 23.7 25.3 29.3
大學 8.8 12.3 6.6
總計 100 100 100
表中的“機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即黨政官員﹐“辦事人員”即一般公務員﹐“專業人員”即業務幹部﹐中共將這三類人統稱為幹部。這表未將漢族與藏族分開﹐是個缺陷。1996 年藏族與其他西藏少數民族幹部在西藏（三類統稱的）幹部中佔74%（46）﹐如前章所述﹐藏官的比例一定會高於這個比例﹐藏族專業人員的比例則會低於這個比例。無論如何﹐藏族都要佔大多數。根據我的經驗﹐藏官與藏幹的平均教育程度均低於漢官與漢幹。現在假設漢藏幹部的平均教育程度相同﹐那麼上表也可看作藏官與藏幹教育程度的分類統計。從該表可以看出﹐藏官中有7.5%是文盲半文盲﹐小學與初中的佔54.9%﹐高中專與大學的僅佔37.6%﹐其素質可想而知（且不說文憑與實際文化程度之間的差距）﹔而藏族專業人員（科研人員﹑工程師﹑教師﹑醫生﹑農藝師﹑記者﹑編輯﹑經濟師﹑技師﹑獸醫等）中竟也有6.3% 是文盲半文盲﹐61.2%是小學與初中程度﹐大學程度的只有8.8%﹐真是不可思議。如前所述﹐西藏高校64%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西藏中專 68%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西藏高中54%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中共為了向外界顯示其“提拔藏族幹部與培養藏族人才的偉大成就” ﹐或者叫做“藏族幹部茁壯成長”﹐採取了揠苗助長的辦法﹐把大批文盲半文盲與小學初中畢業生提拔為官員﹑科研人員﹑工程師﹑教師﹑醫生﹑農藝師﹑記者﹑編輯﹑經濟師﹑技師﹑獸醫等﹐可謂世界奇觀。不過後者並不會因為有了響亮的頭銜而在一夜之間具備相應的才干與能力。天下也只有中共才肯豢養這些廢物﹐離開了中共的卵翼與漢人的血汗﹐這些飛揚跋扈﹑不學無術的寄生虫如何生存﹖
可笑的是﹐由於中共一貫執行抑漢優藏政策﹐對藏官與藏幹只許吹捧與嘉獎﹑不許批評與懲處﹐這些中共豢養的寄生虫還以為自己真的具備了與其頭銜相稱的才干與能力﹐千方百計地﹑不擇手段地排斥﹑打擊漢官與漢幹。他們中雖也有不少頭腦較清楚的人明白自己與中共的利益聯係﹐但也有不少人糊裡糊涂﹐對達賴喇嘛充滿幻想 ﹐以為西藏獨立了自己還可以陞官發財。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1996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區人大和政協六屆四次會議黨員大會上說（47）﹕
『必須鄭重指出﹐在我們黨的隊伍裡﹐在反對達賴分裂主義集團﹐批判達賴﹑打擊分裂主義勢力的嚴肅政治鬥爭中﹐還存在¨思想不一致﹑步調不統一的問題。……至今仍有許多人對達賴的本質認識模糊﹐在反對達賴集團的鬥爭中﹐有的人政治立場不堅定﹐沒有站在反對達賴集團的立場上﹐沒有站在維護國家﹑民族﹑ 人民利益的立場上﹐黨內也時常出現消極的﹑不負責任的甚至錯誤的言論。在反對分裂鬥爭中﹐我們不僅面臨同分裂分子的鬥爭﹐也面臨內部思想不一致的問題。
達賴是什麼人﹖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應當站在什麼立場上看達賴﹖李瑞環同志講得很清楚﹕“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製造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身為共產黨員﹐對這樣的人怎麼能去頂禮膜拜﹖放棄了同達賴集團的鬥爭 ﹐西藏的穩定就不可能實現。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必須正確認識達賴集團的本質。達賴集團拼死進行分裂活動﹐是其階級本質決定的﹐也迎合西方敵對勢力遏制中國的需要。達賴集團對於我區的破壞力和影響力究竟有多大﹐這不僅僅取決於達賴集團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能量﹐更重要是看我們反分裂鬥爭的水平和威力。達賴集團之所以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肆虐﹐也在於我們的認識有差距﹐打擊力度有時還不夠﹐政治敏銳性不強﹐政治鑒別力不高。有些黨員認為批達賴是冒犯神靈﹐要得罪群眾﹐自己不作鬥爭﹐還對黨和人民的鬥爭存有非議﹐這是完全錯誤的。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如果把達賴看成是宗教上的偶像﹐在反分裂鬥爭中﹐迴避對達賴的批判﹐就不可能在政治上領導群眾向以達賴為首的分裂主義集團作堅決有效的鬥爭。我們根本不承認他是什麼宗教權威。』
從陳奎元的口氣不難看出﹐確實有許多藏族黨員幹部把達賴喇嘛當成宗教偶像﹐暗中頂禮膜拜。至於說他們中有多少人是出於“現世靠中共豢養﹐來世靠達賴超度”的想法﹐並不希望西藏獨立﹔有多少人是堅決要求西藏獨立的﹐恐怕誰也弄不清。
當然﹐不信佛教﹑反對藏獨的藏人仍會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蘇聯崩潰後﹐民族主義已成為世界潮流與新興宗教。英國政治學家霍布斯班（Eric Hobsbawn）指出﹕在教育程度落後﹑民眾缺乏公民意識與民主政治經驗的國家或地區﹐當原來的獨裁統治消解以後﹐語言與種族的認同就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唯一的價值。與宗教類似﹐民族主義是屬於簡單的﹑明確的﹑直覺式的信仰﹐比複雜的政綱與憲法更容易被文化程度低的民眾所理解與接受（48）。何況還有達賴與西方電台在日夜不停地煽動西藏民族主義。藏人或者把達賴喇嘛看作民族領袖﹐更加起勁地鬧事﹐堅決要求獨立﹔或者用民族自治為武器﹐更加積極地排斥漢人﹐ 在中共體制內牟取權﹑名﹑利。西藏自治區政府駐內地各辦事處歷來是進藏漢幹的安樂窩﹐前不久﹐在藏幹的堅決要求下派出了藏官去領導各駐內辦事處﹐以監督與控制漢幹在內地的活動﹐可見藏幹的排漢情緒已強烈到何等地步。我在西藏時就發現﹐即便是真心反對達賴與藏獨的藏官如益西單增之流也照樣千方百計排斥﹑刁難 ﹑壓制﹑打擊漢族幹部﹐特別是其中學歷高﹑能力強的﹐有時到了不可理喻﹑喪心病狂的程度。我不知道其動機是業務上﹑生活上的嫉妒﹐還是民族主義﹐也許是兩者的複合。聯想到半個世紀以前﹐漢族內部的地域之見也何等利害﹐以致各路軍閥只信用本省籍人士（直系﹑皖系﹑奉系﹑桂系﹑粵系﹑滇系……）﹐ 無情排斥外省籍人士﹔而藏人內部的地域之見（前藏﹑後藏﹑藏北﹑西康﹑青海﹑甘南……）也毫不遜色（藏語分三大方言區﹕西藏﹑西康﹑青海﹐其差異不亞於漢語各方言）﹐可見排外情緒原是人的本性﹐而且往往和文化素質與封閉程度成正比。
_ 9﹑喇嘛尼姑——藏獨主力
如前所述﹐西藏的宗教從未經過歐洲宗教改革那樣的改革﹐至今仍是一個中世紀式的宗教。中共自1980 年以來全面復興﹑大力提倡宗教﹐這個中世紀式的宗教就必然會按照自己的固有傳統運作﹐並要求恢復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政教合一制度。何況還有達賴喇嘛在電台裡煽動﹐暗中派人去西藏指揮。上述陳奎元的講話裡提到﹕“今年3月9日達賴集團的頭面人物之一桑東活佛（現任“西藏流亡議會議長”—-引者）一語道破天機﹐ 他說﹐他們37年的‘主要教訓在於未能一貫地執行政教合一的政策﹐過分地強調了宗教而忽視了政治’。他強調指出‘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組織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在西藏歷史上﹐甘丹﹑哲蚌與色拉三大寺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與經濟實力（莊園與農奴）﹐噶廈政府的許多重大決策都要有三大寺參與才能決定。 1959年叛亂時﹐三大寺也最積極。所以﹐毫不奇怪﹐在八十年代最後三年拉薩歷次騷亂中﹐三大寺的喇嘛都充當了先鋒。
《人民日報》駐拉薩記者劉偉在1987年10月1日拉薩騷亂時“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採訪了一個喇嘛”（大約是謊稱自己是海外華人﹐這樣才能逃脫被打的命運﹐而且讓鬧事的喇嘛友好地回答問題）﹐下面是他們的對話﹕
問﹕你贊成西藏獨立﹖為什么﹖
答﹕贊成﹐西藏本來就是西藏人的嘛﹐我們有達賴喇嘛﹐漢人有嗎﹖漢人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嗎﹖我們不一樣。
問﹕你願意當喇嘛﹖
答﹕當然﹐藏族人最光榮的就是當喇嘛。
問﹕你對政府的宗教政策怎麼看﹖你認為西藏人現在的生活還不錯嗎﹖
答﹕ 他們漢人把我們西藏的寺廟都毀了﹐當然該他們修。我們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們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應﹐噶廈也專門供應﹐現在錢很少﹐寺廟裡很多值錢的東西他們都拿走了。漢人在拉薩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們住的﹐拉薩城就是修得再好﹐我們也不需要。我們希望的是到處都有寺廟﹐人人都可以做喇嘛﹐漢人沒來以前﹐我們西藏人和平相處﹐沒有鬥爭﹐沒有更多的貪心﹐貪心多了會下地獄﹐漢族人把他們的貪心帶來了﹐也教壞了我們一些藏族（49）。
劉偉還記錄了警察審問一個參加騷亂的喇嘛的對話﹕
問﹕你為什么要遊行﹐怎麼來的﹖
答﹕我們自己來的﹐我們應該享受我們的一切。
問﹕享受什麼﹖
答﹕獨立。
問﹕什麼是獨立﹖
答﹕不知道。聽了廣播﹐達賴喇嘛在國外說西藏要獨立﹐我們喇嘛就要響應。
問另一個十來歲的小喇嘛﹐他回答說﹕西藏文化革命前是獨立的﹐漢人搞了文化革命﹐西藏就不獨立了（50）。
這兩段話頗能說明今日西藏喇嘛尼姑的心態。他們作為出家人﹐對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與現代化等等一概不感興趣﹐反而認為那是貪心﹐要下地獄的。他們的理想是寺廟與喇嘛﹑信徒與供奉越多越好。中共雖然修復了許多寺廟﹐津貼了許多僧尼﹐但剝奪了寺廟的莊園與農奴﹐而且限制寺廟與僧尼無限制發展﹐ 自然要引起僧尼的不滿。這真像本書第四章所引的戈茨坦的《西藏現代史》結論所說的那樣﹕西藏宗教有一種喇嘛越多越好的觀念﹐為此就要向社會索取越來越多的土地與捐贈 ﹐反對噶廈政府為了政教事業而削減寺廟財源的任何嘗試﹐頑固擁護莊園農奴制﹐因此成為極端保守的勢力和社會進步的桎梏。– –戈茨坦的結論是針對1950年前的西藏宗教的﹐只消將“反對噶廈政府為了政教事業而削減寺廟財源的任何嘗試”﹑“頑固擁護莊園農奴制”這兩句話改成 “反對中國政府為了藏族的繁榮昌盛而限制寺廟無限制擴展”﹑“頑固復辟政教合一的舊制度”﹐放在今日西藏宗教頭上也絲毫不差﹐可見西藏宗教本性難易。
必須說明﹐1985 年8月21日自治區黨委批轉了自治區統戰部﹑宗教局《關於清退“文革”中沒收寺廟珠寶﹑瑪瑙的意見》的通知﹐命令全區銀行﹑財政﹑文管（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其它單位把文革中存放的寺廟的珠寶﹑瑪瑙全部退還給寺廟。1988年1月24日﹐自治區黨委與政府又批復自治區統戰部﹑民族宗教委員會關於《拉薩三大寺和大昭寺當前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處理意見》﹐命令西藏各單位把保存的寺廟文物全部退還寺廟。對三大寺在文革中被查抄的的財物﹐按1985年拉薩市政府核實並宣佈過的數額﹐減去已落實的甘丹寺七萬元﹑色拉寺五萬元﹑哲蚌寺五萬元﹐其餘一次性落實給甘丹寺95萬元﹑色拉寺78.8萬元﹑哲蚌寺77.6萬元。寺廟僧尼和市民一樣享受肉價補貼。老年僧尼由政府包養（51）。如前所述﹐自1980年以來﹐自治區財政每年都有巨大的落實政策支出﹐絕大多數是給寺廟文革中損失的退賠。有個藏族幹部都對此有意見﹐他說﹕“一些市民住房條件非常不好﹐而有職位的幹部﹐有錢人在郊區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樓﹐心裡當然不滿意﹐沒錢嗎 ﹖每年國家把幾十萬﹑幾百萬丟給寺廟﹐老百姓得到什麼呢﹖（52）”當然﹐無論中國政府如何退賠寺廟﹐喇嘛尼姑是永遠不會滿足的。
西藏獨立本是政治訴求﹐與佛教沒有任何關係。佛經裡從來沒有“西藏獨立”的內容。然而達賴喇嘛利用自己是“觀音菩薩化身”的神話與中世紀西藏政教合一的傳統 ﹐借宗教的力量煽動藏獨。喇嘛尼姑們雖然不知獨立為何物﹐但出於對達賴喇嘛的絕對崇拜﹐自然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是林彪在文革中狂熱吹捧毛澤東時說的話﹐他還說毛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何況他們也朝思暮想回到“到處都有寺廟﹐人人都可以做喇嘛”﹐信徒如蟻﹑供奉如山﹐宗教可以干預政治﹑三大寺可以決定西藏前途的達賴喇嘛時代。西藏獨立與僧尼的利益就這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
喇嘛尼姑的觀念至今停留在中世紀不足為奇﹐奇的是西藏民眾至今仍保持著政教合一的中世紀觀念﹐把喇嘛尼姑當成自己的精神導師﹐把達賴喇嘛當成“句句是真理﹐ 一句頂一萬句”的神﹐這才是令中國政府最頭疼的事情。有個藏族小女孩告訴警察﹕我不知道舊社會﹐也不知道新社會﹐抓喇嘛反正不對。還有個藏族老太太在騷亂後的座談會上說﹕共產黨如今的政策這麼好﹐寺廟裡的喇嘛不好好唸經﹐跑到城里來鬧﹐好好的生活給擾亂了。國家有法律﹐寺廟有規矩﹐跑出寺廟做壞事就不配做喇嘛。達賴喇嘛不會搞獨立的﹐他在印度怎麼會指揮到八廓街呢﹖去印度探親﹐聽過達賴喇嘛講經﹐他還說過共產黨的好話﹐讓我們在西藏的藏族﹐好好幹活﹐好好唸經。活著靠共產黨﹐死了還得靠達賴喇嘛呢。我最恨的是那些乘騷亂中發財搶劫的壞人﹐騷亂鬧得那麼大﹐就是他們﹐也不抓他們﹐這些人大搖大擺在街上走﹐有的還說﹕太痛快了﹐再來幾次騷亂。現在聽說抓了好多喇嘛﹐教育教育還是放了他們算啦﹐因為喇嘛會唸經（53）。
可見在他們的腦子裡﹐ 壓根兒就沒有政教分離﹑喇嘛不得干預政治的概念。這也難怪﹐中共自己從1980 年以來就在大力倡導宗教﹐“喇嘛書記”伍精華還帶頭參加宗教活動﹐怎能叫老百姓分清宗教與政治的界線﹖倒是有個頭腦清醒的藏人在座談會上說﹕政府總是翻過去的事情﹐總想做出寬懷仁厚的樣子﹐過去的傷疤越揭痛﹐當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復和平解放前的兩千多座寺廟﹐再制定哲蚌寺7700人﹑色拉寺5500人﹑甘丹寺3300人的喇嘛定額﹐宗教政策仍然不會讓一些人滿意。因為西藏過去是政教合一社會﹐總不至於落實到政教再合一﹐三大寺重新過問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級政府領導吧﹖
馬上有個學生模樣的藏族青年說﹕我們西藏應該有現代化﹐應該有一個和平安寧的環境﹐但是出於信仰的原因﹐也應該有達賴喇嘛（54）。—-還是那句話﹕現世靠中國政府包養﹐來世靠達賴喇嘛超度。既然中共的意識形態永遠無法解決藏人超度來世的需求 ﹐既然中國政府的財力永遠無法滿足藏人對現代化享受的慾望﹐那麼鄧小平的懷柔政策就永遠不可能取得成功。
達賴喇嘛自然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在其洋高參們的指點下﹐他一心仿傚伊朗教主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在西藏進行“醬色革命”（西藏喇嘛穿醬紅色袈裟）。除了日夜向西藏廣播﹑派特務去西藏活動外﹐還以親自接見與摸頂（藏人傳統﹐被活佛特別是達賴喇嘛摸頂會交好運）為誘餌吸引藏人偷渡印度。然而這些藏人去印度後就想留下﹐達賴喇嘛無錢包養他們﹐於是改變策略﹐他利用中國政府允許流亡藏人回去探親之便﹐派大批流亡活佛回原寺活動。他深知﹕利用一個活佛﹐ 可以掌握一座寺廟﹔控制了一座寺廟﹐就控制了一個地區。“喇嘛書記”伍精華不知是計﹐反而大加歡迎﹐將他們奉為上賓。有人這樣描寫流亡活佛衣錦還鄉的場面 ﹕
“活佛回來啦﹗”活佛乘著中國政府派出的高級轎車來到原寺﹕“達賴喇嘛很想念大家﹐他讓我來看望你們﹗”眾人歡呼﹐有人下淚。“達賴喇嘛是我們藏人今生的依靠﹐來世的希望﹐是藏人的救星﹐藏人的代表。呼喊一次達賴喇嘛萬歲﹐等於唸誦了一億次六字真言﹗”
活佛還串家走門﹐自古以來活佛何時親自走進藏人家裡﹖藏人感激涕零。
活佛留下大堆達賴喇嘛的照片﹑像章﹑錄音帶﹑語錄與小冊子﹐還有他用過的法器﹑墊子與衣帽﹐帶著大量佈施走了。
“藏歷5月15日達賴喇嘛要在月亮中出現了﹗”
有個活佛回到主寺後﹐把所屬各分寺人員悉數召來﹐集中了四省區40多座寺廟80多個活佛﹐1600多僧人﹐主持了長達兩個多月的“講經活動”﹐灌輸藏獨理論與思想（55）。
流亡活佛回達蘭薩拉後向達賴喇嘛報告﹕他們的藏獨煽動取得了巨大成功﹔伍精華則去北京向胡耀邦﹑趙紫陽報告﹕他的統戰工作取得了偉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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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第十章）– 轉貼》共3件评论
1. 魏民生的评论
March 21st, 2008 at 3:18 pm
今天終於忍不住給徐明旭先生發了一個電郵。希望他能參加這裏的討論。畢竟，本人的專業不是研究西藏。
當然，這樣討論的目的，是為了讓世界更了解中國。
2. 魏民生的评论
March 21st, 2008 at 4:13 pm
順便提一句，剛剛看過臺灣參選兩黨的廣告片，感覺謝獲勝的可能性較大。
3. 匿名游客的评论
March 21st, 2008 at 4:41 pm
有英文版的吗？应该翻译出来给世界看看，让世界知道事情另外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