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第四章）– 轉貼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 第四章﹕宗教—西藏的桎梏
_ 1、漢藏文化心理結構大不一樣
西藏的宗教與西藏的文化密不可分﹐在舊西藏﹐宗教與文化幾乎是二位一體的東西。當然﹐從發生學的觀點看﹐文化先於宗教。
文化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徵。漢藏兩族雖然同屬黃種人﹐外貌十分相似﹐文化卻很不相同。最明顯的當然是語言﹐但這只是表層的差異。更深刻﹑更本質的差異在於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或民族集體無意識（1）﹐它起源於生存環境的差異。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裡說過﹕“助成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係﹐就是地理的基礎……自然的聯係似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但是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從而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漢族自古以來生活在黃河與長江流域﹐物產富饒﹐氣候宜人（2）。人間即是樂園﹐現世猶如天堂﹐飲食文化舉世無雙。所以漢族形成了一種李澤厚所說的“實用理性精神”﹐經過孔子的歸納與闡述﹐成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漢族性格的特徵。所謂實用理性﹐ “是說把理性引導和貫徹在日常現實世間生活﹑倫常感情和政治觀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基本特徵是﹕懷疑論或無神論的世界觀和對現實生活積極進取的人生觀”（3）﹔“與此相當﹐不是去追求來世拯救﹑三生業報或靈魂不朽﹐而是把不朽﹑拯救都放在此生的世間功業文章中”（4）。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故“子不語怪力亂神”。表面上是存而不論﹑不置可否﹐實際上是懷疑﹑否定﹐故墨子斥之為“以天為不明﹐ 以鬼為不神”。
與此相反﹐原旨佛教認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追求現世的功業﹐而是超度來世。它認為人生充滿了生老病死等苦難﹐人要擺脫這些苦難﹐必須清心寡欲﹑反復苦修﹐經過多次轉世輪迴﹑功德圓滿之後﹐才能跳出輪迴﹐擺脫苦難﹐立地成佛﹐即所謂修成正果。而所謂成佛﹐乃是一種不生不死﹑無比快樂的抽象境界﹐即所謂涅槃歸真 ﹑常樂我淨﹐俗稱“天堂”﹑“淨土”﹑“極樂世界”﹔漢人又稱“西方極樂世界”﹑或簡稱“西方”﹑“西天”﹐因為佛教自西域傳來。
孔子既然認為人死後並無來世﹐自然也就用不¨超度來世。所以佛教傳入中土﹐就被實用理性改造成禪宗﹐主張“頓悟”﹑“即身成佛”﹐說是不必守戒﹑不必唸經﹑ 不必苦修﹑不必禁欲也可成佛。而所謂成佛﹐也就是像常人一樣吃喝玩樂﹐“一切聲色﹐儘是佛事”﹐只消突然覺悟﹐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種超脫的精神境界（心靈）﹐也就是成佛。
如果說禪宗哲學不過是優游詩酒的漢族士大夫的思辨游戲﹐那麼不懂哲學的漢族老百姓就更加實用理性—他們去佛寺燒香磕頭﹐直截了當地祈求菩薩保祐他們現世陞官發財﹑多子多孫﹐而不是超度來世﹑早證菩提。他們對宗教的實用主義達到了這種地步﹐以至佛道不分﹑見廟就拜。所以漢族從無宗教迫害和宗教戰爭的歷史﹐卻有宗教自由和宗教寬容的傳統﹐只是到了毛澤東才出現例外。
事實上﹐漢人什麼宗教也不信 ﹐只信子孫。阿Q 說過﹕“斷子絕孫便沒人供一碗飯吃。”漢人似乎認為﹐人死後會變鬼﹐鬼住在陰間﹐仍要吃飯用錢﹐其來源是子孫奉獻的香火。如無子孫﹐就是“斷香火”﹐在陰間無以為“生”﹐是人生及人死最大的悲哀與痛苦。所以漢人無論貧富貴賤﹑有無學問﹐都極端重視“傳宗接代”﹑“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把繁衍子孫當成人生最高任務和最大樂趣。這種生殖拜物教或子孫拜物教與佛道兩教乃至基督教都毫不相干。佛教認為人死後要轉世﹑輪迴﹐變成新人或動物﹐何須子孫供飯﹖道教企盼成仙﹐神仙不食人間煙火﹐也毋需子孫供飯。基督教說人死後或上天堂或下地獄﹐都是精神性的存在﹐更不用子孫供飯。漢人祈求菩薩保祐其現世陞官發財﹑子孫興旺﹐可謂緣木求魚﹑與虎謀皮。今天﹐受過良好西式教育的漢人恐怕不再相信死後要子孫供飯的說法了﹐但他們仍然認為沒有子孫就算白活了。這已成為漢人的集體無意識。
藏人自古以來生活在缺氧﹑嚴寒﹑交通不便﹑資源貧乏﹑氣候嚴酷﹑疾病流行﹑生命短暫的世界屋脊﹐生活極為艱難。處在這樣生存狀況下的藏族先民對於來自印度的佛教一拍即合﹐如獲至寶﹐篤信至今﹐決非偶然。因為它給藏人提供了解脫苦難﹑超度來世﹑陞入天堂的安慰和希望。有趣的是﹐漢地禪宗也曾傳入西藏﹐ 並在藏王赤松德贊主持下﹐與喇嘛們辯論﹐這便是西藏歷史上有名的“頓漸爭辯”（如前所述﹐禪宗主張“頓悟”—“即身成佛”﹔喇嘛教主張“漸悟”— 漸次修行﹑經許多世後成佛）。最後以頓派告輸而終﹐漢僧被遣回內地﹐禪宗在西藏從此被禁。因為藏人再怎麼悟﹐也無法把世界屋脊想象成天堂與樂園（5）。董仲舒云﹕“天不變道亦不變”。這裡的“天”可以理解為西藏的自然環境﹔“道”則可以理解為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
藏族的原始宗教是本教﹐佛教傳入後﹐與本教鬥爭了很久﹐幾經反復﹐才取得統治地位。喇嘛教把本教的靈魂不死﹑靈魂轉移的觀念同佛教的因果報應﹑生死輪迴﹑超度來世的觀念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藏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或集體無意識。概括地說﹐就是“信仰高於理性﹐來世重於現世”。現實生活越是艱難的藏人﹐對宗教的信仰越是狂熱﹐對來世的渴望越是迫切﹐對喇嘛越是尊敬﹐對寺廟越是慷慨。儘管他們中絕大多數一字不識﹐根本看不懂佛經﹐也唸不通一句佛經﹐對佛教的思辨哲學一竅不通﹐只會口誦“六字真言”（6）﹑手轉經筒（經筒是一種銀製的圓筒﹐表面上刻有經文﹐中央有長軸﹐藏人手持長軸﹐圍繞寺廟或佛像轉圈﹐邊走邊轉動手中的圓筒﹐謂之轉經。據說每轉一次經筒就相當於唸了一遍經文﹐這是為了方便不識字的藏民朝佛而設計的東西﹐它幾乎已成為藏族的標誌性物件）﹑五體投地磕長頭﹐向寺廟獻上盡可能多的錢物﹐祈求來世投個好胎﹐交上好運﹐卻是世上最虔誠的佛教徒。本書在論述西藏宗教時﹐即指這一意義上的﹑群眾性的﹑通俗化的﹑以超度來世為目的的宗教（又稱顯宗或顯教）﹐而不是喇嘛們的﹑高深莫測的﹑經院哲學加神秘修行的宗教（又稱密宗）。在西藏的社會生活中（包括政治生活）﹐作為一種現實的巨大力量發揮作用的﹐主要是這種通俗化﹑群眾性的顯宗喇嘛教。
至於喇嘛們的宗教﹐是和森嚴的等級制度聯係在一起的。吳忠信給國民政府的報告裡描述過這一制度﹐他說﹕“喇嘛初入寺廟﹐概稱學徒﹐由寺內擔任教師之喇嘛﹐教以藏文之拼音及文法等﹐約三四年或四五年卒業﹐始授以經典﹐再約三四年﹐ 經考試及格﹐得稱喇嘛。在學徒期間﹐須為寺中服雜役﹐昇喇嘛後﹐則除誦經外﹐不做他事。……所有喇嘛﹐必須研讀顯教經典﹐約二十年讀完﹐得應格西考試﹐及格後﹐再入密宗學院﹐習密宗經典﹐十數年後﹐積資可昇法師或尊者﹐最後得昇甘丹赤巴﹐造佛學之絕頂﹐然此僅為少數喇嘛﹐多數於考格西後即停止再進也。（7）”
西藏的密宗極為神秘﹐就因它被極少數高級喇嘛所壟斷。與顯宗主張累世修行﹑隔（許多）世成佛相反﹐密宗竟也主張“即身成佛” ﹔而所謂成佛﹐也就是常人的快樂 ﹐不是“涅槃歸真”（死亡）。他們修密時先要經過許多繁瑣複雜的儀式﹐然後竟要“修雙身”﹐即與處女性交﹐還把表現性交的“歡喜佛”堂爾皇之地供在寺廟裡。當然﹐有資格“修密”的只是少數已取得格西“學位”的﹑有“慧根”的高級喇嘛。據黃教（喇嘛教一派﹐又稱格魯派﹐達賴喇嘛即該派教主）創始人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廣論》卷十四﹐灌頂是修密時必需舉行的儀式。一個僧人從入密門到修習最高密法無上瑜伽密﹐要按照次第進行多次灌頂。密宗視灌頂為最莊嚴﹑最神聖的儀式﹐未受灌頂者是不能修習密法和閱讀密宗經典的﹐否則不僅得不到成就﹐死後還要下地獄。
灌頂儀式必須由金剛上師執行。儀式在曼陀（繪有佛像﹑法器的修行道場）前舉行﹐事先受灌者要沐浴﹐¨莊嚴裝﹐由上師手持一個內裝“聖水”的寶瓶﹐向受灌者頭上灑水﹐再用以人的頭蓋骨做的碗裝青稞酒讓受灌者喝。最高級的灌頂儀式是修無上瑜伽密之密灌頂﹐其法如下﹕修密弟子找一12﹑16 或20歲的處女﹐引到密室內用幔帳圍住的屏內﹐將此女獻給其師﹐此女被叫做“明妃”（佛母）。然後由其師加持“金剛蓮花”（男女生殖器）﹐將“俗女身觀空後﹐生天女身”。然後其師攜“明妃”入屏幕內﹐行“大瑜伽怛特羅法”（“男女和合之大定”﹐通俗地說即性交﹐然後“入定”）。弟子在幕外以布遮目跪候。行畢﹐其師攜“明妃”至幕前﹐以大拇指和無名指取“摩尼寶”（精液）置於弟子口中﹐同時唸誦《金剛曼經》。弟子要誦意為“希有大安樂”的咒語﹐把“摩尼寶” 咽下。而“明妃從入定起﹐不著衣服﹐於蓮花中取甘露滴（處女血）﹐如是置於彼口中﹐彼亦如上而飲”。這就是所謂密灌頂。灌頂畢﹐弟子去遮目布。其師將“明妃”手置弟子手中﹐然後以自己的左手執他們的手﹐以自己的右手持金剛杵置弟子頭頂﹐教訓道﹕“諸佛為此證﹐我將伊授汝。”然後令弟子與“明妃”如法修“和合之大定”﹐“引生大樂”。
在密宗裡“明妃”代表“智慧”﹐故密灌頂又稱慧灌頂（8）。這樣的宗教離老百姓的宗教相去何遠﹐也不可能普及到老百姓中去。如前所述﹐喇嘛教的本質是麻醉人
民﹐ 讓他們相信他們現世的苦難都是他們自己前世做了壞事的報應﹐他們現世唯一可做的是虔誠拜佛以求超度來世﹐從而泯滅任何造反的念頭。如果告訴他們﹐密宗可以讓他們在現世就成佛﹐享受快樂﹐那他們還會有耐心等到來世嗎﹖如果人人都去修密﹐誰來種地牧羊養活他們﹖哪來那麼多處女當“明妃”﹖所以一定要把密宗高度神秘化﹐只允許極少數高級喇嘛參與。正因如此﹐它對西藏社會的影響也就遠遠不如顯宗大。
_ 2、西藏的政治
正如漢人用實用理性改造了佛教一樣﹐藏人也用他們的習俗改造了佛教。佛教禁止殺生﹐藏人在缺氧與嚴寒下不能不吃肉。於是他們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吃肉 ﹐又歧視屠夫﹐把後者視為下等下級人﹐命價只有一根草繩。於是殺生的罪孽與懲罰全部由該死的屠夫來承擔﹐其他人包括達賴喇嘛在內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大吃其肉。至今拉薩有一千多名土著回族﹐在西藏定居了好几百年。他們說藏語﹐信奉伊斯蘭教﹐有自己的清真寺。在政教合一的舊西藏﹐藏人允許這些人不信喇嘛教﹐就因為他們大都以屠夫為業﹐承擔了藏人不願做卻又少不了的“下賤活”。在1959年叛亂與1989年騷亂中﹐藏人都曾打砸搶燒拉薩的土著回族（詳見後文）。
宗教– –至少西藏的宗教—-是一種要求人們盲目服從的﹑非理性的意識形態。當它和用權力強迫人們無條件服從的專制政治結合在一起﹐變成政教合一的精神– 世俗力量時﹐便擁有不容懷疑﹑不容挑戰的絕對權威。這種權威只有人格化才能發揮政治–組織功能﹐這便是羅馬教皇和達賴喇嘛的由來。按照喇嘛教（實為其中的格魯派﹐俗稱黃教﹐因其勢大﹐故可與喇嘛教混稱）的說法﹐達賴喇嘛是慈悲菩薩觀世音的化身（9）。所謂菩薩﹐是已經修成正果﹑證得菩提的候補佛陀。他們放棄了進入不生不死﹑常樂我淨的極樂世界的機會﹐大公無私地返回人世間﹐幫助受苦受難的芸芸眾生超度來世﹐即所謂慈悲為懷﹑普度眾生。菩薩和佛一樣也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為了感召凡夫俗子﹐觀世音菩薩便化身為肉胎凡人﹐這便是達賴喇嘛。肉胎凡人自然會死亡﹐於是便有達賴喇嘛的轉世（班禪喇嘛則是無量光菩薩的化身）。達賴喇嘛開始只是宗教領袖﹐另有藏王（蒙古軍閥）作為世俗領袖治理政務。1751年﹐乾隆皇帝廢除藏王制﹐授權七世達賴喇嘛在駐藏大臣的監督下治理西藏政務﹐從此達賴喇嘛兼任政治領袖。在宗教–政治的雙重絕對權威下﹐藏人把達賴喇嘛當成至高無上的神﹑超度來世的救星﹐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在這裡反復使用政治這個詞﹐是用現代政治學分析西藏歷史。事實上﹐絕大多數藏人只有宗教意識﹐沒有政治意識。正如達瓦才仁指出的那樣﹕“民族﹑宗教﹑文化 ﹑政治﹐政治在西藏還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宗教和文化。因為西藏人沒有什麼政治觀點﹐西藏人沒有一個政黨﹐它的觀點就是宗教。（10）” “西藏民族不是一個政治的民族﹐而是一個宗教的民族﹐它把自己的全部而不只是大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宗教﹐它對政治並不感興趣。（11）”與此相應﹐絕大多數藏人也沒有國家意識。自從吐蕃王朝於公元877年崩潰以後的四百年間﹐西藏沒有統一的政權﹐當然談不上國家意識。然後西藏被蒙古人征服﹑納入元朝的版圖。明朝時西藏仍奉明朝為正朔﹐然後被納入清朝的版圖﹐受駐藏大臣的管轄。由於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挑撥和引誘﹐民國年間西藏上層中確有一個親英派在策劃西藏獨立 ﹐同時西藏上層中還有一個親中派（中央的中）﹐反對獨立。但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奴既被剝奪了基本人權﹐自然也沒有過問政治的權利與政治及國家意識。
中共進藏後﹑1959 年平叛民改前﹐由於《十七條協議》規定西藏原有制度保持不變﹐內政仍由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管理﹐農奴不問政治的情況並無實質性的變化。從1959年平叛民改到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中共把西藏變成了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政治事實上變成了西藏的宗教﹐藏人也與漢人一樣幾乎人人變成了政治家與革命家﹐這個問題留待第十章論述。1980年以來﹐由於中共在西藏淡化政治﹐不遺餘力地恢復與倡導宗教﹐喇嘛教重新變成了西藏民眾的政治。那麼宗教在今日普通藏民中究竟滲透到什麼樣的程度﹑以什麼樣的形式存在與發揮作用﹑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呢﹖那是另一部著作的課題﹐這裡暫且引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1992年去西藏調查後的兩個研究報告的有關段落（12）﹐讓讀者有個初步的印象。
其一調查的是拉薩郊區達孜縣達村的情況﹕
達村是全民信教的社會﹐宗教在日常生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貧富﹐每家必有經堂﹐作為供佛獻祭的地方。達村的富裕人家﹐堅持長年在經堂點一盞酥油燈﹐ 貧窮人家每月十五﹑三十和佛教節日也至少要點一盞燈。每天更換供水﹐洗擦淨碗更是每家必作的功課。粗通經文的人﹐往往還要一大早在自家經堂誦經﹐每家人一年至少要去一次拉薩大昭寺及三大寺﹐向寺廟或來村募糧的僧人捐助一些錢物。結婚﹑建房﹑生病﹑出生等大事一般已不請喇嘛唸經﹐但死人必須請喇嘛超度亡靈﹐ 起碼也要七天請喇嘛一次﹐做完七七四十九天的齋祭期。村中心還設有供佛的“拉則”﹐作為集體供佛的場所。
佛教告訴人們﹐現世是苦難的 ﹐必須心安理得地忍受﹐一切都是因果報應﹐今世前世定﹐今世又定後世﹐要想獲得好的輪迴﹐必須克制慾望於現世﹐遵守十戒 ﹐嚴謹修行侍佛。宗教給人們以全套的人生觀﹐並且有著現實的戒律制約人們的行為﹐於是﹐宗教給了人們完整的生活依據﹐強有力地調節著人們的行為﹐在維持社會和平與穩定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不殺生的觀念使達村人十分善良﹐電視裡的悲慘故事﹐常常使他們不忍目睹﹐對家庭不和﹑尋舋鬧事十分厭惡﹔不淫慾的戒律 ﹐使達村人嚴格執行血緣外婚﹐甚至看電視時﹐也男人在屋裡﹐婦女在屋外通過門窗看電視﹐絕不混同。我們在調查達村禁忌時﹐就發現追根溯源幾乎都與宗教十戒聯係在一起。
達村的宗教事實上可分作理論宗教和現實宗教兩大部分﹐儘管表面上都統一在信仰藏傳佛教上（該地區幾乎完全信仰藏傳佛教的格魯派）。在功能上﹐理論信仰是對佛的崇拜﹐目的是為求來世的幸福﹐而現實信仰卻是靈鬼的巫術崇拜﹐是為求得現世的平安。達村有兩個“拉則”（祭台）﹐一個是村中心的集體供佛拉則﹐ 一個是村邊正對神山的祭供土地神的拉則。一是求佛祈福﹐一是求神保祐﹐功能和目的分得清清楚楚。村北邊的紅山﹐是達村人的聖山﹐相當於一方土地老爺﹐每逢藏歷新年 ﹐每家必派代表祭祀一次﹐平時在每月十五﹑三十和佛教節日﹐各家分別到村邊拉則煨桑（燒香或焚燒松枝—-引者）獻祭。在收割之後﹐還要在地裡煨桑﹐感謝土地神一年的保祐和辛勞。在家庭裡﹐每家的經堂是供佛的地方﹐每天換水﹐點燈﹐每月十五﹑三十和節日更盛﹐還在牆頭煨桑。房頂的麻柳旗（經幡）是家庭興旺的標誌﹐正如個人身上總戴著活佛送給的紅布條之類的東西一樣﹐都是比較典型的靈力(馬拉)崇拜的表現。此外﹐ 在廚房牆壁上大多畫有蠍的圖案﹐作為灶神的象徵﹐平日禁忌弄髒灶台﹐藏歷新年時還要在灶神所在的牆上掛一塊供物。院牆的四角和大門上往往放著白石﹐作為神力支柱的象徵。許多家庭門上還貼有從寺廟買來的靈符﹐以驅除邪惡。每個人一出生﹐就從佛教護法神中確定他或她的保護神﹐當這個人死去以後﹐家人則專門供祭這位神靈。在曲松縣的貢嘎沙鄉﹐我們還見到以荊棘插門和以兔子頭懸門上以除災招福的靈力崇拜和更為明顯的白石崇拜﹐甚至有將五星紅旗插在麥堆上以祈求豐收的作法﹐相對落後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使其比達村的靈鬼崇拜保存得更為完整。
達村的宗教信仰和當地的生產力水平﹑社會結構緊密聯係﹐形成達村完整的文化體系。宗教是達村社會構成和運轉的必不可少的整合制衡系統。
其二調查的是拉薩郊區曲水縣拉熱村的情況﹕
拉熱村中﹐筆者訪談過的所有成年村民均表示自己信奉佛教。30歲以上的人都掌握一些有關佛教教義的知識。但他們的表述有時是不完善不準確的﹐較易於記住敘述性的內容﹐而難以記住抽象的教義。下面引述一個村民的談話記錄﹐此人現年33歲﹐貴族後代﹐目前在本村務農﹐農閑時也做小買賣。（敘述中藏語﹑漢語並用）
個案一﹕當然﹐我們信（佛教）。我們知道許多佛教中的“拉”（意為“天”或“神”）。當村裡有人死了﹐在葬禮中﹐人們不僅要為死者祈禱﹐還要為“拉伊塔”（“餓鬼”）祈禱。“拉伊塔”看起來像一個人﹐他有一個非常大肚子﹐卻有一個細喉嚨﹐想吃東西又不能吃﹐所以他很悲哀。
“拉次仁”（長壽之神）享受著幸福的生活﹐在迷人的環境中通宵達旦歌舞不絕。他是永生的﹐他想死﹐想改變一下生活的方式﹐但一次又一次失敗。他覺得很孤獨﹐無法享受愛情和冒險﹐很痛苦。
人們還要為“拉瑪寅”（“非天”或“阿修羅”）祈禱。事實上﹐拉瑪寅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許多寺廟的牆壁上都有它的肖像﹐它常常得罪別的神﹐與他們打仗﹐但總是戰敗。它種了一棵樹﹐長得很高﹐其枝杈達到了菩薩界﹐菩薩想控制拉瑪寅﹐拉瑪寅反抗控制﹐為自己而戰﹐它戰敗了﹐很懮傷﹐它想擺脫這種境遇。
我們要為動物祈禱﹐比如馬﹑驢等等。人們養它們僅僅是為了利用它們做工具﹐豬和羊則要被殺死當食物﹐毛牛（毛字當有牛字旁）為我們幹一輩子活﹐也逃脫不了這種屠殺。動物為它們的命運擔懮﹐人類成為生物之主﹐決定其它生物是否被殺﹐其它生物很恐懼。
在該個案中﹐這位村民顯然是在談論藏傳佛教中最基本教義之一– –“六道”觀念。佛教中的“六道”的觀念﹐是指眾生在輪迴時可能經歷的六種存在方式﹐即六種可能性。六道中包括“天”﹐是指高於人類的上界生類﹐同時也指這些生類所處的境界﹐可分為慾界﹑色界﹑無色界三界﹐每一界中又分成幾個或十幾個“天”。村民口述的“拉次仁”就是指其中的一個“天”。該村民是以一個特定的﹑具體的“天”來描述“天”這一生類和境界的﹔這種描述方式﹐也反映了村民本人是通過一個具體特定的“天神”概念來理解佛教中“天”這種抽象概念。（這種描述方式又一次映證了本書的論點﹕藏人的思維方式是神話思維或神話式的宗教思維﹐而不是理性思維﹐所以他們記得住敘述性的神話故事與具體的神話形象 ﹐記不住抽象的教義。認識這一點對理解西藏文化與西藏問題至關重要—-引者）
普通村民對佛教的理解﹐往往是具體而形象的﹐有時也不完全準確﹐但這種狀況絲毫不影響他們成為一個虔誠的信徒。事實上﹐村民對佛教的樸素理解﹐表明他們是在自然而然地﹑逐步地掌握這些觀念和知識﹐沒有通過正規的教育和刻意的宣傳。佛教作為藏族傳統的主流﹐是以“文化”或“民俗”的形式而不是一種特定的“宗教”形式代代相傳的。藏族民眾全體信奉佛教﹐所以在傳統的人們眼中﹐除了佛教為主流文化之外﹐再沒有可稱為文化的東西。對於傳統社會中的人來說﹐佛教教育就是正規教育﹐學習佛教文化是一個合格的社會成員必須經過的“社會化”過程。在每一個家庭中﹐長輩經常向兒童講述一些含有佛教觀念的故事或信條。事實上﹐ 長輩中也很少有人懂得用書面語寫成的佛經或論述﹐他們日常所做的﹐只是用一些淺顯的語言來啟蒙和警示他們的孩子。生活在這樣一種氛圍中的孩子﹐連自己也感覺不到他們在未來必然會成為某一個特定宗教的信徒。他們只是覺得自己將來要成為一個有文化﹑有教養﹑遵從社會道德倫理﹑並獲得更好的來世的人。這種處於一種佛教文化內部的無意識狀態﹐正是造就未來虔誠信念的最好搖籃。
另一次訪談反映了兒童對佛教的了解和態度。
個案二﹕向六名7–12歲兒童出示釋迦牟尼﹑十四世達賴喇嘛﹑十世班禪喇嘛的照片﹐並詢問他們每一張圖片中的人是誰﹐所有兒童都認識這些圖片﹐並能準確叫出他們的名字。
問﹕他們現在在哪裡﹖
五名兒童知道達賴喇嘛在印度﹐一名答不知道。五名兒童知道班禪喇嘛在日喀則。所有兒童都說釋迦牟尼在拉薩﹐他們指的是拉薩寺廟中的釋迦牟尼佛像。
問﹕你們知不知道班禪喇嘛現在的情況﹖
六名兒童都說班禪喇嘛去了極樂世界。
問﹕佛像前面的酥油燈和蠟燭是什麼意思﹖
一名兒童說﹕“人們崇拜佛﹐為他點燈﹐表示我們喜歡他。”
問﹕你們從哪裡得到關於佛教的知識﹖
一名10歲的女孩答﹕每天晚上睡覺前﹐爸爸都要講一﹑ 兩個關於佛教或村莊週圍各種山神的故事。
一男孩說﹐學生可以從學校老師那裡獲得一些關於佛教的知識。在上藏語課時﹐老師（小學藏語課的老師都是藏人—-引者）經常介紹一些背景知識﹐包括佛教經書﹑佛教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
一男孩說﹕我們經常隨父母一起去寺廟朝佛。我們聽不懂唸經。我根本不知道喇嘛說的是什麼﹐但我相信那些東西很重要﹐必須保持安靜﹐認認真真地聽。
依照當地習慣﹐朝佛者通常不向僧人詢問誦經的內容。在宗教意義上﹐朝佛者的虔誠比理解教義更為重要（這就叫做“信仰高於理性”—-引者）。
調查報告還詳述了村民宗教生活的各個方面﹐為了節約篇幅﹐下面改為轉述。村民的宗教生活可分為﹕1、日常禮儀。家家有佛像或經堂﹐天天燒香祈禱﹐佛像越多越好﹐同一佛像也越多越好。2、朝拜。具體分三種﹕一是該村離拉薩60 公里﹐村民往往舉家參加拉薩各大寺的節日活動。一村民說﹕“那種場面讓人激動”﹔一村民說﹕“我們參加集體活動越多﹐信仰就越堅定”﹔一婦女說﹕“不僅僅是看熱鬧﹐也能開開眼界”（這些話都是用漢語說的—-原注）。二是在婚禮﹑葬禮﹑建房﹑出遠門時拜見或迎請喇嘛﹐或請教吉日﹐或超度亡靈。有時遇到奇怪的 ﹑無法解釋的事件﹐也要請喇嘛頌經驅邪。三是日常朝佛﹐去附近的小廟或拉薩的大廟都有﹐當然廟越大越好﹐朝佛時必須佈施酥油﹑錢等﹐當然必須磕長頭（五體投地）﹐磕得越多越好。
對於普通村民來說﹐信佛的目的一方面是祈求佛保祐他們現世收成好﹑家境好﹑身體好﹑生意好等（這是與漢人拜佛的目的一樣的—-引者）﹔另一方面希望自己來世轉世到一個較富裕的地方或家庭中﹐有些婦女則希望自己轉世為男人等（這種想法是大多數拜佛的漢人所沒有的— -引者）。他們因此虔誠地按照教規行事﹐對於教義不做任何質疑﹐而是視為天經地義。調查者曾問村民﹕“您知不知道您的前世﹖”“您的來世會不會知道您﹖” “如果轉世對前世一無所知﹐轉世還有什麼作用﹖”“轉世與前世之間感覺不到聯係﹐還是不是同一個人﹖”村民中有些人稱也想過這一類問題﹐但想不明白﹐無人因此對教義發生懷疑﹐而只是感到自己知識不足﹐他們認為活佛﹑高僧一定明白這些道理。村民對喇嘛﹑活佛是“崇拜”而非“理解”。當被問到“活佛是人還是佛”時 ﹐有的說“活佛是佛變成人﹐生活在人間”﹔有的說“活佛也是人﹐但比一般的人有能力﹐有許多佛的法力”﹐可見認識不一致。
_ 3、西藏的桎梏
德國哲學家費爾巴赫說過﹕“凡是將自己交付於神的萬能的人﹐凡是相信一切發生和存在的事情﹐都是出於神的意志而發生和存在的人﹐他就永遠也不會想法去消除世界的缺陷﹐無論自然的缺陷或社會的缺陷。（13）” 藏人既然認為世上發生和存在的一切都是前世命定的﹐並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了超度來世﹐就沒有心思和精力去改造社會或發展科技與生產。藏文典籍卷帙浩繁 ﹐幾乎都是有關佛學和文史的﹐直至1984年中國政府出版的第一套藏文科技詞典問世﹐藏文從無科技詞典﹐也幾乎沒有科技詞彙。今天﹐中國最大的五種少數民族語文（蒙古﹑維吾爾﹑朝鮮﹑哈薩克和藏）中前面四族都能用母語教授自然科學﹐惟有藏文因無成熟的科技詞彙而無法做到（14）。語言是思維的工具和表現﹐ 科技詞彙的闕如反映了科技思維的缺乏。科技需要理性思維﹐這和非理性的神話思維﹑宗教思維本來就是矛盾的。中世紀歐洲的宗教勢力百般阻撓科學研究﹑甚至殘酷迫害科學家就是一例。本世紀上半葉﹐西藏的宗教勢力千方百計地阻撓英文學校的開設﹐也是因為害怕引來西方的科學思想與理性思維。
西藏的宗教雖然不關心科技與生產﹐卻消耗了西藏的大部分財富。1950 年前﹐西藏耕地約300萬畝﹐寺廟和上層喇嘛佔有40%。1959年拉薩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共佔有土地14.7萬畝﹐11萬頭牲畜和4萬多農奴。在一般的情況下﹐寺廟所屬的農奴要把收成的70%以上交給寺廟。寺廟不僅擁有莊園﹑牧場和農奴﹐還從事商業和放債。達賴喇嘛自己的放債機構1950年放債藏銀303.9萬兩﹐年息10%。哲蚌寺歷年放出的高利貸糧食累計達1億6千萬斤﹐銀元1億多元﹐債息收入佔其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寺廟放債的利率﹐借錢在30-50%﹐借糧在25%。此外﹐寺廟和喇嘛還從香客那裡得到大量佈施。換言之 ﹐當農奴將大部分收穫交給領主（政府﹑寺廟﹑貴族）後﹐還要將一部分收入交給寺廟和喇嘛﹐所剩下的只夠維持生存﹐不可能有資金來發展生產。而“在寺廟和貴族擁有的那些大莊園裡﹐封建領主們既忽視生產﹐也未能推動耕地的實質性改進﹐這就造成了持續許多世紀的農業衰退”（15）。
英國殖民主義者貝爾（Charles Bell）曾援引噶廈政府1917年的財務報告分析西藏的收入和支出。是年噶廈政府收入72萬英鎊﹐布達拉宮收入80萬英鎊﹐噶廈政府從自己的收入中拿出 27.4萬英鎊給布達拉宮。政府的收入來自稅收﹑放債和政府擁有的莊園﹑牲畜等﹐除了噶廈政府﹐各宗(相當於縣)政府也要拿出約一半收入給寺廟。正如戈茨坦指出的﹐西藏的喇嘛通過政府津貼﹑寺廟莊園﹑民間化緣和寺廟自己的金融活動吸收了西藏的大部分財源（16）。
寺廟的錢用在哪哩﹖第一﹐耗資巨大的宗教活動。每個藏歷新年的法事活動要耗去布達拉宮年收入的62%。 1958年﹐西藏有2711座寺廟﹐每座寺廟裡都有無數日夜點燃的酥油燈。第二﹐供養喇嘛。1958年﹐西藏喇嘛佔總人口的11%左右。平均每兩戶平民要供養一個喇嘛。第三﹐寺廟的建築和佛像等設施。西藏寺廟的眾多﹑豪華常令遊客驚訝﹐不知耗費了多少金銀﹑珠寶﹑錢財和人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舊西藏的經濟不是為人服務的﹐而是為佛服務的。宗教對社會財富的掠奪之烈﹐連中世紀歐洲都望塵莫及（17）。
自從1980 年鄧小平對西藏實行懷柔政策以來﹐西藏的農牧民富裕起來。但許多農牧民並沒有把錢用來發展生產﹐而是千里迢迢去拉薩朝佛﹐向寺廟佈施﹐花上萬元蓋家庭經堂 ﹐買昂貴的佛像﹑經書等宗教用品﹐生產和生活方式變化不大（18）。從表面上看﹐這是傳統觀念的頑固性﹔從本質上看﹐它反映了“天不變道亦不變”。
喇嘛教也像天主教﹐本性極端保守﹐把佛經當做萬古不變的真理﹐把傳統當做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曾在噶廈政府當過三任宗本（縣長）的藏族學者恰白次旦平措回憶道﹕舊西藏“到處充斥¨花樣不得翻新的用語﹐噶廈政府官員夏天還戴¨大皮帽子”（19）。戈茨坦說﹕“寺廟集團在噶廈政府中竭力阻撓實現現代化﹐ 在他們看來﹐現代化既有害於寺廟生活的經濟基礎﹐也不利於西藏佛教的價值壟斷。在此期間（指 1913年到1951年—-引者）﹐傳統與變革之間產生了許多潛在的轉折點。可是﹐在每一個轉折點﹐寺廟集團及其在噶廈政府中的同盟者都支持最保守的主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寺廟集團主宰的噶廈政府一方面百般奉迎英國殖民主義者﹐乞求其支持“西藏獨立”﹔另一方面﹐又認為“外來的英國文化對佛教繼續在西藏一統天下的局面構成了直接的威脅”。“如果因為英國的教育方式和生活習慣的傳入而使貴族和大商人逐漸英國化﹐宗教最終就可能會失去施主﹐西藏固有的特徵也會喪失”。寺廟集團在1925年與1945年兩次強迫噶廈政府關閉了西藏的英文學校﹐因為“英文學校會灌輸外來的無神論思想﹐危害宗教教義和制度”。寺廟集團還嚴厲打擊崇拜英國生活方式的軍官集團和噶廈政府內部的改革勢力﹐千方百計阻撓藏軍﹑噶廈和社會的現代化。以至於可笑到這種地步﹕他們一再請求英國提供現代武器﹐卻害怕自己的軍官去英屬印度接受訓練（20）。
噶廈政府1950 年給聯合國秘書長的呼籲信竟然是由印度駐拉薩的代表辛哈（Shinha）起草的﹐因為噶廈政府的高級官員對國際政治與外交一竅不通（21）。他們對外界的一切都極端害怕﹐更不必說引進西方的科技與文化了。戈茨坦在總結舊西藏（他稱之為“喇嘛王國”）滅亡的原因時說（他的巨著《西藏現代史—-喇嘛王國的覆滅》的結論）﹕“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種和諧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種導致分裂和紛爭的力量。各種宗教集團為了擴大自己的聲望和影響﹐ 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和角逐﹐他們在有關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達成一致﹐從而給二十世紀的西藏歷史帶來了災難。不僅如此﹐僧侶越多越好的觀念和年復一年的法事慶典﹐導致寺廟不斷尋求更多的土地和捐贈﹐竭力反對噶廈政府為政教事業¨想而削減寺廟財源的任何嘗試。這又使寺廟集團擁護莊園農奴制的經濟制度﹐並因此而成為極端保守的勢力。當西藏力圖適應二十世紀日新月異的形勢時﹐宗教和寺廟就成為西藏社會進步的沉重桎梏。（22）”
歐洲歷史上有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目的是打破天主教會對政治的控制和對思想的禁錮﹐解放人性和人身﹐發展科技﹑經濟﹑文化和教育。西藏從未有過文藝復興﹑（歐洲意義上的）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也未發生過五四新文化運動那樣的文化革新運動。換言之﹐“德先生” （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從未光臨過世界屋脊。有些主張“後現代主義”的西方人指責中國政府使西藏現代化是“毀滅西藏傳統文化”﹑“侵犯人權”﹐他們把中世紀西藏想象成未受工業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不知他們自己是否願意回到天主教會主宰一切的中世紀歐洲去﹖
達賴喇嘛至今仍在百般讚美舊西藏的宗教文化和政教合一﹐他在說明其西藏獨立後的“施政綱領”《西藏未來政體與憲法特徵要旨》中回顧歷史時說﹕“西藏在歷
代藏王和達賴喇嘛的領導下﹐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確保了人民的和平﹑繁榮和幸福。（23）”這話與他的另一番話相矛盾﹕“我個人認為﹐舊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 ﹑需要改革的一種落後的制度”（24）。鑒於前者是達賴喇嘛在自己的機關刊物上發表的正式文件﹐後者只是私人談話﹐一般應以前者為準。他還一貫譴責中共 “毀滅西藏宗教”﹐“文化上的種族絕滅”﹐ 許多不明真相的西方人也隨聲附和﹑義憤填膺﹐不知他們是否要西藏回到喇嘛教﹑農奴制﹑政教合一三位一體的喇嘛王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