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第八章）– 轉貼
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 第八章﹕從平叛民改到文化大革命
_ 1、誰撕毀了《十七條協議》﹖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說﹐1954 年第一次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使《十七條協議》承認的西藏的特殊自治地位自然無效。該憲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十七條協議》無效﹐但中國政府在1956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把西藏的管理工作直接“兼併入”中國的管理範圍內﹐因而違反了《十七條協議》。
《十七條協議》規定要在西藏成立軍政委員會﹐結果沒有成立﹐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取代。籌委會的主任是達賴喇嘛﹐其51 名委員中只有三個漢人﹐其餘均為藏人。1955年中國國務院召開全體會議討論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時﹐達賴喇嘛在會上表示﹕會議提出的事項“在今天的會上經過討論﹑修正﹐做出決定﹐我們將愉快地擁護”。1956年籌委會成立時達賴喇嘛以主任的身份出席了慶典並致開幕詞﹑作報告（1）。《十七條協議》規定﹐ 西藏要改革﹐改革要與西藏領導人協商。成立自治區籌委會就是一項改革﹐並得到了西藏頭號領導人達賴喇嘛的讚同和參與﹐怎能說違反了《十七條協議》呢﹖如果說成立經達賴喇嘛讚同並由他擔任主任的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就是違反《十七條協議》﹐那麼其責任要由達賴喇嘛來負﹐達賴喇嘛首先違反了《十七條協議》。
《以事實說明西藏的真相》又說﹐《十七條協議》規定不強制進行改革﹐所以中國政府在西康和安多（青海省）進行的土改違反了《十七條協議》。正如前一章引用的戈茨坦的話指出的﹐西康與青海不屬於《十七條協議》的範圍。噶廈政府的“外交局”1949年11 月4日致英國的求援信也說﹕“中共軍隊已侵犯蘭州﹑青海和西康等中國省份﹔由於這些省份與西藏接鄰﹐我們已經給中共政府領袖毛澤東先生送去一封官方信件﹐ 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領土完整。（2）”可見噶廈政府自己在中共進軍西藏前也承認﹐青海與西康不屬於西藏。《十七條協議》的正式標題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既然噶廈政府也承認青海與西康不屬於西藏﹐那麼《十七條協議》當然不適用於青海與西康（包括被中華民國政府劃入西康省的﹑被十三世達賴喇嘛用武力攻佔的﹑被解放軍在簽訂《十七條協議》前用武力解放的昌都地區）。所以中共在那裡進行土改﹐雖然不明智﹑不人道﹐從法律上說並不違反《十七條協議》。
達賴喇嘛在其第一本自傳《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裡說﹕“我們在路上（逃亡路上– –引者）聽到中國宣告解散我們的政府﹐我們對此才可以採取一些行動。當然﹐他們沒有權利﹐法定的或者別的﹐來解散我的政府。事實上﹐他們打破了他們在十七條中所至今保持了的唯一的一條﹕即對不改變我的地位的承諾。（3）”這真是天下奇文。《十七條協議》第一條就規定﹐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第二條規定﹐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在達賴喇嘛的縱容下﹐噶廈政府宣佈了“西藏獨立”﹐派藏軍進攻解放軍﹐這意味著噶廈政府即在《十七條協議》上簽了字的西藏地方政府公開撕毀了《十七條協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還有必要遵守《十七條協議》嗎﹖達賴喇嘛的指責就好比納粹德國指責蘇聯抵抗德軍入侵違反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一樣荒謬。必須指出﹐中國國務院3月28日的命令只是解散了西藏地方政府﹐其職權由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行使 ﹐由班禪代理籌委會主任﹐因為籌委會主任達賴喇嘛那時已經出逃。但該命令並未廢除達賴喇嘛的名號與職務﹐所以達賴喇嘛說中國政府改變了他的地位也不合事實。事實是他自己棄職出逃﹐自行改變了地位。達賴喇嘛的第二本自傳《流亡中的自在》刪去了這段話﹐可見他自己也認識到此言不妥。
_ 2、民主改革
中共巴不得噶廈政府撕毀《十七條協議》﹐它可以放手廢除西藏的農奴制﹐實行它所說的民主改革﹐把西藏的政權全部收歸中共﹐“一勞永逸”地解決西藏問題。 1959年6至7月﹐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在班禪主持下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西藏全區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同年9月﹐籌委會召開第三次全體會議 ﹐通過了《關於廢除封建農奴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的決定》﹐正式開始民主改革（4）。
本書第二章已經介紹過農奴制侵犯人權的情況﹐這裡需要補充的是農奴制的經濟機制（5）。西藏的莊園農奴制與歐洲中世紀非常相似﹐政府﹑寺廟﹑貴族（即“三大領主”）擁有絕大部分土地﹐土地分屬各莊園﹐每個莊園都有世襲的農奴和奴隸。主人把土地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叫自營地﹐約佔總數的一半至四分之三 ﹐其收益全部歸領主。其餘的土地叫差地或份地﹐分給農奴耕種﹐其受益全部歸農奴。農奴對差地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但可世襲使用權。作為使用差地的代價 ﹐農奴必需為主人支差（藏語叫“烏拉”﹐據說是元朝時從蒙古語變來的）﹐分內差和外差兩種。內差是無償地為主人耕種自營地﹐包括種﹑肥﹑澆﹑收全過程。為了防止農奴偷懶﹑怠工﹐有的領主派人手執鞭子在地頭監督。另外農奴還要為主人無償地砍柴﹑割草﹑ 剪羊毛﹑捻毛線﹑織氆氌﹑背水﹑修房﹑運輸﹑炒青稞﹑放牛等等﹐同時還要交付一定的實物與貨幣。外差是為政府（宗政府與噶廈政府）支差﹐實際上是各種名目的稅﹐既有實物﹑貨幣﹐也有勞役﹐其中最為沉重的是為過路官員提供食宿與馱畜﹐如無馱畜則要用人背。據1958年對山南地區囊色林莊園的調查﹐農奴的負擔中86.2%是內差﹐13.8%是外差。勞役差佔93.8%﹐實物差佔4.4%﹐貨幣差佔1.8%﹔莊園總收益的73%歸主人﹐27%歸農奴（6）。由於西藏自然條件十分嚴酷﹐農業單產很低﹐大多數農奴很窮。林田1959年去山南採訪時寫道﹕“在一次全莊園居民集會上﹐我們看到﹐在三百來個農奴中﹐不管男女老幼﹐找不出一個穿一件整裝一點衣服的人 ﹐找不出一個不赤足的婦女﹐幾乎全是衣服襤褸﹐半赤身露體。農奴們吃的東西﹐只是早晚各一頓糌粑糊糊﹐中午一小碗乾糌粑而已。在軍管會沒有發放救濟以前﹐ 一個中等差巴戶阿旺家﹐幾個月沒有吃到鹽。（7）”只有少數農奴份地較多﹐才比較富裕。此外還有奴隸（朗生）﹐他們沒有差地﹐沒有財產﹐由主人供給吃穿﹐ 終身無償為主人服役。奴隸因無財產﹐故無家庭﹐其非婚生子女也是奴隸。
此外﹐三大領主還用高利貸盤剝農奴。政府放債的利息是借十還十一﹐寺廟與貴族放債是借七還八﹐也有借五還六的﹐借債時還要送禮。據1958 年調查﹐囊色林莊園的農奴75%是欠債戶（8）。許多債變成了子孫債﹐世世代代還不清。債主採用搶東西﹑收份地﹑逼欠債者賣兒女為奴﹐甚至毒打等手段逼債。高利貸的弊病連達賴喇嘛都無法否認。他在自傳裡說他曾決定首先廢除子承父債的原則﹐一筆勾消所有無法償還的政府債（9）﹐《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說達賴喇嘛曾建議把寺廟和貴族的土地由政府收回後分給農民﹐還新建了一個改良機構﹐可見連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也無法否認農奴制的不合理性。可惜達賴喇嘛的決定與建議始終不過是畫餅而已（10）。戈倫夫說﹕“達賴喇嘛有負眾望﹐他沒有指出西藏的統治集團就是公開反對改革的勢力﹐不管這些改革是由誰發起的﹐他們一概反對。從歷史上看﹐貴族們一直反對企圖破壞他們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的任何努力。（11）”
按照中共的政策﹐西藏當時的 “貧苦農奴”佔西藏人口的70% ﹐奴隸佔5%﹐兩者是“最革命的階級”﹔差地較多﹑生活較富裕的“中等農奴”佔20%﹐“革命性較差”﹔差地最多﹐並轉租給其他農奴的“富裕農奴”佔1% ﹐“革命性更差”﹐但他們都是革命的依靠力量。農奴主（三大領主）佔2%﹐代表農奴主管理莊園的農奴主代理人佔3%﹐後者自己“不勞動”（中共從來不把經營管理算作勞動）﹐代表農奴主壓迫﹑剝削農奴﹐因而也屬於農奴主階級﹐兩者都是革命對象。
中共的民改政策如下﹕在農區﹐第一步﹐對叛亂領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實行“誰種誰收”﹔第二步﹐進行“三反”（反叛亂﹑反烏拉﹑反人身奴役）“雙減” （減租﹑ 減息）﹔第三步﹐劃定階級﹐分配土地。對叛亂領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牲畜﹑房屋﹑財物全部沒收﹐平分給全體農奴﹑奴隸﹑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對未叛亂領主及其代理人﹐由中國政府出錢把他們的生產資料（土地﹑牲畜）贖買下來﹐平分給所有人﹐贖金由政府分期分批付給﹐並請他們中的頭面人物到政府﹑人大﹑政協去做官拿薪。在牧區﹐第一步﹐對叛亂領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亂牧主的牲畜實行“誰放牧歸誰”﹔第二步﹐開展“三反”（反叛亂﹑反烏拉﹑反人身奴役）﹑“兩利”（牧工牧主兩利）。對未叛牧主不沒收﹑不分畜﹑不鬥爭﹑不戴帽（不劃階級﹑不定成份）。在寺廟﹐第一步﹐清查叛亂分子﹔第二步﹐開展“三反”（反叛亂﹑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權）﹑“三算”（算政治迫害賬﹑算等級壓迫賬﹑算經濟剝削賬）﹔第三步﹐成立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由“貧苦喇嘛”當權﹐對被視為農奴主的“上層喇嘛”進行專政。唯對其中未叛亂而又擁護改革的頭面人物則請其做官。
叛亂領主發放的高利貸一律作廢。未叛領主1958年前放的舊債也一律作廢﹐1959年放的新債按每元月息一分計。所有債務抵押品一律退還。烏拉差（為政府支差）也全部廢除。
其具體做法是﹕先由各級政府派出武裝工作組到各莊園去發動農奴與奴隸﹐成立“農民協會”﹐作為新的政權機構﹔然後﹐舉行一系列“吐苦水﹑挖窮根”鬥爭大會﹐ 控訴叛亂分子與農奴主壓迫與剝削他們的“滔天罪行”。對未叛亂而又擁護改革的領主不當面鬥爭﹐只搞“背靠背鬥爭”（即在領主不在場的情況下開會控訴其罪惡）﹔對叛亂領主或雖未叛亂但抗拒改革的領主則當面鬥爭﹑掃其威風﹐逼其投降﹑交出財產（12）。這種鬥爭會往往以捆綁﹑毆打收場﹐有時還打死人（13）。
據統計﹐西藏全區貴族和大小頭人共有642 戶﹐其中未參加叛亂的佔27%﹔農奴主代理人約4000戶﹐其中未參加叛亂的佔70%﹔大小寺廟2138個﹐其中未參加叛亂的佔55%﹔共有僧尼 112605人﹐其中未參加叛亂的佔40%。總計要贖買的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的生產資料佔三大領主的生產資料的三分之一左右﹐價值6000萬元。贖金採取分期付款﹐五萬元以下的八年付清﹐五萬元至十萬元的十年付清﹐十萬元以上的13年付清。寺廟只保留553個﹐僧尼只保留約7000人﹐對於保留的寺廟也分給一定土地﹐政府還給予一定的補貼（14）。
農牧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牲畜與牧場﹐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1959 年西藏全區糧食總產量達到182905噸﹐比1958年增長4.5%﹔1960年達到205934噸﹐比1959年增長12.6%﹔1960年全區牲畜存欄頭數1060多萬﹐比1959年增長10%。1965年全區糧食達到290700噸﹐比1958年增長66.1%﹔牲畜存欄頭數1701萬﹐比1958 年增長54.6%（15）。農牧業連續六年大豐收﹐這段時間被中共稱為西藏的第一個“黃金時代”（16）。
_ 3、擴大化與陰暗面
現在來看事情的另一面。中共也承認﹕“平叛民改後期產生了嚴重違反政策的現象﹐擴大了打擊面﹐侵犯了同盟者的利益﹐以至基本群眾的利益。（17）” 可惜語焉不詳。《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倒是說了一些﹐但都沒有班禪1962年5月給周恩來的《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簡稱《七萬言上書》﹐因其有七萬漢字）（18）說得詳細﹐其主要內容是﹕
一﹑“混淆好壞﹐亂打一氣。”把受騙或被迫參加叛軍的人﹑達賴喇嘛過路時向他頂禮膜拜並獻過酥油和糌粑的人﹑為過路叛軍提供過食宿的人﹑聚眾唸經的人﹐以及什麼也沒有做的人都當作反革命分子來打擊。1987 年3月28日﹐班禪在全國人大西藏小組討論會上說﹕“平叛問題在青海等地搞得更是糟糕。……果洛地區打死了許多人﹐把屍體從山上拖下來﹐挖個大坑埋在裡面 ﹐把死者的親屬都叫來宣佈﹕‘我們把叛匪消滅了﹐今天是喜慶的日子﹐你們在屍體坑上唱歌跳舞﹗’……又如青海的夏茸噶布和馬利地區的牧民等早把頭人的幾千支槍收起來﹐上交到政府。當時表示歡迎﹐並開了大會表彰他們﹐並帶上了紅花。可是回到住地一下車就全部抓起來﹐長期關押。”“1958年我在青海聽到黨內文件上說要挑起叛亂﹐壓出叛亂﹐然後在平叛過程中﹐徹底解決宗教和民族問題。”“噶廈政府發生叛亂﹐只有我們拉讓（指扎什倫布寺—-引者）管轄區域未叛﹐ 當初給我們講了要和平改革﹑採取贖買政策等等一大堆。可是﹐後來正式民改的時候卻把我們整得屁滾尿流﹐使人感到吃驚﹗地方政府方面跑的跑了﹐留下的只有少部分﹐這些少部分人作為進步人士的典型安排了（做官—-引者）﹐我們整個兒堅定不移在家的卻弄得夠嗆。當時我個人在拉薩還好﹐在家的從我父親開始一個個都挨鬥。拉讓有個官員的老婆也被拘留﹐有一天把她提來審訊﹐叫她交代問題﹐她就說﹕‘班禪這個壞蛋可把我氣壞了﹗’話一出口﹐大家以為她要揭發出班禪的什麼罪大惡極的事﹐聚精會神地聽她說話﹐搞記錄的人也在伸¨脖子準備把揭發出來的問題一字不漏地記下來。她開口說﹕‘我們跟¨班禪這個壞蛋﹐不參加叛亂是個大錯誤。要是他帶頭發動叛亂就好了﹐先把漢人殺個痛快﹐然後跑出去﹐我們離印度近﹐方便多了。可他要我們做什麼進步﹑愛國﹐現在可好﹐逃不到印度﹐ 男女老少都被關押挨鬥﹐受活罪。’說到這裡他們叫她‘滾﹗滾﹗’這是真情﹐不是我隨便瞎說的呀﹗”“在家的不如外逃的﹐事實真是這樣﹐我個人有體會。例如 ﹐1979年達賴五人代表團來藏時﹐我父親也進藏為處理家裡的財產問題﹐可是沒人理他。對五人代表團一人一輛小車﹐配了翻譯﹑警衛員﹑陪同等一套人馬。可我父親呢﹐出入自治區大門都很難﹐站崗不讓進就在門外風中等待。論職位過去西藏只有兩個‘公’﹐一個是達賴大師的大父﹐一個是我的大父﹐論舊社會的職位﹐ 我父親比他們高得多﹐何況是一個進步人士。”（19）
青海平叛確乎特別殘酷。1981年3月19日中共青海省委給中共中央的《關於解決1958年平叛鬥爭擴大化遺留問題的請示報告》（20）承認﹕
黨中央關於平叛的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平叛鬥爭是正義的﹐必要的。解放軍廣大指戰員在平息叛亂中是做出了貢獻的。但在當時領導上“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 ﹐犯了嚴重的擴大化錯誤。違背了“軍事清剿﹑政治爭取和發動群眾相結合”的方針﹐過分強調軍事打擊﹐忽視了政治爭取﹐甚至違背“四不”政策﹐將歸降人員加以捕辦﹐違反區別對待的政策﹐錯捕﹑錯關﹑錯殺﹑錯鬥以及亂戴帽子﹑亂沒收的問題甚為嚴重。脫離當時實際﹐照搬農業區的做法﹐在平叛的同時﹐強辦公社﹐使情況更加複雜﹐錯誤更加擴大。對宗教﹑寺院中的敵情估計不當﹐看得過重﹐打擊面過寬﹐把當地寺院基本摧毀光。當時全省以平叛﹑防叛名義共捕了52922 人。捕人數目達到牧業區藏族蒙古族總人口的10%。玉樹藏族自治州的曲萊縣沒有發生過叛亂﹐而捕辦人數竟高達總人口的21%。由於大量捕人﹐監所人犯擁擠 ﹐條件惡劣﹐生活困苦﹐造成在押人犯成批死亡。經過復查﹐錯捕錯判和在集訓中死亡的﹐有23260人。錯殺了173人。在錯捕錯判死亡的人數中﹐有安置為縣級以上的民族宗教中﹑上層人士159人﹐民族幹部480人。平叛鬥爭的擴大化﹐混淆了敵我界線﹐造成了嚴重惡果﹐對藏族蒙古族人民的民族﹑宗教感情傷害很大﹐影響了黨的威望和軍隊的信譽﹐對民族關係﹐乃至黨群﹑幹群﹑軍民關係都有很大損傷。
遵照中央指示﹐在1961 年青海省委三級幹部會議和西北民族工作會議以後﹐對擴大化的錯誤進行了許多糾正工作﹐將在押人犯24365人宣佈無罪釋放或“教育釋放”﹐平反了一批民族幹部的冤假錯案﹐恢復和新安置了380名民族宗教上層人士﹐恢復開放了137座寺院﹐重申了黨的民族﹑統戰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撥出了一筆專款幫助群眾發展生產和解決生活困難。所有這些﹐對於扭轉困難局面﹐團結群眾﹐安定人民生活﹐ 恢復與發展生產﹐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當時由於“左”的思想影響﹐平叛鬥爭擴大化的問題沒能徹底糾正﹐還遺留¨不少問題﹐許多善後工作沒有很好去做﹐還有一批案件尚未復查。1964年﹐隨¨民主革命補課和“四清”運動的開展﹐糾正平叛擴大化的工作就中斷了。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期間﹐由於林彪﹑ “四人幫”推行極左路線﹐黨的民族政策遭到破壞﹐民族統戰工作被取消﹐民族區域自治有名無實﹐民族平等團結被踐踏﹐不僅使原來糾正錯誤所取得的成勣損失殆盡﹐而且使平叛鬥爭擴大化遺留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和複雜﹐致使這個歷史遺留問題拖了20年未得解決。
1960 年中共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向中共中央報告時也承認﹕昌都地區捕訓的人佔該地區總人口的4.7%弱。其中錯捕的﹐佔已捕的5%﹐可捕可不捕的佔已捕的10- 15%。那曲地區捕訓的人佔該專區已開展工作的地區人口的4.4%﹐其中錯捕的也不少。其他地區情況好些。現在昌都﹑那曲捕人已經停下來﹐各地正集中全力糾偏和清理積案。他還報告﹕各地普遍忽視上層統戰工作﹐對有的未叛上層人士未安排工作（做官—-引者）﹐有的雖安排了﹐但不適當（官太小—-引者）（21）。
毛澤東時代的中共﹐一貫越左越好。何況1959 年毛發起“反右傾”運動﹐1960年西藏工委把日喀則分工委書記﹑副書記﹑秘書長全部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22）﹐誰敢不左﹖西藏那麼大﹐各地形勢當然不可能一樣。有的地方叛亂嚴重﹐有的地方叛亂不嚴重﹐有的地方未叛亂﹐有的地方本身未叛亂﹐但有叛軍路過。叛亂嚴重的地方﹐平叛搞得轟轟烈烈﹐那裡的共軍共幹就受到上司的嘉獎﹐就可陞官。其他地方如不轟轟烈烈﹐那裡的共軍共幹就會受到批評﹐甚至被視為“右傾”﹐受到處分﹐至少不能得到嘉獎與陞官。這就促使後者想方設法發現﹑製造敵人。民改也一樣﹐班禪那裡未叛亂﹐本應和平改革﹐但是不鬥人﹑不抓人﹐那算什麼革命﹖日喀則分工委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罪名就是民改中“右傾”。為了轟轟烈烈﹑陞官受獎﹐只好對班禪集團開刀。毛澤東曾承認﹐中共搞運動有一種“窮漢捉虱子﹐越多越過癮”的阿Q式的習慣（23）﹐阿Q就因自己衣服上捉到的虱子不如王鬍多而失望﹑不平﹑憤慨﹐覺得大失體統。中共鬥人﹑抓人﹑整人﹑打人也是越多越兇越好越有成勣。
從班禪的描述還可看出共幹的勢利和崇洋媚外。達賴喇嘛不過逃到了印度﹐他的代表團回藏就受到如此隆重的禮遇﹐似乎他們都成了高鼻子﹑藍眼睛的洋大人。同時還可看出﹐班禪的等級觀念是何等根深蒂固﹐至死念念不忘舊西藏時他（準確地說是他的前世）的特權與威風。他忘記了﹐他和他父親在舊西藏時受到達賴集團的排斥 ﹐根本得不到承認﹐也根本進不了西藏﹐他和他父親在舊西藏一天也沒有威風過。是中共逼迫達賴喇集團承認了他﹐又派兵護送他進藏即位﹐給他高官厚祿﹐讓他和他父親大耍威風。班禪的嫉妒心與攀比心完全用錯了地方﹐說明他毫無自知之明。不過由此可見藏人的嫉妒心與攀比心何等強烈﹐連堂堂班禪大師也無法免俗。
二﹑ “大漢族主義”。《七萬言上書》說﹕有漢幹說﹕“藏族是一個被宗教和民族自尊心陶醉了的頑固民族。”他們“以藏文新詞不夠為借口”﹐“忽視藏文”﹐“認為一切舊的都是落後的﹐骯髒的和無用的”﹐“嘲笑藏裝”﹐“對婦女的手飾﹐男人的辮子表現出不喜歡的態度﹐致使無法繼續穿戴和留下去﹔對屋牆外的粉刷（藏人愛在牆上刷佛徽—引者）﹑屋頂的旗桿（經幡—-引者）﹑婚喪送禮﹑廟會敬神﹑節日娛樂和民間體育等也看做無益多餘的﹐致使大部分停頓了等”。“在藏族中也有一些滑頭巧語﹑隨機應變﹑私利燻心之輩﹐在大漢族主義者面前逢迎裝相”。
三﹑ “反對宗教”。《七萬言上書》說﹕“在西藏的各寺廟內發動‘三反三算’運動時﹐在實際工作中增加了反對宗教本身﹐並將其放在了主要地位。”“對公開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歡革命等各種帽子﹐進行無法忍受的沒頭沒腦的鬥爭和打擊。”“在深山禪庵與寺廟中有許多從事終生悟靜修禪﹐嚴守教行的虔誠教徒﹐他們視紅塵諸事為毒樹﹐悲觀厭世﹔由於革命事業也是紅塵之事﹐所以他們很少有人對之表示歡迎或積極的態度﹐這是不足為奇的﹐是可能有的﹐正常的。但是幹部則認為他們有頑固不化的反動思想的基礎﹐把不少這類教徒予以管制或關押等。”“除去四大寺等被保護的極少數寺廟外……一部分漢族幹部出主意﹐藏族幹部動員﹐積極分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當執行者﹐盜用群眾的名義或戴¨群眾的面具﹐掀起了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燬 ﹐拋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毀和熔化﹐對寺廟﹑佛堂﹑瑪尼堆﹑佛塔恣意進行了瘋象闖入般的破壞﹐盜走了許多佛像飾品和佛像神塔體內的寶貴物品……公然無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佛像和經書用於製鞋原料等”。“千方百計地使僧尼還
俗”﹐“竟有讓喇嘛站一邊﹐尼姑和俗女站一邊﹐強迫他們互相挑選”。“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廟2500 餘座﹐而民改後由政府留下來的僅僅只有70多座﹐減少了97%……全西藏過去僧尼總數約有11萬多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一萬﹐剩餘約十萬人﹔民改結束後住寺僧尼權且算作有七千人﹐也減少了93%。”（班禪這裡所說的保留僧尼數與前引中共的數字相同﹐保留寺廟數與中共的數字大相徑庭﹐不知是否計算有誤﹖– –引者）“把生產列為一切事情的首位﹐老少僧眾和善僧都被支配勞動過度﹐由於那些人過去沒有勞動過﹐而處於無法忍受的境地”﹐“宗教活動（班禪特地提到了灌頂—-引者）少如白天的星星”。
四﹑餓死人。1959 年到1961年﹐“西藏連續三年獲得豐收”﹐但“初步括了合作社風”。“由於黨給予輕稅的照顧﹐愛國公糧是不重的”﹐但由於浮誇風﹐把虛報的產量指標作為根據﹐徵收愛國公糧﹐挖了過去的存糧﹐“致在西藏的一些地方發生了個別人餓死的情況”。甘肅與青海省委在大躍進中大括浮誇風﹑共產風﹐大辦公共食堂﹐餓死了大批藏人（以及漢人與其他少數民族—-引者）。
正如前引戈茨坦與戈倫夫指出的﹐西藏的宗教本與農奴制難分難舍﹑互為支柱﹐就像歐洲中世紀的天主教會與封建制難分難舍﹑互為支柱一樣。中共要連根剷除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勢必限制西藏的宗教﹐最大限度地削弱其影響。加以西藏的寺廟本身就是農奴主﹐擁有大批土地﹑牲畜和農奴﹐還放高利貸。中共要解放寺廟的農奴﹐ 也得向寺廟開刀。何況有許多寺廟參加了叛亂。班禪面對達賴集團的排斥打擊﹐需要中共的支持﹐所以反對達賴集團的叛亂。但他作為大農奴主﹑大教主﹑藏族領袖 ﹐從根深蒂固的貴族﹑宗教﹑民族情緒出發﹐必然對平叛民改﹑限制宗教本能地抵觸。何況中共幹部在執行中層層加碼﹐攙進了根深蒂固的大漢族主義（這是幾乎所有的漢人都有的）與痞子習氣（這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共幹特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從班禪的《七萬言上書》也可看出﹐當時西藏有許多藏族幹部與積極分子積極參與了搗毀佛像﹑佛經﹑佛塔的運動﹐開了文革初“破四舊”的先河。
196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這次班禪既然利用籌委會上層人士的學習會﹐向我們進行攻擊﹐我們就需要在學習會上同他們進行鬥爭”﹔“鬥爭的原則仍然應該是堅持原則﹐堅持團結﹐以鬥爭求團結”（24）。
在同年同月24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大談階級鬥爭﹐先批彭德懷的八萬言申訴信是“翻案”﹐無中生有地說他勾結全世界反華勢力（美﹑蘇）。又批班禪﹐說他的《七萬言上書》是“階級敵人反攻倒算”（25）。
不過毛並未馬上懲罰班禪。據達賴自傳說﹐班禪在1964年3月拉薩傳召大法會上演講時說﹕達賴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領袖﹐並高呼“達賴喇嘛萬歲”（26）。這件事從未見中國出版物提起﹐推想起來也不大可能。自本世紀初起﹐達賴集團與班禪集團就形同水火﹐他怎會那樣說呢﹖
1964 年9月18日至11月4日﹐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舉行第七次擴大會議﹐一些“翻身農奴代表”列席會議。會議集中火力批判班禪的“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指責他組織了一個反革命集團﹐妄圖復辟農奴制﹐還圖謀叛國。列席會議的翻身農奴代表聲淚俱下地控訴了他殘酷壓迫﹑剝削農奴的滔天罪行。然後﹐他被押送北京﹐在全國人大會議上被批判﹐並被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代主任的職務（27）﹐從此被軟禁。文革初﹐他被中央民族學院的藏族學生批鬥。1966年我去北京大串連時﹐親眼看到中央民院藏族學生召開的批鬥大會與大字報﹐除了上述政治罪名外﹐還揭露班禪虐待﹑毆打家中保姆﹐喜歡男色等事。班禪被鬥後不久就下獄﹐在秦城監獄裡關了九年零八個月（28）﹐直到1987年才重新露面。
我看到的班禪《七萬言上書》雖然是達賴喇嘛的刊物《西藏通訊》發表的﹐但我相信它是真實的﹐不僅作為班禪的原文是真實的﹐原文所寫的事也是真實的。但某些西方記者對平叛的描述則是一派胡言。美國記者艾夫唐說﹐拉薩平叛使一萬人喪生﹐城里所有男性藏人幾乎都被捕﹐中國人將幾千具屍體堆在羅布林卡燒了三天﹐臭氣燻天（29）。法國記者董尼德說﹐至少一萬人死亡﹐中國人在羅布林卡焚燒屍體﹐布達拉宮變成殘垣斷壁﹐色拉寺被夷為平地（30）。當時拉薩只有二萬多人口﹐加上外來的叛軍﹐也不過三萬多﹐怎麼可能有一萬人被殺﹖4月15日﹐中共在拉薩召開群眾大會﹐擁護中國國務院3 月28日發佈的解散噶廈政府﹑責成解放軍平叛的命令﹐有二萬多藏人參加。如果拉薩的男性藏人都被捕了﹐這樣的會開得起來嗎（31）﹖我在八十年代初去布達拉宮和色拉寺參觀過﹐發現那裡完好如舊。又看過六十年代初攝制的電影記錄片﹐發現那時布達拉宮仍巍然屹立。艾夫唐與董尼德當時並未去拉薩現場調查﹐這些謊言顯然都是從達賴喇嘛那裡批發來的（他們都採訪過達賴喇嘛）。
_ 4、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嗎﹖
達賴喇嘛從1991年起一貫反復聲稱﹕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32)。“西藏流亡政府”還在《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裡開列了明細表(時間範圍是1949年到1979年)﹕
亡原因 衛藏 康區 安多 總計
獄中折磨 93560 64877 14784 173221
被槍決 28267 32266 96225 156758
死於戰場 143253 240410 49042 432705
死於飢餓 131072 89916 121980 342970
被逼自殺 3375 3952 1675 9002
批鬥致死 27951 48840 15940 92731
總計 427478 480261 299648 1207387
據“西藏流亡政府”解釋﹐這裡的“衛藏”指西藏自治區中西部﹐“康區”指西藏自治區的昌都地區﹑四川西部﹑甘肅南部和雲南北部﹐“安多”大致指青海省（33）。
中共在30 年裡殺死﹑鬥死﹑逼死﹑關死﹑餓死了120萬藏人﹐這確實是駭人聽聞的罪行。這個數字經西方媒體大量引用﹐在西方激起了公憤﹐有人甚至把它與希特勒殺猶太人相提並論（34）﹐無怪乎西方人幾乎一邊倒地同情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然而當我把中共統治下的藏族人口增長速度與同期中國人口增長速度加以比較時﹐卻產生了懷疑。
據1950 年11月3日噶廈政府要求聯合國“制止中國侵略”的呼籲信稱﹐當時藏族人口不足三百萬（其原文是﹕a weak and peace loving people, hardly exceeding 3 million）（35）。這個數字不可能是當時噶廈政府實際控制區（大致上相當於今日的西藏自治區）的人口數字﹐而是當時全體藏族的人口數字。當時噶廈政府實際控制區的人口據戈茨坦說是“至少一百萬”（這個數字包括昌都地區）（36）﹐據國民黨政府內務部1947年估計是一百萬（37）﹐據噶廈政府自己 1953年上報中國政府的數字是一百萬（這個數字不包括昌都地區）（38）。到了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演講時稱藏族人口六百萬（39）。由此可見﹐藏族人口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翻了一番還多。
又據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報告《生存與發展》﹐中國人口 1949年為5.4億﹐1987年為10.8億﹐從1949年到1987年自然增長率年均 1.834%（40）。由此推算出1986年中國人口為10.6億﹐可見中國人口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只增長了96%﹐比藏族人口同期增長率低了至少四個百分點。
中共1949 年建政以後消滅（殺死﹑鬥死﹑逼死﹑關死﹑餓死）了多少中國人（絕大多數為漢人）﹖丁抒研究大飢荒的專著《人禍—-“大躍進”與大飢荒》根據中國政府近年來公佈的六十年代的人口統計數字估算﹐三年大飢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3500萬人﹐很可能與4000萬“相去不遠”（41）。叢進的《曲折發展的歲月》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的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金輝說﹕“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 4040萬。”又據《歷史不再徘徊》估計﹕“低限值也在4000萬人”（42）。我現在假設在中共統治下共餓死4500萬人。被中共殺死﹑鬥死﹑逼死﹑關死的人數沒有可靠的統計。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時估計﹐文革中各種形式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200萬（43）。文革是中共殘害人民最大最久的一次運動 ﹐幾乎家家有人挨整﹐毛澤東統治中國27年﹐文革就佔了十年。中共殺人第二多的運動當數五十年代初與土改同時進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據勞改專家吳弘達考證 ﹐由毛澤東起草的以中共中央名義於1951年5月16日簽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的通知》以及這次會議的文件說﹕“關於殺反革命的數字 ﹐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在農村中﹐一般不應超過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殺反革命﹐一般應低於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點五為適宜。”吳根據當時中國人口（5億多）﹐推算出實際殺人數在50萬到100萬（44）﹐我取100萬。在鎮反運動中有更多的人被判刑﹐其中許多人死於勞改﹐還有許多人（包括其家屬）自殺﹐假設也有100萬﹐則鎮反死了200萬人。中共整人第三多的運動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共打了55萬右派﹐加上準右派﹐共約100萬人（45）。名義上對右派不開殺戒﹐但許多人（包括其家屬）自殺﹐許多人死於勞改﹑勞教或其他形式的折磨﹐假設有50萬人死於非命。此外還有“三反五反”﹑ “反右傾”﹑“六四”等運動﹐假設也死了50萬人﹐則共計500萬人。我現在將這個數字翻一番﹐即中共殺﹑逼﹑關死了1000萬人﹐加上餓死的4500萬 ﹐就是5500萬。
由此可見﹐中國人口在失去其1949 年基數的10%（5.5千萬比5.4億）的情況下﹐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增加了96%﹔而藏族人口在失去其1951年基數的40%強（120萬比不足 300萬）的情況下﹐在頭37年中增加了至少100%。由此可以近似地算出﹐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中國人口實際增加了1.19倍﹐即從4.85億（5.4億–0.55億）增加到10.6億﹔而藏族人口實際增加了2.33倍﹐即從180萬（300萬–120萬）增加到600萬。換言之﹐在中共統治的頭37年中﹐藏族人口的實際增長率是中國人口的實際增長率的1.96倍﹐幾乎高了整整一倍。無論從世界人口史看﹐還是從醫學上﹑生理上看﹐這都是驚人的奇跡。（按中國人口包括藏族人口﹐但藏族人口僅佔中國人口的0.5%﹐所以藏族人口增長率對中國人口增長率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如將藏族由於自然條件特別嚴酷因而在歷史上人均壽命就比漢族短得多（見第一章引戈倫夫的話）的因素考慮進去﹐這個奇跡就更加驚人。
對於這個奇跡﹐可能的解釋只有兩個﹕要麼是中共在消滅了120萬藏人以後﹐給予剩下的藏人以極其優厚的生活﹑醫療條件﹐使他們能以兩倍於漢人的速度高速增長﹐想必達賴喇嘛都不會接受這樣的解釋﹔要麼是中共並未消滅那麼多藏人﹐所以藏人能以高於中國人口平均增長率的速度增長﹐這也證明中共對藏族的迫害還不如對漢族的迫害嚴重。
1998 年5月3日我在紐約“《天葬》討論會”上說了上述意思﹐當時在場的藏獨人士阿沛晉美後來說﹕“按人口比例來算﹐這個數據（指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 -引者）太高了﹐我對這個數字始終是有保留的。我個人估計﹐整個藏區—-包括西藏三地區（即“大西藏”—-引者）﹐大概有三﹑四十萬人（被中共消滅—-引者）。（46）”
那麼中共究竟消滅了多少藏人呢﹖估計應低於被中共消滅的1949 年中國人口基數的比例（10%）﹐所以藏人在中共統治下仍然能以高於中國人口平均增長率的速度增長。既然1950年底藏族人口“不足300萬”﹐那麼被中共消滅的藏人應不足30萬。考慮到藏人由於自然原因在歷史上壽命就比漢人短得多﹐估計此數低於20萬。當然中共殺死（其中大部分當死於平叛戰場）﹑鬥死﹑ 逼死﹑關死﹑餓死不足20萬藏人也是滔天罪行。須知據張蔭棠估算﹐西藏人口自乾隆初年到光緒年間的170餘年內﹐也只減少了80萬（47）。不過不足20 萬離達賴喇嘛所說的120萬究竟相去甚遠。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難道為了西藏獨立﹐可以違背佛教的“妄語戒”﹐將事實誇大五倍以上﹖無怪乎戈茨坦認為﹐達賴喇嘛對於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與“種族絕滅”的攻擊“常常誇大其辭﹐遠離事實”（48）。
我在1953年3月號《北京之春》上對“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提出質疑（49）後﹐有個漢族女人在1998年3月15日當面向達賴喇嘛轉達了我的疑問﹐她說﹕“另外一漢人對西藏流亡政府說的中共統治西藏以來有一百多萬藏人遭到殺害這個數字表示懷疑。”達賴喇嘛回答道﹕
關於有120萬藏人遭殺害的說法﹐這裡有兩個前提﹐第一是這些人不完全是在戰場上打死的﹔第二﹐不是說某一個年限﹐比如說某一年殺死了一百多萬人。
這個數字是從中國軍隊進入西藏﹐1983 年以前﹐這一期間﹐由於中國人進入的原因而死亡的藏人人口數字。這個數字中包括戰死的可能有20萬人左右﹐還有許多人死在獄中﹐比如說達賴喇嘛的醫生﹐他被關進監獄時﹐一同被關押的大約百餘人﹐活著回來的不過十幾人而已﹐其他很多人是餓死的。由於飢荒﹐安多那一片大約是在1959年期間發生大飢荒﹐大批的藏人餓死﹐今天所謂的“西藏自治區”是在1966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大批的人餓死﹐像這樣的情況一直到1983年﹑84年為止。還有許多人是經受不起侮辱虐待﹐自殺了。
我們通過調查﹐是很多人來報告﹐說我們地區有多少村莊﹑多少家庭﹐有多少多少人死了﹐他們是怎麼死的。我們收到很多材料和數字﹐把這些數字統計起來 ﹐就形成了這種大約有120萬西藏人死去的推算。這是中國人進入西藏以後﹐到1983年為止﹐這幾十年來﹐由於各種受迫害的原因死去的人口統計數字。
我們西藏流亡政府在這本書裡有有關的統計數字﹐可能上報來的統計數字有一些重疊﹐例如某一件事情﹐有兩個人來報告﹐因此重疊了。像這樣的事情是技術性的﹐難免的（50）。
達賴喇嘛說“中共消滅120 萬藏人”的時間範圍是中共進藏到1983年﹐而“西藏流亡政府”發佈的《用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卻說其時間範圍是1949年到1979年﹐我們應該相信哪一個呢﹖不管時間範圍如何﹐“中共消滅120萬藏人”都是彌天大謊。時至今日﹐達賴喇嘛仍然罔顧妄語戒﹐堅持這樣的彌天大謊。這也難怪﹐他作為“人權鬥士”的世界聲譽就是建立在“中國消滅了120萬藏人”等彌天大謊之上的。如果他承認這是謊言﹐他就會在全世界面前聲譽掃地。
如前所述 ﹐西藏的叛亂起因於中共企圖廢除農奴制﹑解放農奴與奴隸﹑實行孫中山說的“耕者有其田”。這本是與法國大革命﹑林肯解放黑奴﹑麥克阿瑟二戰後在日本進行的土地改革及蔣介石在台灣進行的土地改革一樣合乎歷史潮流﹑尊重人權﹑申張正義﹑實現社會公正的行為。不幸的是﹐中共一開始就在西藏外圍採用了法國革命式的暴力方式﹐從而激起了美國南方奴隸主式的叛亂。在平叛民改中﹐中共又濫殺﹑濫關﹑濫鬥無辜或不該殺﹑關﹑鬥的人﹐同時又企圖消滅客觀上確實與叛亂及農奴制糾纏在一起的﹑但被藏人包括農奴與奴隸視為命根子的喇嘛教﹐這就是李澤厚所說的“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問題”（51）。中共的平叛民改本是為了把最基本的人權—-人身自由交還給農奴和奴隸﹐結果侵犯了農奴主﹑喇嘛和部分受農奴主蒙蔽﹑脅迫或完全無辜的農奴與奴隸的人權 ﹐這真是個難解的怪圈與悖論。然而法國大革命與美國南北戰爭不也殺死了許多王室成員(包括國王與王后)﹑貴族﹑保王黨人﹑教士﹑革命黨人﹑市民﹑奴隸主以及受其蒙蔽﹑脅迫或完全無辜的平民﹑農奴與奴隸嗎﹖“歷史本就在這種悲劇性矛盾中行進”（52）。
撇開手段﹐單看結果﹐平叛民改至少做了兩件好事﹕一是給農奴與奴隸以人身自由﹐這是比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更為基本的人權 ﹔二是在西藏做到了耕（牧）者有其地（牧場與畜生）﹐從而不僅實現了社會公正﹐還解放了生產力。舊西藏的農奴制使農奴沒有任何生產積極性﹐他們在主人的自營地上怠工偷懶﹐甚至故意破壞﹔或者大量逃亡﹐致使部分莊園土地荒蕪﹑無人耕種。而老實耕種的農奴則不堪重負﹐未老先死。阿沛阿旺晉美說﹕“記得在四十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談過西藏舊社會的危機。大家均認為照老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將毀滅。因此﹐民主改革不僅解放了農奴﹐解放了生產力﹐同時也拯救了整個西藏。（53）”連艾夫唐也不得不承認﹕“叛亂後的最初幾年﹐農業生產大幅度提高。（54）”達賴喇嘛和 “西藏流亡政府”天天都在攻擊中共﹐但他們從來不敢攻擊廢除農奴制﹑解放農奴與土地改革本身﹔反而假惺惺地標榜他們本來也打算作這樣的改革﹐可見中共的改革確實是合乎歷史潮流的事情。
林田1959年去山南採訪時﹐親眼看到農奴與奴隸“翻身”的景像。他在日記裡寫道﹕
六月十日
凱松谿卡（“谿卡”是藏語“莊園”的譯音– –引者）今天舉行鬥爭叛亂分子﹑地方惡霸的群眾大會。從早上起﹐谿卡的大門裡﹐雙行道的樓梯上﹐人來人往﹐進進出出。本谿卡和外谿卡的農協籌委會委員﹐ 赤腳的婦女﹐戴破呢帽的男人﹐頭髮蓬亂﹑滿臉黑鬍鬚的老農奴都來了。中午﹐男女老幼集合在莊宅前的樹蔭下﹐大會開始了。當了叛匪小頭目的谿堆（谿卡經理- —引者）﹑索康（噶廈政府的首腦﹐已逃亡—-引者）在凱松谿卡的代理人逃跑了。現在﹐跟著谿堆作了許多壞事的根保（谿卡小頭目—-引者）和小惡霸平措占堆被帶到了會場前﹐面對大家垂頭站立。尼瑪次仁﹐那個從八歲起就給扎西家當差徭的小伙子﹐新當選的農協籌委會主任﹐今天第一次穿上了皮靴子﹐臉也洗得乾乾淨淨﹐站在一張滿是油泥的小桌子前講話了﹕“諸位鄉親們﹐現在大會開始了。過去﹐貴族索康﹑谿堆﹑根保﹑壞人坐在上面﹐把我們踩在下面﹐剝削﹑ 壓迫了我們多少年﹐最後發動了叛亂﹐阻擋我們翻身。現在﹐中央政府和解放軍幫助我們把他們打垮了﹐趕走了﹐消滅了。我們從地下站起來啦﹗我們第一次舉行這樣的大會﹐鬥爭壞人。……”接著他歷數根保和平措占堆跟著谿堆幹壞事的罪行﹐然後說﹕“我們的苦﹐像河水一樣﹐不知流了多少年﹐今天還在流﹐今天﹐我們要把苦水倒出來﹗”
尼瑪次仁一講完﹐烏金又走上來﹐說﹕“今天我們開大會﹐就是要本著天下一家人的精神鬥爭這兩個壞蛋﹐過去我們有苦有冤不敢說﹐今天剝削階級滅亡了﹐ 以前被他們當成地下虫子的人﹐現在得到了自由……。平措占堆﹑根保作了許多壞事。以前他們跟著谿堆打人罵人﹐叛匪佔據時﹐幫助叛匪搶東西。叛匪逃跑時﹐他們幫助叛匪把砲彈箱子藏在草裡。把谿卡倉庫里的貴重東西﹑糧食偷運到自己家裡﹐那都是我們的血汗啊﹗……”
一個老媽媽站起來揭發﹕他們還藏了許多槍﹐勾結反動派﹐準備讓反動派打回來。
一個名叫白幹的青年站起來﹐呼呼喘氣﹐說不清話﹐斷斷續續地說﹕我被他們打得說話不行了。我和姐姐從地裡回來﹐拾了他田裡的一穗莊稼﹐他就把我和姐姐毒打一頓。
一個蓬頭垢面的小姑娘站起來就嗚嗚哭了。她是十三歲的孤兒白瑪玉珍。父親是個窮差巴﹐她很小時父親出差病死在外邊﹐媽媽背¨她支差種地。一次媽媽割草時﹐和領主的狗腿子平措占堆吵起來﹐這惡霸就把她媽媽打得死去活來﹐媽媽流著鮮血爬回家來﹐第二天就死了﹐臨產的孩子也死在肚子裡了。白瑪聲淚俱下地哭訴¨﹐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瞪直了眼睛﹐淚水順著枯瘦的臉向下流﹐她張開兩手﹐嗆地呼天﹕“我請共產黨﹑人民政府﹑諸位鄉親們替我們作主﹐……我的兩個外孫女﹐ 可憐的孩子﹐沒有媽媽了﹐她們的媽媽被野獸吃掉了﹗這些野獸就是索康﹐就是勾結叛匪的谿堆和他的狗腿子平措占堆……。”全場男女老幼都哭了。這老婆婆就是小白瑪的外婆﹐她說出了農奴們的共同遭遇。悲憤的呼聲像春雷一樣響了起來﹕“打倒萬惡的奴隸制度﹗”“消滅剝削壓迫﹗”
本來會前已經講好﹐鬥爭大會上只動口﹐不動手﹐還規定了不准帶鐵器和棍棒。
誰知烏金聽著聽著﹐走到前邊﹐突然從懷裡掏出一根短棒﹐朝半跪半坐的平措占堆背上打去。這個高個子麻子惡霸挨了這一下﹐就勢向前一倒﹐碰得鼻破血流。這樣一來﹐原來憤怒的群眾﹐有些卻一下子轉為可憐起這小惡霸來了。這小惡霸家裡的一個小朗生﹐一個臉像小黑鬼﹑衣服破成條的小姑娘﹐平日不知挨了主人多少毒打﹐ 現在卻哇哇哭¨為主人求情了。但也有人為烏金助威﹕“打得好﹗打得好﹗”
尼瑪次仁把烏金拉到一邊。請大家繼續控訴參加叛亂的反動領主及其代理人的罪行。怒潮繼續在會場上激蕩。
八月五日
今天凱松谿卡農民舉行慶祝民主改革勝利大會。……慶祝大會開始了﹐三十多個小學生﹐穿花衣﹐戴金絲帽﹐拿著花束﹑樹枝﹐準備跳舞的婦女﹐也穿起了紅綠綢衫﹑新靴子﹐笑容滿面﹐他們多半是朗生﹐今天要儘情歡樂。其餘男男女女坐了一大片﹐在帳篷蔭涼下。
阿旺講話了﹐這個窮差巴﹐九個孩子﹐老婆多病﹐經常一家人餓肚子﹐現在﹐有政府幫著﹐不愁吃穿了﹐差地屬於自己了﹐一切負擔廢除了﹐從心底裡樂。兩個月來﹐ 他作為農會副主任﹐領導全村農民大鬧翻身。今天﹐他穿著新的氆氌衣﹑皮靴子﹐端端正正站在台前﹐他說﹕今天﹐我們已經得到很大勝利﹐讓我們儘情慶祝。每到這個時候﹐正是“望果節”（豐收節）﹐可是往年望果節﹐正是我們絕炊斷糧﹐望著莊稼愁交租完債的時候﹐今天﹐我們在這個帳篷裡﹐穿著這樣的新衣服﹐心裡這樣痛快﹐這是過去不曾有過的。這都是共產黨領導我們得到的。
群眾代表次旺扎西講話了。他分地那天﹐站在油菜田裡只是笑。今天他說﹕以前我們連手指大一塊地也沒有﹐如今每家分了十幾﹑二十幾或三十多克地﹐沒有牲口﹐分了驢馬﹐沒有傢俱﹐分了傢俱﹐為啥不心花怒放呀﹗……
拉珠講話了﹐這位滿臉鬍鬚的六十歲的老人﹐說﹕“共產黨領導我們翻身勝利了﹐我這老頭子來祝大家﹕‘扎西得來平桑錯﹗’（吉祥如意）。在舊社會﹐拿我來說﹐幾歲作差徭到十五歲﹐領主給我一塊差地﹐可是我出比這塊地還大還重的差。又壓上一大筆債﹐大家知道﹐這債不是我欠的。
“藏政府也好﹐貴族活佛也好﹐他們的肚子是填不滿的﹐百姓多少東西也填不滿他們的肚子。
“我們在草地上放個馬﹐他們說草地是他們的﹔我們在樹林裡拾個柴棍﹐說樹林是他們的﹔我們走的路也是他們的。現在﹐我們走在路上﹐再不必向他們彎腰吐舌了（藏人表示恭敬的習慣行動—-引者）﹐遇見貴族老爺﹐我們可以大搖大擺從他們身旁走過了。土地﹑森林﹑道路﹐一切都是我們人民的了﹗
“烏拉廢除了﹐差役取消了﹐朗生解放了﹐土地分給大家了﹐債契燒掉了﹐西藏地方舊政府千百年來壓在我們身上的重擔﹐新政府成立兩個月就全卸掉了﹐這都是共產黨給的﹐我們要在黨領導下﹐團結得緊緊的啊﹗有今天﹐是不容易的﹐而明天﹐更要我們努力﹐只有團結才能保住果實﹐建設新生活。”這老人講得多好啊 ﹗
分工委王運祥書記講話祝賀。他告訴農民三件事千萬記牢。第一﹐要跟黨走﹔第二﹐要團結﹔第三﹐要警惕反動的階級敵人﹐保住果實﹐發展生產。
大家向毛主席像和分工委二位書記獻了哈達。
歌舞開始了（55）。
可能是經過了翻譯加工（由藏語翻成漢語）﹐這些藏農的話都有黨八股的味道。不過還是可以看出﹐西藏的翻身農奴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是衷心感激﹑真心擁護的。因為後者確實在那時給了他們做人的尊嚴和切身的利益﹐即便是達賴喇嘛以來世天堂的名義也無法叫他們放棄毛與中共給他們的尊嚴與利益。這就是為什么西藏的老翻身農奴會對我說﹕“毛主席的恩情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打土豪﹐分田地”本是中共贏得漢農支持﹑打敗蔣介石的法寶﹐用在西藏也同樣成功。蔣介石因而吸取教訓 ﹐亡羊補牢﹐在台灣進行土地改革。又因他手裡有日本人留下的企業﹐使他有資本贖買地主的土地﹐實行和平土改。蔣介石死後﹐台灣的老農披麻帶孝﹐跪在路旁給他送靈。毛死後﹐西藏的翻身農奴也痛哭流涕。假如中共當初在西康﹑青海藏區不急於土改﹐或一開始就在那裡實行贖買土改﹐西藏叛亂是否能夠避免呢﹖中共平叛雖然合法（國際法）﹐但後遺癥極其嚴重。特別是讓達賴喇嘛逃亡印度﹐從而使西藏問題再度國際化﹐這是毛澤東的頭號失策。他只知道馬列主義﹑階級鬥爭和孔孟之道﹐根本不懂文化心理學﹑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過於低估了西藏宗教的影響﹐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威力。他從來不曾想到﹐翻身農奴的感恩心理並不能遺傳給新一代藏人﹔他那套窮共產主義的經濟模式會導致身後的改革開放﹑ 崇洋媚外﹔達賴喇嘛會借助於洋人的威力重新在西藏發動騷亂（不拿槍的叛亂）。如果毛一開始就對全體藏族農奴主實行贖買土改﹐也許叛亂就不會發生﹐達賴喇嘛就不會外逃﹐西藏問題就不會國際化﹔如果毛在平叛民改後把經濟搞得很成功﹐以致中國毋需改革開放﹑崇洋媚外﹑仰人鼻息（這是窮國對富國開放的必然結果）﹐ 那麼達賴喇嘛在外面也就無隙可趁。他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
_ 5、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使平叛民改這場以道德代價換取歷史進步的悲劇變成了鬧劇。文革既是毛澤東利用﹑愚弄人民打擊﹑清除政敵﹐從而導致中共內部瘋狂地爭權奪利 ﹑自相殘殺的醜劇﹔也是毛煽動﹑愚弄人民殘害精英﹑毀滅中西精英文化的鬧劇（56）﹔更是毛殘酷迫害﹑鎮壓人民其中包括被他利用﹑煽動﹑愚弄過的人﹐強化其法西斯獨裁統治的悲劇。全面論述西藏的文革過程﹐特別是其中令人眼花繚亂的派別鬥爭﹐不是本書的任務﹐那可以寫一本與本書一樣厚的書。本書只能作一簡述 ﹐¨重討論與西藏問題有關的事件。
1966 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紅衛兵後﹐北京紅衛兵掀起“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中央民族學院的藏族紅衛兵先鬥班禪﹐然後殺回西藏。在他們以及陜西咸陽西藏民族學院藏族紅衛兵的鼓動下﹐藏人搗毀了除布達拉宮等八個著名寺廟以外的所有寺廟（那八個寺廟未毀是因為中共派兵保護）（57）﹐連扎什倫布寺裡歷代班禪靈塔內的木乃伊也被藏人扔出來喂狗（這是我八十年代初去參觀時聽當地藏人說的﹐不過扎什倫布寺的建築與世界最高的銅佛—-強巴佛卻完好如舊）。所有“階級敵人”—-貴族﹑噶廈官員﹑活佛﹑叛匪及其家屬都再次遭到批鬥﹑游街﹑抄家﹑示眾﹑ 毆打﹑侮辱﹔所有僧尼都遭到批鬥﹑污辱﹐被迫還俗﹔所有民間佛教用品—-瑪尼堆﹑經書﹑經幡﹑佛龕﹑佛像等也幾乎全部被搗毀﹔所有宗教活動都被禁止﹔ 連類而及﹐所有民間節日﹑歌舞﹑藝術（包括說唱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民族手工藝品生產）﹑甚至集市貿易也全部被取締﹔在城鎮裡﹐連藏裝也幾乎絕跡﹐代之以中山裝與軍便裝（這都是我在西藏時聽過來人說的）。
不過我對艾夫唐大肆宣揚的紅衛兵強姦藏女的說法深感懷疑。他說﹕
早在1966 年8月就出現了輪姦。紅衛兵將扎木四百戶藏人的女孩脫得一絲不褂﹐在外週游﹐開鬥爭會﹐最後將她們全姦污了。……1966年至1967年冬季﹐革命造反派來到拉薩北面的那曲﹐在這裡他們對大批游牧民也犯下了類似暴行。……婦女們全身脫得精光﹐五花大綁站在結冰的湖面上﹐還有人看守。一位名叫卡瑪夏拉的男牧民和他的女兒次仁卓瑪被迫當眾發生關係。在山南各地區也發生了相類似的暴行﹐……日喀則的強姦和打人事件更多（58）。
眾所週知﹐文革是一場以禁欲主義為特色的運動。文革初漢族紅衛兵曾把裙子﹑緊身褲當作“四舊”來破除﹐因其有性感之嫌﹔凡是有過“男女問題”的人都被當作 “壞分子”批鬥﹑游街﹔所有裸體或半裸體的繪畫與雕塑﹑描寫愛情的小說與電影﹑性醫學著作都被當作“資產階級腐朽文化”而燒燬或禁止。北京紅衛兵在“紅八月”（1966年8月）裡打死了數千“牛鬼蛇神”﹐卻未聽說有過強姦或當眾脫光婦女衣服的事件。在那時漢族紅衛兵的心裡﹐所有涉及性或色的語言﹑行為﹑乃至戀愛都是十惡不赦的罪行﹐他們怎麼可能跑到西藏去當眾脫光幾百婦女並集體輪姦呢﹖即便是中央民族學院的藏族紅衛兵也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所以這類事即便有﹐也是藏族流氓幹的。
早在1966 年6月1日毛澤東下令廣播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後﹐西藏的幹部職工就紛紛給領導貼大字報﹐並與“保皇派”（擁護領導的群眾）展開激烈的辯論。隨著全國形勢的發展﹐被攻擊的幹部的級別越來越高。自治區黨委為了“捨車保帥”﹐也不斷拋出級別越來越高的幹部供群眾批鬥﹐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兼《西藏日報》總編金沙﹑自治區黨委常委惠毅然﹑自治區黨委副書記郭錫蘭等。11月初﹐北京幾所大學和西藏民族學院的紅衛兵在拉薩貼出大字報﹐攻擊以張國華為首的自治區黨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影響與中央文革的鼓動下﹐西藏造反派紛紛在各廳局奪權。2月5日﹐造反派“拉薩革命造反總部”（簡稱“造總”或“老造”）奪了自治區黨委與政府的權﹐把各級漢藏幹部鬥得威風掃地﹐還要揪鬥軍區司令兼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張國華。可能是毛澤東的意思﹐2月24日“中央文革”來電說﹕“張國華同志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儘管他在工作上有缺點和錯誤﹐但基本上是個好同志。”（張國華抱病指揮了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並獲大勝﹐毛因而對他高抬貴手﹑另眼相看）2月底﹐中央決定由西藏軍區接管西藏自治區黨委與政府的權力。剛好全國各地軍頭發動了 “二月鎮反（革命分子）”運動﹐張國華隨即反擊。他在3月（西藏的事總是比全國慢半拍）以“鎮壓反革命”為由﹐逮捕了“造總”的頭頭﹐奪回了被造反派奪去的各單位的權。他的行動得到了“西藏自治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造反總指揮部”（簡稱“大聯指”﹐又稱“老大”）的支持﹐該組織被“造總”稱為“老保” （保守派）。3月﹐中央文革發起反擊“二月逆流”的運動。4月﹐大批北京造反派紅衛兵進入西藏﹐給“造總”翻案（又慢半拍）。5月﹐中央下令對西藏軍管。幾乎同時﹐張國華陞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主持蜀政﹐不久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林彪嫡系曾雍雅調任西藏軍區政委﹐曾給“造總”平反﹐引起支持“大聯指”的軍區副政委任榮的不滿。從此“造總”和“大聯指”各有後台﹐不斷鬥爭﹐從文鬥發展成武鬥﹐使西藏陷入極度混亂之中。必需指出﹐西藏兩派中都有漢人藏人﹐他們之間的鬥爭並非是漢藏矛盾引起的。雙方都指責對方受達賴特務控制﹐並到處大抓達賴特務。文革中在拉薩從未出現過以宗教﹑民族為訴求的騷亂。倒是 1969年﹐丁青﹑邊壩﹑尼木﹑比如等縣出現過以宗教﹑民族為旗號的暴動﹐打﹑殺解放軍和幹部﹐很快遭到鎮壓（59）。
1968 年9月5日﹐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與新疆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他們是中國大陸29個省﹑市﹑自治區中最後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兩個。西藏革委會先由曾雍雅任主任﹐1970年12月﹐隨著林彪失勢﹐曾被調走﹑降職﹐由任榮接替（60）。革命委員會成立後﹐辦了幾件大事﹕
第一﹐製造敵人。以“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名義迫害漢藏幹部﹑職工﹑市民與部分農牧民。除了“反革命”﹑“農奴主”﹑ “叛匪”﹑ “上層喇嘛”等老罪名外﹐增加了“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達賴特務”等新罪名﹐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又以“補民主革命課”為名﹐在農區推翻民改時不劃富農的政策﹐補劃“富農”﹔在牧區推翻民改時不公開劃階級的政策﹐補劃“牧主”﹑“富牧”等﹐使農牧區的“階級敵人”比例由民改時規定的5%上昇到7-8%﹔ 在城鎮則推翻民改時不劃資本家的政策﹐補劃出206戶商業﹑房產﹑手工業“資本家”﹐製造出一大批新的“階級敵人”（61）。
第二﹐ 人民公社化。以“社會主義改造”為名﹐剝奪農牧民在平叛民改中分到的土地﹑牲畜。早在1960 年﹐西藏的幹部就迫不及待地要辦合作社﹐當時中共中央還比較冷靜﹐指示西藏五年內不辦合作社﹐讓藏農牧嘗到民改的甜頭。1965年起﹐西藏開始試辦初級合作社﹐冠以人民公社的名稱。197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批示“照辦”的《關於西藏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指示》﹐要求西藏“實現人民公社化”。西藏自治區革委會雷厲風行﹐用強力突擊成立人民公社。由於阻力重重﹐直至1974年10月﹐才在西藏95%的鄉辦起了人民公社（62）。
人民公社號稱“一大二公”﹐把民改時分給翻身農奴的大部分土地與牲畜收歸社有﹐只給社員留下少量自留地與自留畜。社員們在集體地裡消極怠工﹐就像農奴制時代在領主的自營地裡消極怠工一樣。人民公社又號稱“政社合一”﹐既是生產企業﹐又是政權機關﹐不僅有財權﹐還有司法權﹐也很像農奴制時代的莊園。有人說人民公社是新的農奴制﹐確有一定道理。不過集體地的收成畢竟要以“工分”的形式分配給社員﹐不像農奴制時代的“自營地”的收成全部歸領主﹔社隊幹部畢竟不能隨便打罵社員﹐不能干涉或禁止社員的婚姻﹐不能強姦女社員﹐不能拆散社員家庭﹐不能放高利貸﹐更不能買賣﹑抵押﹑贈送﹑轉讓社員﹐所以人民公社只是準農奴制。
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則是“大鍋飯”﹐幹多幹少幹好幹壞一個樣﹐而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好逸惡勞的﹐社員毫無集體生產積極性。中共還要他們“高原學大寨”﹐種植藏人不熟悉也不愛吃的小麥。更有甚者﹐西藏當局曾異想天開﹐要在西藏生產糖。他們投資數百萬元﹐從內地購來成套設備﹐在昌都和拉薩辦了兩個製糖廠。然後強迫藏農種植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糖蘿蔔﹐結果收穫的糖蘿蔔在價值上還不及種青稞的十分之一。全部原料交那兩個糖廠加工﹐僅夠生產一﹑兩個月（63）。如此折騰﹐自然是民不聊生﹑家家皆盡。以致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時﹐發現藏農牧的生活水平較之民改前並無顯著改善﹐憤怒地質問任榮﹕中央給西藏的錢都丟到雅魯藏布江裡去啦﹖
三﹑小興土木。中國政府在文革中也給了西藏許多錢﹐從1966 年到1976年﹐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年均增長9.09%（64）。這一事實說明﹐即便在文革那樣瘋狂的時代﹐中共也並無掠奪西藏的企圖。在“填補空白”﹑好大喜功的心理驅動下﹐這筆錢被西藏當局用來小興土木﹐建造各種工程。1974年與1965年相比﹐西藏的工礦企業由80個增加到218個﹐主要工業產品由18種增加到70種﹔發電量增長6.7倍﹐水泥增長1.6倍。修通了中尼（泊爾）﹑滇藏兩條公路。修建了貢嘎﹑和平﹑邦達機場。特別重要的是﹐修成了從青海格爾木到拉薩﹑長1080公里﹑年輸油量在八萬噸以上的輸油管（65）。那些工礦企業大都像糖廠那樣虧損連連﹐據統計﹐1965年到1968年 ﹐在“三線”建設的名義下﹐共投資7273萬元﹐報廢2300萬元。1970年後﹐頭腦發熱﹑脫離實際的趨勢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公開提倡“無米之炊” ﹐在拉薩﹑昌都等地建造玻璃廠﹑化肥廠﹐浪費1500萬元。又提出3年內修通拉薩到林芝的鐵路﹐結果不了了之。向陽煤礦建成後挖不出煤來﹐480萬元投資只換來一個“煤礦燒牛糞”的笑話。墨脫公路盲目上馬又下馬﹐浪費2000多萬元。當時投資的幾個電站效益也不好。塘河電站工期近十年﹐裝機6400千瓦﹐ 千瓦造價4644元﹐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近20倍﹔昌都金河電站302萬元投資全部報廢。1978年前後﹐全國掀起“三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運動﹐西藏立即建立了50多個“農機修造廠”﹐卻沒有原料﹑技術﹑管理能力與市場﹐其投資又被扔進了雅魯藏布江。不過盲目建廠也做了一點好事﹐比如當時建立西藏電力建築公司﹐就是為了解決在文革中被迫還俗的青年喇嘛的就業問題（中共稱﹕要算政治賬﹐不要算經濟賬）﹐今日該公司的總經理就是當年還俗的喇嘛（66）。那時修建的公路﹑機場﹑輸油管為西藏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人民公社強迫農民大修水利也使農牧業有所發展﹐1976年與1965年相比﹐糧食產量由29萬噸增加到47萬噸﹔牲畜頭數由1701萬增加到2180萬（67）。
總而言之﹐文革是一場漫長的惡夢﹐其殘酷性足與其荒謬性媲美。廣大藏民既失去了民改的勝利果實﹐又失去了傳統宗教的安慰﹐許多人受到迫害﹐生活水平下降﹐其心中的怨恨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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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第八章）– 轉貼》共5件评论
1. 匿名游客的评论
March 19th, 2008 at 4:19 pm
狗屁東西,你還活在過去;真可憐
2. 魏民生的评论
March 19th, 2008 at 5:23 pm
哟哟哟，还是先搞两个小菜，烫壶小酒喝喝。酒精不但是能杀菌的，也还能清除口臭、脚臭、胳子窝臭的。最为重要的是，酒精还能让人借酒消愁，精神爽快的。
3. 匿名游客的评论
March 19th, 2008 at 7:32 pm
看你那小樣借酒消愁是對的
魏民生的评论
March 19th, 2008 at 5:23 pm
哟哟哟，还是先搞两个小菜，烫壶小酒喝喝。酒精不但是能杀菌的，也还能清除口臭、脚臭、胳子窝臭的。最为重要的是，酒精还能让人借酒消愁，精神爽快的。
4. 匿名游客的评论
March 19th, 2008 at 11:38 pm
顶楼主，转贴好文。长点，但值得花时间读。
5. hello-1的评论
March 20th, 2008 at 11:15 pm
關懷西藏 深入了解與反思
【聯合報╱王明珂／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台北市)】 2008.03.21 02:56 am
近日來西藏拉薩發生街頭暴動，中國政府出動解放軍施行鎮壓（或維持秩序），已引起國際關注。這許多對西藏的關懷，在短時間內，或能使中國官方行動有所節制而讓狀況不致惡化，但是長期而言終究無濟於事。
關鍵在於，外界（包括中國官方）對於「藏族」或「藏區」的人類生態、歷史及當前情況了解太少。近十多年來，我經常在川西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及青海、雲南等地進行結合人類學與歷史的研究，對此一地區有些了解，在此說明藏區的人類生態及歷史情況。
雖然有共同的藏族認同，但由於青藏高原各地生存資源都十分匱乏，在我研究的十餘年間，阿壩州與甘孜州多次發生藏族不同村落間的械鬥，最近的一次就發生在去年，為的都是爭牧場（可放牧的地方）、爭蟲草山（可挖珍貴藥材蟲草的地方）；因使用槍械，所以往往死傷慘重。日昨聽說動亂已延燒到阿壩州與甘孜州，這是最讓我憂心的。由本地藏獨的口號酖聯羌、驅漢、滅回酖可知，若此動盪擴大，遭殃的不只是漢族、藏族，更是本地的回族。
我們也許會問，為何中國每年以數額鉅大的金錢、物資援藏，卻得不到廣大藏民的人心？據我的了解，其主要原因是援助多投在城市與交通建設中，地方自治政府在資源分配上又常偏袒「本族群」（藏族族群）。更重要的是，牧區藏民原來就不注重「物質」，而更注重在佛教信仰中所得之精神寄托。在我所熟悉的藏區，有些地方牧民普遍以收入的百分之二、三十，甚至五、六十捐給寺院。
一個馬爾康的教育官員（嘉絨藏族）跟我說，我去壤塘，他們跟我要援助款，我為什麼要給？給他們錢，他們都丟在寺院裡，我為什麼要給？站在唯物主義立場的中國共產黨官員（漢族與部分藏族）看來，寺院、喇嘛便是些不事生產的社會寄生蟲以及麻煩（藏獨）製造者，自然他們對藏傳佛教帶著敵意並加以限制、防範。目前寺院的宗教活動在一定範圍內是被允許的；藏傳佛教更大的威脅反而是受媒體助長的「世俗化」。
那麼，中國為何不讓西藏獨立呢？除了現實的政治利益與安全考慮外，這涉及東亞地區中原帝國傳統及近代中國國族主義。在國族主義下，當本地成為藏區、本地人成為藏族後，整個青藏高原的地與人都成了中國與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了。
最後，即使中國鬆手讓西藏獨立為一個國家，由人類生態觀點，這恐怕也不是最好、最理想的結果。自有文獻記載以來，青藏高原各族群、部落便經常在無止息的內部戰爭與暴力中。也就是說，獨立並失去中國的經濟援助後，整個青藏高原各地域族群、部落可能陷入激烈的資源競爭，其共同的「藏族」認同反而會被各區域族群認同（如果洛人、紅原人、嘉絨人等等）弱化，人們也可能回到經常的暴力與恐懼生活之中。難道這便是我們所追求的「人道主義」？或者，因這是「自決」，所以任何結果都沒得話說？
中國對西藏問題的處理，以及世界輿論對西藏的關懷與主張，都應建立在對青藏高原人類生態與歷史更深入的了解，與對國家、族群、人權等概念的反思上。我相信主張西藏高度自治的達賴喇嘛是有大智慧的人，希望中國主事者也能以仁心與智慧來處理此事。
作為一位「康區」（藏語康有邊區之意）研究者，我只能提供一種新的知識體系來認識「康區」；此知識體系期望藉由反省與反思，讓「邊緣」成為雙方溝通的橋梁，而非彼此爭奪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