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第九章）– 轉貼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 第九章“撥亂返正”
_ 1、懷柔政策的來由
1976 年9月9日﹐毛澤東撒手人寰﹐溘然長逝﹐整整一個時代結束了。毛自以為英明天縱﹑洞察秋毫﹐卻未能預見自己身後一個月的事﹕他自己指定的繼承人華國鋒10 月6日逮捕了他的遺孀江青及其親信。華國鋒既要利用人民對毛的痛恨打擊江青﹐又要高舉毛的旗幟維護自己空前的獨裁權力（黨主席﹑總理﹑軍委主席三位一體） ﹐可謂不自量力。鄧小平為了奪取華國鋒的權力﹐打出“撥亂返正”的旗號﹐發起“思想解放運動”。他說毛晚年犯了錯誤﹐背離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現在要撥清迷誤﹐返回到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上來。針對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作出的決策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的指示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鄧小平及其親信胡耀邦故意對著幹﹐和毛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在西藏問題上﹐他們遵循同樣的思路﹕既然毛推行的是高壓政策﹐那就要反過來﹐推行懷柔政策﹔既然毛不與達賴喇嘛談判﹐那就要反過來﹐同達賴喇嘛談判。
1978 與1979兩年﹐西藏釋放了全部叛亂分子﹐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班禪案）﹐允許流亡藏人回來探親﹐恢復宗教活動。1979年2月28日達賴喇嘛的二兄嘉樂頓珠應邀到達北京﹐3月12日受到鄧小平接見。鄧告訴他﹐1959年的叛亂是不好的﹔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中央與他們是內部對話﹐不是國與國的談判（1）。
鄧還邀請達賴喇嘛派代表團回西藏參觀訪問。他被中共自己的宣傳所欺騙﹐一廂情願地認為﹐達賴代表團會被西藏的“進步與團結”所打動﹐促進達賴喇嘛回歸﹐他大大失算了。是年8 月﹐達賴喇嘛三兄洛桑三旦等五人組成的第一個參觀團先去甘南﹑青海藏區參觀﹐所到之處﹐受到藏民熱烈歡迎。中共中央書記處擔心地問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任榮﹐如果這個參觀團到達拉薩﹐會發生什麼情況。任榮答﹐拉薩人民的政治覺悟比青海的藏農牧高得多﹐他們會堅定地站在黨和祖國一邊﹐不必擔心出亂子。任榮如此自信﹐以至在參觀團到達拉薩前夕﹐命令拉薩各居民委員會召集藏族市民開會﹐告誡他們對參觀團要有禮貌﹐不要出於對舊社會的仇恨向後者扔石頭或吐口水﹐ 因為後者畢竟是中國政府的客人。次日的情況大出任榮的意外﹐成千上萬藏人湧向參觀團。他們大聲號哭﹑磕長頭﹑獻哈達﹑爭先恐後地觸摸洛桑三旦﹑請求他摸頂。當後者向群眾煽動時﹐有人喊出了“西藏獨立”﹑“漢人滾蛋”等口號（2）。然後的兩個參觀團到西藏時﹐這樣的場面也一再出現。以至中國政府不得不驅逐由“少壯派”組成的﹑到處狂熱煽動獨立的第二個參觀團﹐從而迫使第三個參觀團保持低調（3）。
前文說過﹐毛澤東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根本不同於漢人﹐鄧小平﹑胡耀邦﹑任榮也不懂。鄧﹑胡從統治漢族的經驗出發﹐以為只消把一切過錯推到林彪﹑“四人幫”頭上﹐最多輕描淡寫地說幾句“毛澤東晚年錯誤”﹐並放鬆毛的高壓政策﹐藏人就會像大多數漢人一樣感激涕零﹑謝主戴恩。當時漢人中確有一些無恥文人﹐創造出“家雞打得團團轉” ﹑“娘打屁股兒不恨”的奴才理論﹐向中共獻媚邀寵。鄧﹑胡們也信以為真。他們忘記了﹐藏族不是“家雞”與“嫡子”﹐而是=“野雞”與“養子”。挨了打的野雞會朝山裡飛﹐挨了打的養子會記仇。
如前所述﹐毛澤東在文革中既剝奪了藏人在平叛民改中分得的現世財富﹐又剝奪了藏人超度來世的希望（這個問題很複雜﹐這裡暫且這樣說﹐後文將詳述）﹐ 許多人被整得死去活來﹐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恰恰在藏人怨恨最深﹑思想最亂的時候﹐鄧小平請來了達賴喇嘛的親戚﹐這就使藏人心中壓抑﹑沉睡了十幾年的宗教感情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其影響是多方面的﹕第一﹐它提醒藏人（當然還要加上達賴電台與打進西藏的內線的宣傳）﹐遠在天邊的達賴喇嘛不僅健在﹐而且連中共都怕他﹐否則為什么在用武力將其驅逐出境二十幾年後﹐還要恭恭敬敬地把他的親戚請回來﹖可見只有達賴喇嘛才是藏族的救星與希望。第二﹐它告訴達賴喇嘛與全世界 ﹐在逃亡二十幾年後﹐達賴喇嘛依然是藏人心中的偶像與神﹐從而增強了達賴方面向中國政府討價還價的資本﹐口氣越來越大﹐態度越來越硬。第三﹐參觀團拍攝到了大量被搗毀的寺廟與藏人生活貧困的照片﹐ 用第一手資料向全世界顯示中共罪惡﹐加上藏人狂熱歡迎參觀團的照片﹐在西方引起極大轟動﹐令中共大丟其臉﹑極為尷尬。第四﹐它狠狠地教訓了鄧小平﹑胡耀邦 ﹐使他們對西藏問題的嚴重性產生了新的認識﹐不得不重新考慮西藏政策。
1980年3月14日與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會上撤消了令中共丟盡臉面的任榮的職務﹐代之以陰法唐（解放西藏時進藏的師政委﹐平叛民改時曾任江孜分工委書記）。會議紀要指出﹐西藏的中心任務是用一切辦法發展經濟﹐提高藏民生活水平（4）。鄧﹑胡決心用物質上的好處攏絡藏人﹐換取他們的歸順﹔同時也為了改善中共在西方面前的形象﹐換取西方的投資與其他經濟上的好處。按照中國的史學術語﹐姑且稱之為懷柔政策。這一政策不僅僅為了穩定西藏﹐還為了配合全國的改革開放。胡耀邦雖於 1987年初下台﹐鄧小平也於1997年初作古﹐但他們制定的這一總政策卻一直被中共執行到現在。
_ 2、胡耀邦與陰法唐的攻守戰
同年5 月﹐胡耀邦偕副總理萬里等領導人親自視察西藏﹐藏農牧的貧困令他震驚。5月29日﹐胡在西藏幹部大會上慷慨激昂地演講﹐稱“西藏現在的情況不十分美妙”﹐ “西藏人民生活沒有顯著的提高”﹐“我們黨對不起西藏人民”。他強調﹐西藏的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儘快提高藏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萬里插話﹐稱之為 “一個發展﹐兩個提高”）。為此他宣佈了六條措施﹐總結起來是三點﹕一是由中國政府給西藏更多的錢。上一章說過﹐從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間）﹐ 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年均增長9.09%﹔此時﹐胡許諾年增10%。二是大批內調漢幹（把漢族幹部調回內地）﹐大量提拔藏幹。他說漢幹進藏30年了﹐ 他們的歷史任務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幹部中藏人要佔三分之二以上﹐萬里則說要佔80%（這裡說的幹部主要指黨政官員）。三是大力發展西藏文化（5）。
胡的講話在西藏幹部職工中引起強烈反響。大多數藏幹當然歡欣鼓舞﹐他們最聽得入耳的是大批內調漢幹﹑大量提拔藏幹。他們趁機大肆嘲笑﹑擠兌漢幹﹐催他們趕快打包走路﹕總書記都說你們在西藏沒幹好事﹐你們的歷史任務完成了﹐你們還不快滾蛋﹗
漢幹的反應十分複雜。那些“和平解放”與“平叛民改”時期進藏的漢幹（漢人稱他們“老西藏”﹐藏人稱他們“老漢人”﹐他們大部分有一官半職）認為胡全盤否定了他們的豐功偉績﹐使他們陷入了被嘲笑被擠兌的不光彩境地。他們絕大多數出身貧下中農﹐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根深蒂固﹐對胡積極協助鄧小平發動思想解放運動 ﹑批判個人迷信早就反感透頂（由於他們的抵制﹐思想解放運動在西藏毫無動靜）﹐此時一齊大怒﹐大罵胡“亂放炮”。後來進藏的“新西藏”（大部分是小公務員 ﹑專業人員與工人）則歡喜若狂。他們在西藏並無值得自豪的光榮歷史與豐功偉績﹐卻深受缺氧﹑嚴寒﹑缺電﹑缺菜﹑高山病﹑物資匱乏﹑生活枯燥﹑交通不便﹑家庭分散﹑土皇帝（上司）跋扈﹑文革後遺癥（冤假錯案平反不徹底﹑整人或被整或派性鬥爭造成的人際關係緊張）之苦﹐巴不得馬上內調﹐早日離開這塊對他們毫無魅力的地方。
以上各點﹐除了土皇帝跋扈之外（當時西藏的土皇帝大多是“老西藏”自己）﹐其餘各點﹐“老西藏”也同樣身受﹐甚至因進藏時間更長而更嚴重。據自治區黨委1978 年給中央的報告﹐當時西藏的漢幹中﹐長期（一年以上﹐有的15年）在內地治病﹐基本不能回來工作的有1035人﹐其中地專級官員19人﹐佔同級8.2%﹔ 縣級官員137人﹐佔同級10.6%。在藏邊工作邊治療的共3436人﹐其中地專級官員28人﹐佔同級12.1%﹔縣級官員183人﹐佔同級14.2%。一人在藏工作﹑與家屬長期分居的達50%。家分幾處﹐負擔重﹔或夫妻在藏﹐子女在內地分托二至四處﹔或夫妻在藏﹐內地無家可歸等情況的達48.1% （6）。不言而喻﹐他們中大部分是“老西藏”。平心而論﹐“老西藏”中許多人尚有毛時代培養起來的“獻身精神”（獻身西藏的革命事業最光榮）﹐並不怎麼想內調。再說他們也明白﹐以他們的學歷﹑能力與年齡﹐調回內地未必有西藏那樣的地位與權力﹐更無西藏那樣的關係網。
有趣的是﹐許多“和平解放”與“平叛民改”時期加入中共的翻身農奴幹部﹐一方面巴不得漢幹統統走光﹐讓他們當權﹔另一方面也反感胡否定中共進藏以來的“偉大成就”﹐因為這中間也有他們的一份功勞與苦勞。他們和“老西藏”聯合抵制鄧﹑胡的懷柔政策﹐特別是其中的宗教﹑統戰政策﹐使之難以貫徹得如鄧﹑胡所願。他們（以陰法唐為首）認為﹐放寬政策發展經濟責無旁貸﹐但無限制地撥款修復寺廟﹑恢復宗教活動將會或已經導致宗教狂熱﹐等於在為達賴喇嘛效勞﹔無限制地給上層人士退賠﹑做官將會或已經使後者翹尾巴﹐甚至向西藏當局指手劃腳﹐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農奴主階級投降。長此以往﹐有可能引發新的叛亂。
他們特別反感的是班禪﹐後者自平反後﹐重新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曾要求兼任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相當於省長）﹐被鄧小平以政教分離為由拒絕。他在1982 年6月至8月去西藏視察時﹐雖也說了許多反對西藏獨立的話﹐卻引發了宗教狂熱。單在拉薩和日喀則兩地受其摸頂的藏民達30萬人次。藏民對他夾道歡迎﹑獻禮 ﹑磕頭﹑歡呼﹐規模之大﹑人數之多﹐均為歷史罕見。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舉行佛事時發生混亂﹐踩死一人﹐擠傷11人。而班禪還認為自治區黨委執行宗教政策是“收”不是“放”。陰法唐不同意他的說法。雙方各自向中共中央告狀﹐結果中央批評陰法唐“不尊重班禪”。1983年6月《西藏日報》報導六屆人大會議時 ﹐沒有刊登班禪的照片﹐班禪又向中央告狀﹐中央批評自治區黨委犯了“政治錯誤”（這在中共是很嚴重的事情）。自治區黨委不得不專門寫報告﹐說明會議期間新華社沒有單獨發過班禪的照片和言論（據其他人大代表說﹐新華社幾次拍照﹐班禪均不在場）﹐因此《西藏日報》無法採用班禪的照片和言論（7）。由此可見﹐班禪復出以後﹐野心膨脹﹐想當西藏的太上皇。而胡耀邦也事事遷就他﹐使他的野心越來越大。
鄧小平﹑陳雲1983 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發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給了陰法唐一個借口“反右”。在中共的術語裡﹐“反左”就是要放鬆控制﹐即實行懷柔政策﹔ “反右”就是要加強控制﹐即實行強硬政策。既然“清污運動”明言“反右”﹐對胡耀邦的懷柔政策不滿的陰法唐就趁機做文章。西藏的事情總是慢半拍﹐11月 18日﹐自治區黨委才給中央寫報告﹐先表示擁護“清污運動”﹐然後說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現是﹕政治上﹐反動勢力（指達賴集團﹐當時胡耀邦不准公開點名批判達賴喇嘛﹐所以只好含糊其辭﹐反正大家都明白所指）的顛覆宣傳十分突出（這是鄧﹑陳發動“清污運動”時列舉的“精神污染”的內容裡沒有的﹐是西藏當局自己的發明﹐目的是提醒中央放任宗教狂熱的嚴重後果）﹔理論上﹐也有人宣揚“異化論”（這是“清污運動”批判的重點﹐雖然自治區黨委成員誰也不懂什麼叫“異化”﹐西藏也沒有人宣揚“異化論”﹐但必須寫上﹐才能與這場運動掛上鉤）﹔文藝上﹐有人搞“自由化”（這也是“清污運動”的題內之義﹐必須寫上﹐反正“自由化”是頂大帽子﹐到處套得上）﹔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傳無神論﹐有些民族幹部說﹕“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戰線和宗教工作中 ﹐既要繼續糾“左”﹐又要著重反右﹐克服軟弱煥散﹑放任自流傾向（這“宗教工作”云云也是“清污運動”的題外之義）。圖窮匕首見﹐自治區黨委原來是想借 “清污運動”﹐反對胡耀邦無限制地放寬宗教﹑統戰政策。他們借“民族幹部”之口說出“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這句話﹐也可謂用心良苦。因為他們知道 ﹐如果用第一人稱說出這句話﹐一定會被胡斥為“大漢族主義”﹑“違反民族﹑宗教政策”。12月12日﹐自治區黨委又給中央寫報告﹐說明西藏宗教勢力抬頭﹐ 干預政治﹑生產與教育。有的黨員參加唸經﹑求神﹑朝佛﹑轉經等。農牧區參與宗教活動的黨員約佔20%﹐有的地方高達50%﹐極少數黨員要求退黨。以此證明宗教政策上已出現煥散軟弱和右的傾向﹐必須“反右”。
然而胡耀邦不買帳﹐僅僅過了一個月﹐自治區黨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關於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確對待宗教問題的指示》。該指示說﹐清污運動就是解決理論 ﹑文藝界的問題﹐宗教和精神污染是兩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動和精神污染區別開來（8）。陰法唐只得轉向﹐把規模極小﹑微不足道的西藏文藝界當成替死鬼﹐ 在茶杯裡面掀風作浪﹐這就是本書導論裡說過的﹑我有幸恭逢其盛的“清污座談會”。
為了逼迫以陰法唐為首的自治區黨委徹底執行懷柔政策 ﹐1984 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胡指出陰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錯誤（這是我在西藏聽到的正式傳達）﹐特別是沒有執行好宗教﹑民族﹑ 統戰政策﹐對班禪﹑阿沛等尊重不夠﹐對西藏宗教與文化不重視。胡強調要從個別到一般和從一般到個別兩個環節認識西藏的特殊性﹐並列舉了西藏特殊性的五大表現﹕地處世界屋脊﹑長期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單一藏族聚居區﹑全民信仰喇嘛教﹑外國勢力策劃分裂活動。他認為西藏當局對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認識﹐在工作中有四個擔心﹐即擔心是不是在搞社會主義﹑黨的領導會不會削弱﹑宗教影響越來越大後會不會出叛亂（不知為什么他只說了三個擔心）。他說﹐丟掉這四個擔心後 ﹐西藏工作就可能大進一步（9）。同年8月﹐胡又派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副總理田紀雲到西藏﹐督促陰法唐徹底貫徹懷柔政策。1985年6月1日﹐胡終於撤掉了陰﹐代之以從未去過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華（10）﹐並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大反特反“左”。當時藏人不服氣﹐他們說﹐中央派個漢人領導西藏倒也罷了﹐漢族畢竟是藏族的老大哥﹔可彝族是藏族的小弟弟﹐憑什麼來領導西藏﹖伍果然不負胡的期望﹐他穿上藏袍﹐置政教分離於腦後﹐親自參加各種宗教活動﹐各級藏幹紛紛仿傚﹐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熱﹐伍因而被稱為“喇嘛書記”。
胡耀邦的學歷雖然不高﹐卻是個非常聰明好學的人。他概括的西藏的五大特殊點也非常精闢。可惜他壓根兒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天真爛漫地認為只要不惜血本地善待藏人﹐藏人就會投桃報李﹑將心比心﹐善待中共與漢人。他把鄧制定的懷柔政策發展到了極點﹐實際上變成了綏靖政策。他說不要擔心宗教影響大後會出叛亂﹐竟變成了懺語—-1987年至1989年的拉薩三次大騷亂與十多次小騷亂實際上就是不拿槍的叛亂。那時他雖已下台﹐卻還健在﹐ 親眼看到了綏靖政策的後果﹐也不知作何感想。
1987年初胡下台時﹐傳說有一條罪狀是對西藏“太右”﹐“老西藏”們也曾高興了一陣﹐以為中央對西藏的政策會有所收緊。不料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後﹐宣佈西藏政策不變。他不僅繼承了胡的綏靖政策﹐甚至變本加厲﹐終於導致了三次拉薩大騷亂﹐迫使他在拉薩戒嚴﹐這是後話。
_ 3﹑平反﹑統戰﹑分地
根據我在西藏的觀察與有關資料﹐所謂懷柔政策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 取消階級與階級鬥爭。給全體因政治﹑宗教原因受到迫害或懲罰的藏人平反。這項工作從1978 年就開始進行﹐所有因參加過1959年叛亂而被判刑﹑關押或“群眾專政”的藏人全部被釋放﹑摘帽（這是中共的專用名詞﹐意指不再被稱為“反革命分子”﹐不再受到歧視﹑監視與管制）﹔所有在民改﹑社教（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革中被定為“階級敵人”（農奴主﹑富農﹑牧主﹑富牧﹑壞分子﹑新資產階級分子﹑資本家等）也全部被摘帽。六十年代初與文革中的冤假錯案—-諸如“小班禪案”﹑“七星黨案”﹑“中華民族黨案”﹑“地下寺廟﹑經堂案”﹑“復叛組織案”﹑ “回民叛國集團案”等﹐以及數不勝數的反革命組織與分子﹑叛亂組織與分子﹑達賴特務等等—-全部一風吹（11）。1983年10月鄧小平﹑陳雲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下令在全國開展清理“三種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 與“打砸搶分子”）﹐胡耀邦特地明令在藏族中不清理（我在西藏聽到正式傳達）。文革初中共停發了給未叛領主的贖買金﹐此時也全部補發。文革初被造反派抄家的﹐也儘量退還﹔無法退還的折價賠償。據統計﹐當時共補發了近百萬元工資﹐折價賠償被抄財物800多萬元﹐補發贖買金400多萬元（12）。是謂“落實對敵鬥爭政策”。
二﹑收買舊西藏上層。把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 –達賴時代的官員﹑貴族﹑上層喇嘛﹑新老活佛等恭恭敬敬地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特權。自1976年至1988年﹐ 共安排2100多名上層人士當官（13）。他們的子女也被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鍍銀鍍銅﹐畢業後也當幹部。1959年時的叛軍司令拉魯﹐曾坐過六年牢﹐然後當過十年農民﹐如今是自治區政協副主席﹔昔日的貴族吉普﹐曾是噶廈政府的五品官﹐如今是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是謂“落實統戰政策”。
三﹑ 讓農牧民休養生息。自1984 年起﹐解散人民公社﹐把公社的土地﹑牲畜﹑牧場及其它生產資料全部分給農牧民﹐實行“兩個長期不變”政策﹕“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14）。自1980年起至今﹐不收農牧稅﹑不派購徵購農牧產品﹑不收農牧區工商稅（即農牧民在自由市場上出售產品不交商業稅﹔鄉鎮私營﹑集體企業也不交稅）﹑不向農牧民攤派任何錢物﹐鄉村幹部的津貼全部由政府開支。政府還向全體農牧民提供免費醫療﹑免費教育（部分藏族中學生還由政府包吃﹑住﹑穿）﹑免費科技與獸醫服務﹑免費或廉價（由政府補貼）生產資料（良種﹑機械﹑電力﹑油料﹑化肥﹑農藥﹑農膜等）﹑廉價（政府補貼）茶和鹽（這是藏農牧的頭號生活必需品）﹑無子女者的養老金﹑各種扶貧款﹑撫恤款﹑救濟款等﹐農牧民的汽車﹑拖拉機也免收養路費﹐還允許農牧民開採礦產（15）。實際上對農牧民實行半包養政策。
1992 年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去拉薩郊區達村調查時﹐發現“達村農業對國家的依賴性很強。達村使用的良種﹐過去一直是國家低價售給﹐價格相當於國家的糧食收購價﹐現在才逐步走向良種自給。使用的化肥﹑農藥﹑農機更是國家高額補貼。一噸化肥國家約補貼260元﹐一台手扶拖拉機﹐約補貼770元﹐農藥幾乎是白送。農用週轉資金往往也是國家無息﹑低息貸款甚至撥款﹐資金回收率非常低﹐事實上國家在相當大程度上承擔農民的農業投資﹐農民享受投資帶來的實惠。如 1990年達村固定資產的255848元中﹐農民的自有資金只佔39.34%﹐銀行貸款卻佔53.87%﹐其它資金佔6.79%。資金的大部分購買了手扶拖拉機﹐到1992年我們調查時﹐歸還貸款的數量相當少﹐鄉信用社透支15萬元上交縣人民銀行補助。躺在國家高補貼之上的達村農業﹐基礎非常脆弱。”“達村的農業生產已基本實現了機械化和半機械化﹐如過去打場﹑揚場需一﹑二月時間﹐現在因使用機器而只需20多天﹐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並沒有很好地轉化為農業進步﹐反而加劇了農村勞動力的過剩﹐每年除了三個月的農忙外﹐四分之三的時間都是農閒﹐青壯年勞動力浪費相當嚴重。”（16）
據統計 ﹐1991 年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為455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比1979年的159元增長160%。1996年﹐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975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比1991年增長48%﹐年均增長8.2%。1997年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1040元﹐突破千元大關（17）。然而由於西藏的自然條件實在太惡劣（高寒﹑缺氧﹑乾燥﹑大風等）﹐又無發展鄉鎮企業的條件（如前所述﹐西藏由於地處亞洲腹地與世界屋脊﹐內外交通都極為艱險﹐又缺乏廉價能源﹐加以人口文化素質太低﹐又深受喇嘛教的非理性思維束縛﹐根本不具備發展工業的條件﹐何論鄉鎮企業）﹐人口增長又過快（因為中國政府懾於國際輿論不敢要求藏農牧搞計劃生育）﹐藏農牧的人均純收入仍遠遠低於全國平均值。1997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2090元（18）﹐藏農牧的人均純收入僅為其一半。眾所週知﹐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靠東部沿海農村的外向（出口）型鄉鎮企業﹐這是遠離海洋的西藏永遠無法企及的。考慮到西藏以外的全國農民沒有免費醫療與教育﹑ 廉價生產生活資料等福利﹐藏農牧的實際純收入與全國平均值的差距要比統計數字顯示的小。又考慮到西藏的自然與地理條件是全國最惡劣的﹐能做到這樣已屬不易 ﹐那是與政府的大力扶持分不開的。
據噶廈政府統計﹐1950年西藏約90%的人口沒有自己的住房﹐現在除了少數游牧區外﹐絕大多數藏人都有固定住房。1995年西藏農村人均住房面積為20平方米。1952年西藏每畝地糧食產量僅80公斤﹐人均佔有糧食僅125公斤。儘管1991年西藏人口比1952年增長一倍多﹐但1991年西藏人均佔有糧食仍達290公斤﹐比1952年提高1.2倍。1996年西藏人均佔有糧食372公斤﹐比 1991年增長28%。在人口增長了一倍半的情況下﹐人均佔有糧食仍比五十年代初增長了兩倍（19）。
_ 4﹑提幹﹑招工﹑加薪
四﹑ 大量內調漢族和其他非藏幹部工人（以下簡稱漢族幹部工人）﹐大量提拔藏族幹部﹑增加藏族職工。胡耀邦一聲令下﹐西藏立即大規模內調漢人。最西邊的阿里地區最積極﹐全區918 名漢幹﹐走783名﹐佔85%。各縣的秘書﹑會計﹑統計﹑醫生﹑獸醫及其他專業人員幾乎全部走光。結果醫院的醫療機械無人會用﹐一般手術無人會做﹐危急病人無人會搶救﹐牲畜生病也無人會治﹐財會制度混亂﹐有的縣委機關甚至連工資都發不出（因為無人會做工資表）﹐商業供銷無計劃﹐貴的賤賣﹐賤的貴賣﹐各縣區情況無法匯總上報（因無人會統計﹑總結）﹐有的縣區工作癱瘓﹐有的縣委連中央文件都無人能看懂。自治區黨委不得不報告胡耀邦﹐請求西藏第二批內調時保留領導骨幹和業務骨幹﹐胡被迫同意（20）。
儘管如此﹐自1980 年至1983年西藏共內調漢族幹部20045人（包括退休者﹐下同）﹐工人25069人﹐共45114人﹐連同家屬子女約八萬人（21）。1986年又內調漢族幹部工人約17000人（22）。同時大量提拔藏幹﹐到1984年底﹐全自治區民族幹部（藏族與西藏其他少數民族如門巴﹑珞巴等族）佔幹部（包括領導幹部與業務幹部）總數的60%﹐民族工人佔64%。自治區級官員30人﹐其中民族幹部24人﹐佔80%﹔地專級官員691人﹐其中民族幹部539人﹐佔 78%﹔縣級官員889人﹐其中民族幹部668人﹐佔75%﹔縣以下官員全部是民族幹部（23）。
必須說明﹐中共所謂幹部﹐既指黨政官員（又稱“領導幹部”）﹐即統治者﹑當權派﹔也包括各種專業人員（小公務員﹑教師﹑醫護人員﹑經濟管理人員﹑科研人員﹑ 工程技術人員﹑文化工作者﹑農藝師﹑獸醫等等﹐又稱“業務幹部”）﹐即老百姓﹑被統治者。在上述自治區﹑地﹑縣級與縣以下領導幹部即官員中﹐民族領導幹部即官員的百分比高達80%﹑78%﹑75%與100%﹐而包括領導幹部與業務幹部在內的混合幹部總數中民族幹部僅佔60%﹐大大低於領導幹部總數中民族領導幹部的百分比。由此可見﹐在西藏﹐漢族業務幹部在業務幹部中的百分比要大大高於漢族領導幹部在領導幹部中的百分比。換言之﹐大多數漢幹在西藏是幹實事﹑ 賣苦力﹑受壓榨的被統治者﹑老百姓﹐而大多數藏幹是指揮﹑壓迫﹑奴役漢幹的統治者﹑官員。不僅如此﹐由於藏人在陞官﹑提級（職稱）﹑加薪﹑分房﹑出美差﹑ 招工﹑考大學﹑家屬醫療（藏人全民公費醫療﹐漢幹家屬卻要自費）﹑中小學教育（藏人全部免費﹐農牧民子女還包吃﹑ 包穿﹑包住﹐漢人子女全部自費）﹑計劃生育（藏幹與藏族市民可生兩胎﹐藏農牧無限制﹐漢人只能生一胎）等方面藏人都有優惠﹐除了極少數漢族領導幹部以外﹐ 絕大多數漢人在西藏變成了時時處處受歧視的二等公民。
在西藏如果漢人打罵藏人﹐那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一定會受到嚴厲處分﹐藏人打罵漢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我認識的一個漢族大學畢業生與一個藏族姑娘戀愛﹐ 遭到藏姑家長反對。漢生不從﹐繼續與藏姑來往﹐藏姑家人便把他打得死去活來。他還是自治區黨校教師﹐卻無處伸冤﹐憤而切脈自殺（幸被救活）﹐兇手卻消遙法外。我還聽說西藏某縣一個新提拔的藏族縣長一槍打死了一名漢族小幹部﹐只因後者說了句“某某這種人連文件都讀不通﹐也能當縣長﹖”死者家屬到處上訴﹐兇手穩如泰山。有記者告訴我這樣的故事﹕某水電站的發電機出了毛病﹐不斷跳閘﹐正在打撲克的藏族技師不勝其煩﹐乾脆用膠布把閘刀捆死﹐致使發電機燒燬。這事放在漢人頭上必定判刑﹐而那個藏族技師只作了口頭檢討。1985年拉薩破獲一個藏族青年流氓集團﹐他們輪姦與強姦了幾十名藏族姑娘。如放在漢人頭上﹐為首者必定槍斃﹐從犯也要判十來年徒刑。但該集團的首犯僅被判了兩年徒刑（因為他們強姦的是藏族姑娘﹐如果他們強姦的是漢族姑娘﹐連兩天刑都不會判﹐漢族姑娘告狀根本無人受理）﹐從犯全部“教育釋
放”。我親耳聽到一個漢族老法官發牢騷﹐認為有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於不堪忍受種族歧視與壓迫﹐百餘名與我同年或次年自願進藏的漢族大學生畢業生（他們進藏時大多受到讚揚﹐有的還上了報紙﹑電視）紛紛放棄戶口與工作逃離西藏（有的逃亡者還是西藏大學的教師與政府公務員﹐大都有很好聽的工作）﹐ 寧可去新疆﹑ 青海等地當“盲流”﹐1985年9月《中國青年報》還為此發過該報記者孫亞明寫的內參《進藏大學生為什么紛紛逃離西藏﹖》。胡耀邦﹑喬石﹑胡啟立﹑王兆國都在這份內參上作了批示﹐要求伍精華妥善處理﹐伍作的唯一的事是派人去逃亡大學生內地老家中好言安撫﹐勸他們回藏。
藏族國家職工（不包括集體所有制單位職工）的比例也相應提高﹐詳見下表（24）。
年份 年末職工 其中藏族 藏族百分比%
1965 62500 26600 42.56
1970 84424 36003 42.65
1975 114721 54726 47.70
1980 178433 95047 53.27
1985 152566 96896 63.51
1990 149144 95521 64.05
1995 151971 109478 72.04
1997 154262 115394 74.80
由此可見﹐到1980 年﹐藏族國家職工就超過西藏國家職工總數的一半﹔到1997年﹐藏族國家職工佔了總數的四分之三。1997年底西藏非農業人口（市民）為33.6萬人﹐佔總人口的13.8%﹔同年底有西藏戶口的漢族為6.9萬﹐佔總人口的2.85%（25）。把1997年西藏市民總數減去漢人數﹐可知同年藏族市民總數為 26.7萬人。同年藏族國家職工為115394人﹐以每個職工有一個家屬計（在西藏﹐只要一人為職工﹐其配偶也很快會變成職工。西藏市民可生兩個孩子﹐平均每個職工有一個孩子）﹐則藏族國家職工連子女總數當為230788人﹐佔藏族市民總數86.5%。如把藏族國家職工家中的老人也算作家屬﹐這個百分比還要高。由此可見﹐西藏的藏族市民絕大多數是由中國政府供養的職工及其家屬﹐這一現象對分析西藏的局勢與騷亂至關重要。
研究一下西藏國家職工的職業構成﹐可以發現他們究竟在幹些什麼。下面是西藏國有單位各行業職工人數（年底數）對照表（26）﹕
行業 1980年 1990年 1997年
總計 178433 149144 154262
農林牧漁業 29417 9026 7322
採掘業 6143 3723 4435
製造業 12481 7624 5425
電水煤氣業 7389 4544 5173
建築業 16603 8379 5639
地質水利 6508 2687 2812
交通運輸倉儲郵電通訊 34913 20534 17630
商業與餐飲業 14921 11266 10136
金融保險業 1480 3172 5996
房地產業 0 304 100
社會服務業 566 4085 4933
醫衛體育社會福利業 7250 10175 12031
教育文藝廣播電視業 13484 19209 24034
科研與綜合技術服務業 1625 2300 2388
黨政機關與社會團體 26328 42116 45241
其它行業 0 0 967
從上表可以看出﹐西藏國家職工的大頭是黨政機關包括國家供養的社會團體如佛協﹑文聯之類的官僚﹑辦事員與輔助人員（中共把他們算作工人）﹐其百分比從1980 年的14.8%增長到1990年的28.2%再增長到1997年的29.3%﹐翻了一番﹐佔了國家職工總數的將近30%﹐這是大量提拔藏幹的結果。西藏只有200多萬人口﹐相當於內地一個大縣﹐卻也算一個省級行政區﹐有70幾個廳局﹐編制與內地2000多萬人的中等省不相上下。西藏文聯的編制100人﹐和上億人口的四川省的文聯編制差不多。1990年﹐西藏黨政機關與社會團體工作人員佔西藏全體從業人員（包括農牧民）的4.44%﹐而全國黨政機關與社會團體工作人員僅佔全國從業人員（包括農牧民）的1.94%（27）﹐西藏是全國平均值的2.29倍﹐西藏可謂世界上官僚密度最高的地方了。這些官僚機構的成員當然都不創造任何財富﹐然而他們及其家屬需要消費與享受﹐於是便有服務性行業。
西藏國家職工的半數集中在交通﹑運輸﹑郵電﹑通訊﹑ 商業﹑公用﹑教育﹑文藝﹑衛生﹑廣播﹑電視﹑科技﹑金融等服務性行業即第三產業﹐其百分比從 1980 年的41.6%增長到1990年的47.6%再增長到1997年的50.1%。其中交通運輸與商業炊飲等業的國家職工不斷下降﹐說明其職能不斷被私營企業分擔。其他各項都有很大增長﹐特別是教育﹑文藝﹑廣播與電視由1980年的7.6%增長到1990年的12.9%再增長到1997年的15.6%﹐醫療﹑ 衛生﹑體育與福利等業從1980年的4.1%增長到1990年的6.8%再增長到1997年的7.8%﹐都遠遠超過了同期的人口增長。在西藏這些行業幾乎都是賠錢的﹐由政府補貼﹑供養。不能說他們與農牧民完全無關﹐特別是其中的教育﹑醫療﹑運輸﹑商業﹑金融（藏農牧的醫療﹑教育與必需的糧﹑茶﹑鹽﹑生產資料﹑貸款﹑日用百貨等要由他們提供）﹐但西藏第三產業的大部分卻是為藏漢官僚及其家屬服務的﹐當然他們還相互服務。有趣的是﹐九十年代在漢地發展迅速的房地產業在西藏無聲無息﹐1980年時從業職工為零﹐1990年為304人﹐1997年減少到100人。這當然不是說﹐西藏不造房子﹐而是因為西藏市民（包括個體戶與無業游民）的住房都是由政府免費分配的﹐這是藏獨騷亂的最大成果﹐西藏堪稱中國最後的社會主義大鍋飯樂園。
第一產業的農林牧漁水包括國營農場﹑林業與農牧技術獸醫服務等﹐其百分比從1980年的16.5%跌到1997年的4.8%﹐主要因為農場工人大量內調。西藏農場生產規模很小﹐但農牧技術獸醫服務對促進西藏的農牧業發展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產業的採掘﹑製造﹑電力﹑自來水﹑煤氣﹑地勘與建築等業的國家職工的百分比也從1980 年的27.5%跌到1997年的15.2%﹐因為西藏的工業虧損嚴重﹐1982年關﹑停﹑併﹑轉了33個企業﹐工人大量內調（28）。與民生有關的工業如發電廠﹑自來水廠等不能關﹐藏族職工多的企業也不能關﹐只好都由政府補貼。建築工程則讓給私營企業承包。如前所述﹐西藏由於缺乏廉價能源﹑運輸成本奇高﹑ 缺乏市場（人口太少）﹑缺乏熟練工人與技術﹑管理人員﹑特別是藏族的非理性思維方式及藏文沒有科技詞彙﹐不適合發展工業。所以西藏的工業無論如何改革﹐都不可能有起色。從1965年到1997年﹐西藏地方財政收入中的企業收入年年是負數﹐1997年高達11071萬元（一億多元）（29）。1997年西藏分項財政收入中﹐國營企業上繳利潤總額為908萬元﹐交納所得稅7401萬元﹐兩項合計8309萬元﹐但國有企業計劃虧損補貼總額高達11979萬元﹐還有國有企業所得稅退稅228元﹐兩者相加為12207萬元（30）﹐也就是說國有企業淨虧3898萬元。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在西藏辦企業﹐與其說是為了賺錢﹐不如說是為了送錢。其動機之一與建立龐大的官僚機構一樣﹐是為了解決藏族市民的就業問題﹐或者說為了包養二十幾萬藏人（西藏藏族人口的十分之一強）﹐ 在西藏造成一個效忠於中共的階級—-《天葬》稱之為“穩定集團”（31）—-和一批畸形繁華的城鎮﹐作為中共統治西藏的社會基礎和向西方顯示其德政的櫥窗。後文將證明﹐其結果適得其反。
五﹑大力提高藏族生活水平。如果說藏農牧的收入增加有一部份要靠自己勞動的話﹐那麼藏族市民幾乎全靠政府增加工資福利。1988 年﹐西藏職工年均工資是2739元﹐年均福利費（醫療﹑勞保﹑退休金等）583元（32）﹔而同年全國職工的年均工資只有1810元﹐年均福利費只有 537元（33）。同年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是1211元﹐而全國市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192元（34）。西藏都高於全國。
1990 年西藏職工的年均工資是3224元﹐全國職工的年均工資只有2284元（35）﹐西藏比全國高了41%﹐因為1989年拉薩爆發了導致戒嚴的大騷亂﹐這就是中共包養藏人的結果。西藏的工資繼續上昇﹐1994年西藏職工的年均工資是7304元﹐而全國職工的年均工資只有4797元﹐西藏比全國高了52%。是年西藏職工的年均工資僅低於上海（7534元）和廣東（7410元）﹐高於北京（6671元）和天津（5806元）﹐是最低省份黑龍江（3689元）的兩倍（36）。1997年全國市民人均純收入為5160元﹐而西藏市民為5913元﹐也高於全國平均值（37）。西藏職工平均工資大大高於全國平均值﹐但西藏市民人均收入與全國市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沒有那麼大﹐因為漢族市民只能生一個孩子﹐而藏族市民可以生兩個孩子。據在拉薩的朋友告訴我﹐拉薩自由市場的肉蛋菜價和北京不相上下。由於政府或單位大量補貼﹐拉薩居民的房租微不足道﹐水電﹑燃料等價格均低於北京﹐有許多單位乾脆免費供應。但西藏職工平均工資卻高於北京﹐可見拉薩市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高於北京。如前所述﹐西藏農牧民人均收入低於全國農民﹐而西藏職工人均工資卻大大高於全國職工﹐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也高於全國市民﹐說明西藏的城鄉差別大於全國﹐這也是拉薩藏人大鬧獨立的結果。
1995年﹐西藏市民人均住房面積為14平方米（38）﹐遠遠高於全國市民人均住房面積九平方米（39）。1994年拉薩市民80%用上液化石油氣（俗稱煤氣灶﹐來自青海格爾木）（40）。1992年西藏與全國及青海市民每百戶擁有耐用消費品比較如下（41）。
全國 西藏 青海
自行車 190.0 219.0 169.0
摩托車 2.8 5.0 3.8
黑白電視機 37.7 3.0 20.6
彩色電視機 74.9 99.0 85.3
照相機 24.3 35.0 25.5
錄放像機 10.0 14.0 4.1
游戲機 11.3 21.0 8.8
組合音響 4.0 7.0 3.1
鋼琴 0.5 3.0 0.3
由此可見西藏市民的生活水平大大超過全國市民的平均值。其彩電擁有率已達到99%﹐照相機與錄放像機擁有率比全國高了近50%﹐ 摩托車﹑游戲機與音響擁有率幾乎是全國的兩倍﹐而鋼琴擁有率竟然是全國的六倍。考慮到把鋼琴從上海運到西藏是一項多麼浩大的工程﹐簡直堪稱奇跡。這裡沒有計算電冰箱與空調機﹐因為西藏夏季非常涼爽短暫﹐我在拉薩時從未有過穿短袖襯衫的機會。冰箱與空調在西藏沒有多少用處。
_ 5﹑復興宗教
六﹑ 重建寺廟﹐提倡宗教。如前所述﹐文革初期搗毀了絕大多數寺廟﹐禁止一切宗教活動。1971 年林彪事件與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後﹐中共允許有限度地恢復宗教活動﹐並撥款修復了大昭寺（42）。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後﹐中國政府撥出鉅款修復寺廟﹐解除了全部宗教禁令。到1997年底﹐中國政府已撥款三億多元修復了1787座寺廟和宗教活動場所﹐住寺僧尼達46380人。政府給予僧尼生活津貼與公費醫療﹐還給部分僧尼發薪。由中國政府出資﹐1983年創辦了西藏佛學院﹐1987年創辦了北京中國藏傳系高級佛學院。各寺廟也開辦了學經班﹐由政府津貼﹐1997年底有3270學僧。由政府供養的自治區佛教協會（佛協）辦有佛教刊物《西藏佛教》和藏文印經院（設在木如寺的拉薩印經院）﹐出版了許多宗教典籍和研究著作（43）。如前所述﹐伍精華1985年出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後﹐帶頭參加宗教活動﹐西藏各級官員紛紛仿傚﹐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熱﹐是謂“落實宗教政策”。
“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宣稱﹕1959 年前西藏有6259座寺廟﹐592558名僧尼﹐這些寺廟在1979年前除八座外全部成為廢墟。592558名僧尼中11萬人被迫害致死﹐25萬人被迫還俗。它說的寺廟與僧尼數字與“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西藏通訊》發表的前述班禪《七萬言上書》相矛盾。後者說﹐1959年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廟2500多座 ﹐僧尼11萬多人。為何相差這麼大﹖“西藏流亡政府”也許會說﹐班禪說的是西藏自治區的數字﹐他們說的是“大西藏”的數字。如果是這樣﹐那麼據《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1988年藏族共有600萬﹐其中200萬住在西藏自治區﹐400萬住在中國其他省份。可見中國藏人總數與自治區藏人成三比一。而同書卻說“大西藏”有592558僧尼﹐與班禪指出的自治區有僧尼110000人成5.38比一﹐遠遠超過了三比一。姑且假設1959年前中國藏族總人口是 300萬﹐而自治區藏族人口是100萬﹐（具體數字不重要﹐只要比例是三比一就行）。那麼在1959年前由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根據《十七條協議》直接統治的西藏（自治區）僧尼佔當地藏族人口的11%﹔而在中共直接統治的﹑並已發生了民主改革和摧毀寺廟的川﹑青﹑甘﹑雲四省藏區﹐僧尼（592558– 110000=482558）卻佔那裡的藏族人口（300萬–100萬=200萬）的24%﹐是前者的2.18倍﹐這是多麼荒謬的數字啊﹗對此只可能有兩種解釋﹐要麼是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在1959年前就在自己統治的西藏（自治區）內進行了比中共的民主改革還要殘酷的迫害僧尼的運動﹐從而使他們在當地藏族人口中的比例不足川﹑青﹑甘﹑雲藏區內僧尼在當地藏族人口的比例的一半﹔要麼是《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所提供的數字都是憑空捏造的﹐所以該書所謂的 “事實”與“真相”也像“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一樣都不過是彌天大謊而已。
由於越來越多的西方遊客去西藏旅遊﹐達賴喇嘛無法矢口否認中共自文革結束以來恢復了宗教自由﹐於是他想出了新的遁辭﹐他在1995 年訪問美國時告訴美國人說﹕“藏人已被允許去寺廟祈禱﹐但他們經常不被允許接受佈道﹔藏民已被允許在菩薩前燒香﹐但他們不被允許紀念重大的歷史或宗教節日”（44）。這話又是彌天大謊。精通藏語文﹑經常去西藏各地調查的戈茨坦指出﹕即使在拉薩戒嚴期間﹐“只要拉薩人不參加政治異議活動﹐他們就可以自由地到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會見朋友﹐請僧侶做佛事﹐聚會等等”（45）。請僧侶做佛事﹐不就要唸經嗎﹖佛教的唸經不就是佈道嗎﹖西藏的頭號宗教節日是藏歷新年的傳昭大法會﹐1988年3月5日的大騷亂就是借傳召大法會發動的﹐當時有多名國務院的部與自治區級的領導人坐在大昭寺裡面觀看（參加）法會﹐還進行了電視實況轉播（後文詳述）﹐大昭寺內外有幾萬藏人參加﹐怎能說藏人不被允許紀念宗教節日呢﹖當然﹐達賴喇嘛把3月10日（1959年叛亂首日）定為“自由抗暴日”﹐年年在達蘭薩拉開會紀念﹐中國政府當然不會允許在西藏紀念這種違反國際公法的叛國事件。
達賴喇嘛在同一個講話裡還告訴美國人﹕中國消滅了120 萬藏人﹐摧毀了6000座寺廟﹑宗教場所和古蹟（46）。關於消滅120萬藏人的問題﹐前面已經澄清過了。他在控訴中共摧毀寺廟時﹐閉口不提中共修復了寺廟﹐這就和他在同一講話裡說的“藏人已被允許去寺廟祈禱”相矛盾。如果那些寺廟至今仍是一片廢墟的話﹐藏人怎麼可能“去寺廟祈禱”呢﹖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認藏人自1977 年起有了“磕頭﹑轉經﹑誦經﹑燒香﹑立經幡﹑點供燈等外在的表面形式的佛事活動”的自由﹐但又引用達賴喇嘛的話說﹕“中共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是習俗和信仰的外在形式而已﹐對佛教在深度﹑廣度上真正攻練﹐學習﹐弘揚等方面﹐採取公開或秘密﹑直接與間接等方式加以反對和否定。因此﹐這如同中共所認為的一切宗教都是迷信一樣﹐佛教也就變成了一種迷信。”佛教是科學還是迷信的問題﹐宗教界與學術界已經爭論了幾百年﹐而且還要繼續爭論下去﹐這屬於學術自由﹐達賴喇嘛無權禁止﹐也作不了定論。達賴喇嘛所謂的“在深度﹑廣度上真正攻練﹐學習﹐弘揚”﹐如果指的是喇嘛學習﹑研究佛經﹐那麼如前所述﹐北京有中國藏傳系高級佛學院﹐西藏有西藏佛學院﹑西藏佛教協會﹑《西藏佛教》雜誌﹑拉薩印經院和各寺廟的學經班﹐它們都是專門學習﹑研究佛經的﹐並由中國政府出資供養。我想中共還未能培養出足夠數量的精通古藏文與藏文佛教典籍的幹部來監視﹑干涉那麼多機構與遍佈西藏各地的1787座寺廟的學習﹑學術活動﹐並阻止其朝學術上的深度與廣度發展﹐除非那些機構與寺廟的喇嘛自願為中共效勞﹐在內部搗鬼。如果指的是本書第四章所述的要用十幾歲的處女作“明妃”的“慧灌頂”之類﹐那麼我想 ﹐稱之為迷信都還是輕描淡寫。如果西方人權衛士有一天忽然問達賴喇嘛﹐這種灌頂活動是否侵犯了無知少女的人權（在美國﹐成年人誘奸18歲以下的少女﹐即便後者願意﹐也屬犯罪﹐必須判刑）﹐達賴喇嘛何言以對﹖難道只有讓這類侵犯藏族少女人權的宗教活動死灰復燃﹐才算有了宗教自由﹖按照政治學﹐宗教自由從來指群眾性的宗教信仰與活動的自由﹐既然達賴喇嘛都承認﹐藏民有了宗教活動的自由﹐無論他怎樣詭辯都無濟於事。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還指責說﹕“對入寺僧侶的數量也作了限制”﹐這是事實。我在本書導論裡已經根據戈茨坦的話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習慣 ﹐舊西藏的喇嘛多達男子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這是對藏族婦女的人權的嚴重侵犯。我在本書第四章裡還引用戈茨坦的話﹐指出喇嘛教是阻礙西藏社會﹑經濟發展的桎梏。曾在噶廈政府做過官的藏族著名老學者恰旦次旦平措也說﹕“以前我對宗教就有看法﹐寺廟搞大了﹐對國家沒有什麼好處。那麼多人﹐吃著﹐喝著﹐那麼多年輕力壯的 ﹐不去生產﹐對民族也沒好處。（47）”中國政府為了保護西藏婦女的人權和藏族的繁榮昌盛﹐不得不限制西藏喇嘛的人數。儘管如此﹐如今西藏的僧尼（沒有編制的僧尼不算在內）仍然佔到了西藏藏族人口的2%﹐大大超過了佛國泰國的僧尼所佔人口的百分比0.7%（出處見本書導論）。
甚至美國國務院的1997 年西藏人權報告（48）都承認﹕“有些旅遊者報告西藏的僧尼增加了。”“有一千名宗教人士成為西藏各級人民代表或政協委員。”“政府繼續撥鉅款修復文革中被毀的寺廟﹐部分是為了發展旅遊業。寺廟繼續招收與訓練年輕僧侶以繼承西藏佛教傳統﹐但禁止16歲以下的孩子出家為僧。”“當局允許許多傳統宗教活動和群眾性的宗教信仰﹐只有會引起政治異議的活動被禁止﹐並遭到迅速鎮壓。”“政府允許許多宗教活動﹐但不允許那些鼓吹西藏獨立或分裂主義的宗教活動。”鼓吹西藏獨立的活動是政治活動﹐不是宗教活動﹐所以充其量只能說西藏沒有政治自由﹐卻不能說西藏沒有宗教自由。
戈茨坦也說﹕中國政府允許西藏人民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使宗教與文化自由（49）。世界上哪個國家允許違法的宗教與文化活動﹖難道只有允許喇嘛尼姑以宗教的名義煽動藏人分裂主權國家並打砸搶燒﹐才算有了宗教自由﹖美國有這樣的宗教自由嗎﹖
_ 6、繁榮西藏文化
七﹑ 大力繁榮西藏文化。胡耀邦在西藏講話時對西藏文化特別是西藏歌舞大加讚揚﹐認為漢族由於孔孟之道的束縛﹐在歌舞上無法與藏族相比。他在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都反復強調要大力發展西藏文化﹐將其和發展西藏經濟並列起來﹐稱之為“兩個發展”。這一政策一直被中共執行至今﹐並未因胡的下台而中斷。我在西藏文聯工作時﹐親眼看見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搶救﹑蒐集﹑整理﹑出版﹑研究﹑傳播﹑發展﹑繁榮西藏的文學藝術與文化遺產。例如西藏文聯辦有藏文的《西藏文藝》﹑《邦錦梅朵》﹐漢文的《西藏文學》﹑《西藏民俗》等刊物﹔西藏文化廳辦有漢藏兩種文字的《雪域文化》﹐西藏社會科學院辦有漢藏英三種文字的《西藏研究》等刊物。此外還有《中國藏學》﹑《西藏民族宗教》﹑《西藏佛教》﹑《西藏社會發展研究》﹑《中國西藏》﹑《西藏藝術研究》﹑《西藏體育》等漢﹑藏﹑英文刊物。西藏文聯下屬的西藏民間文藝研究會積極蒐集西藏民間文藝﹐並有自己的漢藏文報刊﹐已出版了許多西藏民間文藝作品與多集《西藏民間故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號稱世界上最長的史詩﹐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從來沒有為之作過任何事情﹐中國社會科學院卻成立了專門的《格薩爾》研究中心﹐在西藏也有專門機構蒐集﹑錄音﹑整理﹑出版《格薩爾》﹐好幾位說唱《格薩爾》的民間藝人被請進上述機構﹐成為國家幹部（我曾採訪過他們）﹐其子女也被安排工作。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已經蒐集《格薩爾》說唱資料5000多盤﹑錄像數百盤﹔整理出文字4000多萬字﹐出版藏文本《格薩爾》70多部﹐總印數達300多萬冊﹐ 還出了20多部漢譯本﹔自1989年以來﹐中國先後主辦四屆《格薩爾》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國蒐集﹑出版﹑研究《格薩爾》的成就在國際史詩研究界得到好評（50）。
到1997 年底﹐全國共有藏學研究機構50多個﹐研究人員及其輔助人員2000多人﹐召開學術討論會60多次﹐完成課題300多個﹐出版和正在出版的藏學著作400 多部。西藏各地共有多功能群眾藝術館35座﹐鄉村文化室380個﹐電影發行放映單位650個（在農牧區免費放電影）。1990年來譯制藏語影片630多部 ﹐8500多個拷貝。西藏現有公開發行的藏文報刊23種。西藏古籍出版社與西藏人民出版社都出版了大量藏文圖書。已建成無線電台兩座﹐無線電視台兩座﹐廣播發射或轉播台35座﹐電視轉播（差轉）台240座﹐衛星地面接收站700多座。西藏的電台與電視台都用漢藏兩種語言運作﹐可以同步收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投資近億元的西藏自治區圖書館已於1996年6月正式開館﹐藏書59萬冊﹐內中藏文古籍十萬多冊。投資九千多萬元的西藏博物館也已於1997年10月交付使用﹐總建築面積為22500平方米。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保存了大量藏文檔案。西藏現有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單位18處﹐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7處（重點保護意味著由政府出錢派人保護）﹔專業藝術表演團體十個﹐小型專業演出隊15個﹐業餘演出隊和藏戲隊160多個。為了推動藏語文的規範化﹑標準化與信息處理現代化﹐西藏自1994年起進行“信息技術藏文編碼字符集”國際標準的研製工作﹐並於1996年在丹麥的哥本哈根舉行的多文種編碼國際標準審定會議上獲得通過。1995年﹐西藏成立了藏語文術語統一標準化委員會﹐並開始編譯出版科技資料藏文目錄（51）。所有這些都是達賴喇嘛統治時期不可想象的。
達賴喇嘛一貫指責中共“毀滅西藏文化宗教”﹐稱之為“文化上的種族絕滅”（52）。他一方面抓住中共在平叛民改與文革中搗毀寺廟大做文章﹐閉口不提中共在文革後修復寺廟﹑復興宗教的事實﹐好像後者從來沒有發生過﹑西藏的寺廟依然是一片廢墟一樣﹔另一方面又抓住中共撥出鉅款﹑派出大量專業和輔助人員提高藏人生活水平﹑使之生活現代化﹐指責中共大量移民西藏﹑進行漢文化侵略﹑企圖消滅藏族與西藏文化。中共在文革前與期間的確做過許多毀滅西藏文化宗教的壞事﹐但它從1977年以來承認了錯誤﹐大力恢復與提倡西藏的宗教﹐復興與發展西藏的文化﹐ 至今已有二十多年﹐那麼還能說中共現在仍然在毀滅西藏的文化宗教嗎﹖關於達賴喇嘛指責中共限制宗教的問題﹐上文已作過論述﹐這裡只談移民問題與漢文化侵略問題。
自從1980 年以來﹐中共派出大量工程技術人員﹑經濟管理人員﹑科學家﹑教師﹑醫護人員﹑文化工作者及其輔助人員進藏﹐大興土木﹐建造醫院﹑學校﹑商店﹑文化館﹑發電廠﹑輸電網﹑電視發射轉播網﹑自來水廠﹑上下水道﹑公寓樓等等﹐目的是讓藏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大量施工人員進藏﹐吸引了許多小商小販（中國政府稱之為流動人口）進藏開店設攤﹐提供飲食﹑娛樂﹑商業﹑修理等服務﹐這都是市場經濟中必不可免的現象﹐世界各地概莫能外。然而達賴喇嘛1987年9月21日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演說“五點和平計劃”時卻閉口不提進藏人員的目的﹐大聲疾呼地指責中共大量向西藏移民﹐甚至說“即使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中國官方資料也證實中國人口（指漢人—-引者）比藏族人口多”（53）。這又是一個彌天大謊﹐從來不存在這樣的“中國官方資料”﹐因為從來不存在這樣的事實。達賴喇嘛拿得出這樣的“中國官方資料”來嗎﹖
關於“ 大西藏”的人口問題﹐留待後文再說。1997 年底﹐西藏自治區人口為2427357人﹐其中藏族2339796人﹐佔96.39%﹔漢族69205人﹐佔2.85%﹔其他少數民族18356人﹐佔 0.76%﹐其中人數超過一千的都是西藏本土少數民族﹐如門巴族﹑珞巴族﹑回族﹑登人（登字有單人旁）﹑夏爾巴人﹑納西族等（54）。根據西藏的交通條件和我在西藏時的經驗﹐我相信這裡的漢族人數屬實。這個數字可以從西藏漢族國家職工人數得到驗證。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國家職工為154262人﹐其中藏族115394人﹐假設其餘都為漢族﹐則漢族國家職工為38868人。許多西藏的漢族職工把家屬留在內地﹐即使倆口子都在西藏工作﹐子女也往往放在內地親戚家。把上述西藏漢族人數除以上述西藏漢族職工數﹐得到1.78﹐即每個漢族職工有0.78個家屬在西藏﹐符合上述情況。
必需說明 ﹐這裡的數字是指戶口在西藏的漢人。不帶戶口進藏的施工人員與小商小販不在內﹐因為後者是臨時性的流動人口﹐並無定居西藏的打算。如果他們也算移民的話﹐ 那麼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潮水一樣湧入中國（包括西藏）的歐美日韓港台商人也是移民了﹐天下還有比這更荒謬的邏輯嗎﹖那麼在西藏的流動人口有多少﹖ 《天葬》估計1996年夏季高峰時（流民怕西藏的嚴寒﹐一般春天進藏﹐秋天離藏）西藏的流民為十幾萬到20萬（55）﹐加上有西藏戶口的漢人七萬﹐不足 30萬（流動人口中有許多回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我把他們全部算作漢族）。西藏的解放軍人數是個機密﹐據現任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王貴說﹐西藏的駐軍從來沒有達到以萬為單位的兩位數（56）﹐根據西藏的交通條件和我在西藏時的經驗﹐我也相信此說屬實﹐那麼連軍人（西藏軍人中也有許多藏族與其他少數民族﹐我也把他們都算作漢族）在內﹐西藏的漢人最多不過30幾萬﹐離234萬藏人相去何遠﹐怎麼可能超過呢﹖
我在導論裡已經指出﹐現代物質文明必然要改變經濟落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這是世界性的現象﹐西藏也不例外。達賴喇嘛把藏人生活現代化說成是毀滅西藏文化﹐說明他要剝奪西藏人民享受現代文明的權利。聯合國1986 年《發展權宣言》說﹕“確認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達賴喇嘛豈不是剝奪西藏人權﹐強迫他們停留在中世紀嗎﹖我想西藏人民特別是西藏青年是決不會答應的。我在西藏時就親見拉薩藏族青年如何如飢似渴地追求現代物質文明與商業娛樂﹐其狂熱程度絲毫不亞於文革剛結束時的宗教狂熱。馬麗華也發現﹐西藏農村青年對慶祝傳統節日不感興趣﹐“藏戲他們不肯看了﹐只想電影電視﹐民間舞他們也不想跳了﹐只想著城裡的什麼……交誼舞迪斯科”（57）。連強烈譴責中共“毀滅西藏文化”的董尼德也承認﹕“老一輩的還在手轉經筒﹐口誦咒語﹐年輕的一代卻夢想沒有神祗﹐沒有菩薩﹐只有金錢﹑時裝﹑物質享受的天堂。（58）”達賴喇嘛有本事叫歷史的車輪倒轉嗎﹖
1998年9月1日剛剛訪問西藏歸來的意大利議會“中國之友”協會主席在羅馬發表聲明說﹐包括他在內的意大利議會代表團一致認為﹐中國政府在改善西藏的基礎設施﹑保護文物﹑ 提高當地人生活水平和促進內地與西藏的交流方面都取得了積極成果。聲明說﹐意大利議員們看到﹐西藏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廣泛的自由﹐西藏的眾多寺廟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維修﹔西藏的學校在教授藏語﹔藏人可以自由地請藏醫看病﹔西藏行政部門的藏族工作人員已由1979年的30%增加到現在的70%﹔藏民在計劃生育和服兵役方面還受到特殊照顧（59）。我想任何不懷偏見的人到西藏去﹐都會有同感。
_ 7﹑教育與語文
八﹑大力提高教育水平。西藏的藏族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費﹐農牧區中小學推行寄宿制。中國政府還對部分藏族中小學生包吃﹑住﹑穿。1997 年西藏有小學4251所﹐在校生300453人﹐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78%﹐而舊西藏的適齡兒童入學率不足2%﹔中學90所﹐大學四所﹐中專16所﹐西藏青壯年文盲率比1951年前下降41個百分點﹔1997年教育投資佔自治區財政預算支出和預算內基建投資總額的18%。從1985年以來﹐中國政府在內地一些省市創辦西藏初中班﹐在北京﹑天津和成都各建一所西藏中學﹐到1997年內地各類西藏班（校）共招收藏族學生18000人﹐已有5000大中專畢業生回藏工作。西藏所有學校與內地的西藏班（校）都以藏文為主課﹐實行雙語教學（60）。由於西藏地廣人稀﹑交通不便﹐西藏目前的教育事業當然無法同內地人煙稠密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相比﹐但與舊西藏不足2%的兒童有機會入學﹑而且只能學語文與佛經相比﹐可謂天壤之別。
問題出在傳統藏文沒有科技詞彙和現代社會科學詞彙﹐無法教授中學數理化生（物）與大學﹑中專理工醫農﹑社會科學課程。舊西藏識字的大多是喇嘛﹐只知有佛經﹐ 不知有數理化生﹑理工醫農與現代意義的社會科學（經濟學﹑法學﹑文藝學﹑美學﹑西方哲學﹑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當然不會創造有關詞彙。為此中國政府化了很大的力氣創造藏文科技詞彙﹐早在197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漢藏對照詞彙》中就有大量科技詞彙。 1982年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員會成立了藏文名詞術語規範委員會﹐組織許多專家﹐花了12年時間﹐編篡了有史以來第一套藏語科技詞典﹕《藏漢英數學辭典》﹑ 《藏漢英物理學辭典》與《藏漢英化學辭典》﹐在1994年出版並通過鑒定﹐從而填補了藏文出版史的空白（61）。與此同時﹐1982年成立了五省區（藏﹑ 川﹑青﹑甘﹑雲）藏文教材協作領導小組﹐到九十年代初﹐編成全套中小學各科藏文教材（62）。
西藏自治區人大1987 年頒佈的《西藏自治區關於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規定﹕在進一步完善小學藏語文教學體系的基礎上﹐從1993年的初中新生開始﹐初中階段藏族班除漢語文與外語課外﹐大部分用藏語文授課﹔從1997年高中﹑中專新生開始﹐大部分課程用藏語文授課。據統計﹐到1992年下半學期為止﹐西藏用藏語文授課的小學在校生達177735人﹐佔小學生總數的92.7%﹐小學用藏語文授課的教師7062人﹐佔小學教師總數的81.7%﹐全區小學基本實現藏語文授課。從1989年秋季開始﹐拉薩中學﹑拉薩市一中﹐日喀則地區中學和山南地區二中招收首批初中藏語文授課試點班學生﹐這批學生於1992年從初中畢業﹐除部份陞入中專﹑技校外﹐其餘陞入高中藏語文授課試點班。到1993年下半學期為止﹐全區中學有70多個藏語文授課班（包括四個高中試點班）﹐在校生3000多人（63）。
可惜這些藏語文試點班成勣並不理想﹐問題仍出在科技詞彙。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員會語文辦公室主任﹑青海省藏文名詞術語規範委員會副主任﹑藏語文專家程列著文指出﹕
1﹑ 歷史上的藏文化嚴重存在著重文輕理的傾向。在我們的文化寶庫中﹐雖然也有天文﹑歷算﹑醫學﹑建築等屬於自然科學範疇的知識財富﹐但大量的則是佛學﹑歷史﹑ 文學﹑語言﹑文字等社會科學知識。即使是自然科學範疇的知識﹐仍充滿著濃厚的宗教色彩﹐社會科學知識亦文史不分﹐無現代意義的科學分類。在古代﹐儘管藏族很重視翻譯事業﹐但主要出自信仰上的需要﹐重文輕理傾向同樣突出。在藏文出版史上﹐雖然卷帙浩繁﹐卻未曾有過理科詞典﹐很少有人蒐集﹑整理﹑規範理科名詞。這一切﹐就是人們常說的藏文化的先天不足。
2﹑ 藏文雖然歷史悠久﹐卻發展緩慢﹐在表達自然科學知識方面更為突出。重文輕理﹐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但近代以來﹐隨著新文化運動﹐各種語言文字都注意吸收和反映具有現代意義的自然科學知識﹐物理﹑數學﹑化學﹑生物﹑地理等各種學科的名詞術語及其基礎理論知識﹐在民族語文中應運而出。漢語文自五四運動以來﹐一改傳統的重文輕理傾向﹐出現新學。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探索科學救國之路﹐積極向西方學習﹐隨之現代意義的自然科學各門學科產生了。時至今日﹐就文字而言﹐用漢語文表達反映一切自然科學知識﹐已毫無困難和問題。國內有自己民族文字的蒙﹑維﹑朝﹑哈等兄弟民族的文化﹐在這方面的發展步伐也很快﹐特別在全國解放後幾十年中﹐更有長足的發展。與之相比﹐古老的藏文則遠遠落後了。從民族教育的教學領域看﹐全國通用的五種少數民族語文﹐除了藏族﹐其他四個民族都用母語進行自然科學授課﹐唯獨藏語文至今尚過不了這個“關”。這一難關主要就在於詞彙。
3﹑ 包袱沉重﹐邁步維艱。藏文從創製到現在﹐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但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遺產往往會成為包袱﹐阻礙前進﹐許多近乎糟粕性東西﹐棄之不甘﹐食又無味﹐甚至可能是絆腳石。藏文與蒙文相比﹐二者在古代可說是無法可比﹐蒙文字母先後兩次在藏族學者的協助下設計而成﹐作為一種民族文字﹐到十三世紀才起步﹐比藏文約晚1800多年。蒙醫也是由藏醫引進發展而成的。這些事實說明﹐古代藏文遠比蒙文發達。但現在的事實是藏文趕不上蒙文的發展﹐在科技方面﹑社會交際功能以及文化遺產的繼承等各方面蒙古語文早已超過了藏語文。
4﹑ 用詞混亂﹐極待規範。新中國的誕生﹐迎來了藏漢翻譯史上的春天﹐翻譯事業的興旺促進了藏語文的繁榮發展﹐但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這主要是新詞術語的混亂現象﹐具體表現在造詞用詞上的以舊代新﹑以文代理﹑以積代名﹐造成了詞無標準﹐概念混亂﹐詞義不明﹐表達不清﹐以及語言污染等嚴重問題和後果。究其原因﹐在造詞用詞上只知應付﹐不求質量﹐只想眼前﹐不管將來﹐這是造成混亂的主要原因。而且這種混亂現象主要是藏文界自己造成的﹐原因在於自身。沒有理由怨天尤人。
從藏語文的現狀看﹐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特別是高科技發展的形勢需要﹐在這方面落後於其他少數民族語文﹐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藏民族的主人翁意識在淡化。可以說藏民族是一個主人翁意識不強﹑科技意識很弱的民族﹐不少人看不到現代科技高速發展的形勢﹐看不到自己民族落後的現實﹐滿足於以往的成勣﹐沾沾自喜於浩瀚的佛學典籍﹐安於現狀﹐不求進取﹐從編篡綜合性的藏漢對照辭典來說﹐有史以來只有過兩部較權威的詞典﹐一部是《格西曲扎大辭典》 ﹐是蒙古學者編寫的﹔另一部是《藏漢大辭典》﹐是漢族張怡蓀先生從1928年起歷時56年完成問世的。兩位編篡者都不是藏族﹐僅此可見藏民族主人翁意識之一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教育人們真正認識到﹐藏語文要想趕上現代文化的發展水平﹐就必須吸取歷史教訓﹐承認自己的弱點。藏語文的發展首先要彌補自己的先天不足﹐要奮起直追﹐倍道兼行﹐其關鍵在於藏民族自身﹐這正是引起質變的內因（64）。
該文沒有舉例詳述藏文科技詞彙的問題﹐ 讓我從另一位藏文專家的文章裡找幾個例子。其一為一身兩任類﹐即把兩個不同的術語翻譯成同一個藏文名詞﹐或者說用同一個藏文名詞表達兩個不同的概念﹐例如 ﹕“比重”與“重量”被翻譯成同一個藏文名詞﹐類似的還有“密度”與“含量”﹑“氣候”與“氣象”﹑“音波” 與“聲波”﹑“癌癥”與“腫瘤”﹑“遺傳”與“繁殖”﹑“光柱”與“光束”﹑“功率”與“能量”﹑“拉力”與“引力”﹑“壓力”與“壓強”﹑“鯨魚”與 “鱷魚” ﹑“節肢動物”與“無脊椎動物”等（這些詞彙都引自民族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漢藏對照詞彙》—-原注）﹔ 其二為半生不熟類（即程列所說的“以舊代新”﹑“以文代理”—-引者）﹐從原有的舊詞彙中借來作科技名詞﹐帶有濃厚的非術語性的俗氣。如將“揮發”翻譯成 “消失”﹑“水平面”翻譯成“水面”﹑“垂直”翻譯成“徑直”等（引自《漢藏對照詞彙》）﹔其三為隨意增刪類﹐即不忠實於原文﹐任意增刪原文的意思﹐ 如將“天體運行”翻譯成“群星運行”﹑“虹吸管”翻譯成“虹形管”﹑“導體”翻譯成“電導體”﹑“人體解剖學”翻譯成“人體構造細探學”﹑“熱帶”翻譯成 “炎熱帶”﹑“亞熱帶”翻譯成“熱帶”﹑“天然氣”翻譯成“天然煤氣”﹑“頁岩”翻譯成“油石板”﹑“甲殼類”翻譯成“骨殼類”等（引自《漢藏對照詞彙》）﹔其四為冗長拗口類﹐有的已經不是詞﹐而是詞組或句子（即程列所說的“以積代名”—-引者）﹐如將“日照”翻譯成“太陽照的地方”﹑“染色體” 翻譯成“吃染料的微物”﹑“地對空導彈”翻譯成“從地上往天空中打的導彈”﹑“航空母艦”翻譯成“飛機降落的船”﹑“減速運動”翻譯成“速度逐漸降下來的運動”﹑“超高壓”翻譯成“超了高壓”﹑“終年積雪”翻譯成“整年雪不化”﹑“原始人群”翻譯成“遠古時代的自然人群”﹑“恆溫”翻譯成“不變溫度”等（引自《漢藏對照詞彙》）﹔還有一詞多譯而又無定名類﹔顧此失彼類與錯譯類等等。究其因﹐現有的藏文翻譯界素質太差﹐不懂自然科學﹔藏學界長期重文輕理﹔ 強調意譯甚於直譯（65）。前兩點原因與程列說的相似﹐第三點可能與藏族的思維方式有關—-如前所述﹐藏族天性傾向神話思維﹐喜歡對事實加以改造發揮 ﹐上述“隨意增刪類”就是如此。詞彙是語言之本﹐教材是教學之本﹐使用這樣的藏文科技詞彙編出來的藏文教科書﹐怎能叫藏族學生學好數理化生﹖
關於藏人為何看不到藏語文落後於現代社會的原因﹐留待下章分析。上述兩文至少說明了﹐西藏的中學之所以難以用藏語文教授數理化生﹐其責任完全在於藏族自己不爭氣﹐造不出成熟的藏文科技詞彙來﹐並不是中共陰謀毀滅西藏文化﹐否則中共為何要花大力撥專款組織人馬編寫藏文科技辭典和藏文中小學教材﹔為何允許蒙古﹑ 維吾爾﹑朝鮮﹑哈薩克諸族用母語教授數理化生﹖藏族一向以蒙古族信奉藏傳佛教（喇嘛教）為榮﹐不知是否對蒙古文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以及蒙古學者幫藏族填補藏文辭典空白感到慚愧﹖
達賴喇嘛一貫攻擊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學裡不得不用漢語教授數理化生是“毀滅西藏文化”﹐然而他自己在印度開辦的流亡藏人中學裡也不得不用英語教授數理化課程。達瓦才仁也承認﹕“以兒童村為主的各學校大部分已實現了小學數理化﹑社會科學等課程全部用藏語教學﹐初中以上才開始以英藏兩種語言教授。（66）” 可見流亡藏人的小學還不能完全用藏語文教學﹐初中開始用英藏兩種語言教學﹐想必是用藏語文教授與西藏文化有關的課程﹐用英語文教授數理化﹐其因想必也是沒有藏文科技詞彙。如果說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學裡用漢語文教授數理化生是毀滅西藏文化﹐那麼達賴喇嘛在流亡藏人的中學裡用英語文教授數理化也是毀滅西藏文化。無怪乎戈倫夫要說﹕“達賴喇嘛經常譴責中國在西藏自治區的學校裡用漢語講課﹐這話聽起來令人感到虛偽﹐因為在印度的藏族學校裡﹐教學語言是英語。（67）”達賴喇嘛還利用絕大多數西方人不知道藏文沒有科技詞彙來欺騙西方輿論﹐例如他1996年12月3日接受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採訪時說﹐中國對西藏的 “文化絕滅”的例子之一是﹕“在中國的高考中﹐中文成勣比藏文成勣更重要。”（68）既然藏文沒有大學理工醫農﹑現代社會科學的詞彙﹐那麼中國的大學裡自然只能用漢文授課﹐漢文成勣當然比藏文更重要。為了照顧藏族考生﹐中國政府一貫對藏族降低錄取分數線﹐降低率高達50%（下章詳述）。如此優待藏人﹐還能叫“文化絕滅”嗎﹖達賴喇嘛要求藏族只學藏文﹐不學漢文（否則就是文化絕滅）﹐這意味著他要求藏族永遠不學科技知識與現代社會科學﹐永遠停留在中世紀﹐這才是對藏族實行現代文化絕滅。
達賴喇嘛如此熱愛西藏文化﹐他一貫聲稱﹐惟有流亡藏人保存與發展了西藏文化﹐然而他們流亡印度40年﹐至今編不出一本藏文科技詞典來。中國政府至少編出了三本藏漢英三對照的藏文科技詞典﹐由此可見﹐至少從1980年起﹐中國政府比達賴喇嘛更加重視保存與發展西藏文化。
_ 8﹑衛生與生育
九﹑ 大力發展醫療衛生事業。舊西藏只有三所設備極為簡陋的官辦藏醫機構和少量私人診所﹐從業人員不足百人﹐加上民間藏醫也只有400 多人。1991年西藏有1197個衛生機構﹐平均每千人口擁有病床2.3張﹐醫生2.1人﹐分別相當於和高於中國平均數。到了1997年﹐西藏有1324 個衛生機構﹐平均每千人口擁有病床2.5張﹐醫生2.5人。西藏的人均期望壽命從舊西藏的35歲增加到65歲（69）。連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97年的報告《西藏﹕人權與法治》都承認﹐西藏的醫療服務有了很大的改善﹐極大地提高了西藏的人均預期壽命（70）。
中國政府自1980 年以來對全體藏族實行免費醫療﹐這是中國其他55個民族包括漢族都沒有的。近年來﹐鑒於公費醫療浪費太大﹐中國政府在全國進行公費醫療改革﹐在西藏對佔西藏藏族人口近90%的農牧民依然實行免費醫療﹐對沒有工作的藏族市民（包括職工家屬）也實行免費醫療﹐對有收入但不是國家職工的市民（例如個體戶）酌受部分醫藥費﹐對國家職工（不論漢藏）由單位給每人每月發一定數量的醫藥費（具體數目由各單位自定）﹐用超了自己出錢﹐用不完歸己﹔住院費包括醫藥費報銷 70%到95%（各單位根據工齡自定）。漢族幹部的家屬看病全部自費。與此同時﹐達賴喇嘛治下的達蘭薩拉流亡藏人看病免費﹐藥費與住院費卻須自理（71）。
達賴自傳說﹕“關於保健方面﹐的確增加了數目可觀的醫院﹐就像中國政府說的那樣。但是醫院卻偏袒漢族移民。（72）” 這又是謊言。西藏城鄉醫療條件懸殊﹐這是事實。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市民總數為33.6萬人（不包括住在城鎮裡的農民）﹐其中漢人6.9萬人﹐佔總數的20.5%﹔藏人26.7萬人﹐佔總數的79.5%。漢藏職工享受同樣的公費醫療﹐藏族職工家屬也有公費醫療﹐漢幹家屬卻沒有公費醫療﹐更不必說漢族流動人口。我在西藏時親見自治區人民醫院（西藏最大最好的醫院﹐也是自治區政府幹部的公費醫院）裡有許多藏農牧病人（包括住院病人）﹐他們全部免費﹐這是漢族農民做夢都不敢想的。可見西藏醫院偏袒的是藏人﹐而不是漢人。
西藏地廣人稀﹑交通險惡﹐農牧民分散在極其遼闊的地方﹐去拉薩及地﹑ 縣﹑鄉醫院看病遠不如拉薩市民看病方便﹐這是西藏的地理條件造成的﹐卻也成為達賴喇嘛指責中國政府的理由（73）。且不說達賴喇嘛統治西藏時﹐農牧民根本沒有可能去醫院看病﹐所以達賴喇嘛根本沒有資格為此指責中國政府﹔單說西藏人口僅佔中國人口的0.2%﹐其面積卻佔中國面積的12.5%﹐如果西藏的醫療網點也要像內地一樣密集﹐中國就必須把全國12.5%的醫療費用在只佔中國人口的0.2%的西藏人身上。換言之﹐西藏人均佔有的醫療費將是中國人均佔有醫療費的63倍﹐如果考慮到把醫療設備與藥品運到西藏各地去的交通成本與維持西藏各地醫院運作的其它成本（人員﹑能源等）遠遠高於內地﹐這一比例恐怕要上昇到100倍。達賴喇嘛認為這樣做合理嗎﹖是不是有另一種種族歧視的嫌疑﹖
我在西藏時親見﹐中國政府對佔西藏人口近90% 的農牧民不搞計劃生育﹐對藏族市民要求每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對在藏漢人也和內地一樣只准生一個。連美國國務院的1997年西藏人權報告也承認﹐藏人在計劃生育方面較之中國其他民族有優惠（74）。《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指責中國政府要求藏族市民生兩個孩子是“滅絕西藏民族”﹐卻閉口不提中國政府只准全體漢人生一個孩子﹐莫非在他們眼裡﹐漢人就不算人﹖《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還造謠說﹐中國政府“對農牧民在執行計劃生育時雖然寬大﹐實際上凡生育第三胎者均被處高達1500至3000元人民幣的罰款﹐超過兩胎的孩子將得不到糧戶本”。最後一句話漏了馬腳﹐農民哪來的糧戶本﹖
戈茨坦在 1985年至1988年曾專門去西藏各地考察計劃生育問題﹐其研究報告《中國在西藏自治區的節育政策—-神話與現實》（75）說﹕在拉薩市﹐漢族幹部和群眾實行中國內地城市的節育政策﹐一對夫婦只允許生育一胎﹐藏族幹部和群眾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胎。在西藏農牧區（農牧民約佔藏族總人口的 90%）﹐ 雖然計劃生育受到讚揚﹐但他們卻未發現任何證據表明農牧民生育受到任何限制。相反﹐有個有很多子女的婦女竟然來問他們要控制生育的藥。在拉薩北郊﹐計劃生育家喻戶曉﹑廣泛實行﹐這裡的婦女有的做過人工流產﹐但這裡沒有強制性節育政策。西藏自治區實際上正處在一個人口高出生率階段﹐並不存在一個導致人口下降和威脅藏族生存的所謂強制性控制藏族人口的政策。該報告最後指出﹐艾夫唐之流對於中國政府在西藏強行控制人口﹑侵犯人權的報告與其說反映了西藏的現實﹐不如說反映了流亡藏人和他們的反華支持者的強烈情緒。本報告（指戈茨坦的報告—-引者）表明政治上的強烈情緒如何容易誤導客觀事實。
_ 9﹑建設與表演
十﹑ 大興土木。為了慶祝1985 年西藏自治區成立20週年﹐胡耀邦在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決定投資4.8億元﹐命令九個發達省市派出近兩萬人﹐在西藏興建43項工程。其中能源七項﹑交通兩項﹑建材兩項﹑飼料加工一項﹑商業四項﹑文體九項﹑教育兩項﹑衛生四項﹑市政建設兩項﹑旅遊八項﹑其他兩項（76）。《天葬》稱之為“現代化表演”﹐“它的目的是為了表演﹐為了製造一個形象﹐而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並舉出如下例子﹕
拉薩飯店、機場至拉薩的道路、機場賓館、自治區醫療大樓、西藏體育館、西藏大學教學樓、西藏電教館、西藏圖書館、澤當飯店、那曲群藝館、西藏大學藝術樓、拉薩劇院。
《天葬》說﹐從上述項目﹐“不難看出其中的表演性質”（77）。除了拉薩劇院和西藏體育館外﹐我實在看不出上述項目為何“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像自治區醫療大樓所在的自治區第一人民醫院是西藏頭號大醫院 ﹐43項工程為之安排了三層門診樓﹑兩棟五層的住院樓﹑一層急診部及藥庫﹑製劑室等﹐總建築面積達一萬多平方米﹐投資2200萬元。在建成後的九年裡﹐門診人數與住院病人（大多數是享受公費醫療的藏人﹐包括農牧民與喇嘛尼姑）每年以20%的速度遞增﹐儘管已有工作人員約800人﹐仍在超負荷地運轉。在 580多名專業人員中﹐藏族高級專業人員佔30%﹐藏族中級專業人員佔72%（以上均為1994年的數字）（78）。如此造福西藏人民的工程也是“現代化表演”﹑“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嗎﹖
還有西藏大學教學樓與藝術樓﹑西藏圖書館﹑西藏電教館等是為了提高藏人的教育水平﹐也 “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嗎﹖王力雄大概沒有在貢嘎機場至拉薩的舊路上坐過車﹐所以不知道舊路之糟糕。他知道拉薩的班機都是早上起飛的﹐卻不知道拉薩的普通職工並沒有讓單位派車送機場的特權﹐更不必說單位不在拉薩的職工以及沒有單位的人﹑西藏以外來的人﹐他們不得不提前一天坐機場的大客車到機場﹐在那裡的招待所住一夜。我每次從拉薩回內地﹐都要在機場住一夜﹐ 所以我知道舊的機場招待所有多小多破。我有一次去晚了﹐招待所已經客滿﹐幸好發現一個朋友﹐已經先我到達並找到了床﹐讓我和他擠著睡。所以機場至拉薩的新公路與機場賓館也是必不可少的設施。那曲群藝館是有一萬多居民（大部分是藏族）的那曲鎮的主要娛樂場所﹐夜夜爆滿。拉薩飯店建成前﹐西藏沒有星級飯店﹐如何發展旅遊業﹖澤當飯店位於藏族發祥地山南﹐古蹟眾多﹐1993年該店完成營業收入470萬元﹐實現利潤100萬元﹐創匯 128萬元（79）﹐怎能說是“現代化表演”﹖43項工程中還有羊八井地熱電站擴建﹑羊八井至拉薩輸變電﹑拉薩火電廠改造﹐以及在西藏各地的太陽能﹑風能開發等七個能源工程﹔拉薩上下水工程﹑貢嘎機場擴建﹑拉薩中學擴建﹑拉薩水泥廠等有關交通﹑建材﹑教育﹑衛生﹑飼料加工﹑市政建設等13個項目﹐以及部分商業﹑文化﹑旅遊項目﹐恐怕也不能說是西藏不需要的“現代化表演”。至於建造大昭寺廣場則是為了方便藏人拜佛﹐後來卻方便了藏人騷亂。毫無疑問﹐像西藏體育館﹑拉薩劇院﹑龍王潭公園改造等工程﹐並無實用價值﹐確有“現代化表演”之嫌。但也有不得以的苦衷﹐為了堵西方人權衛士的嘴（後文詳述）。
為了慶祝199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30週年﹐1994年江澤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決定投資23.8億元﹐在西藏興建62項工程﹐到1997年底﹐實際投資已追加到36.7億元（80）。62項工程的具體內容（81）如下﹕
農技推廣體系建設、左貢縣玉曲河農業綜合開發、仁布縣解放水渠、滿拉水利樞紐工程、優質油菜生產和加工、乃東縣油糧加工廠、拉薩油糧加工廠、藏西北絨山羊基地、林芝東久林場開發、西藏邊茶廠、丁青縣水電站、巴青縣水電站、措美縣水電站、芒康縣鹽井水電站、聶榮縣水電站、米林縣南伊水電站、沃卡河一級水電站、朗久地熱電站、拉薩西郊輸變電工程、昌都電網改造、香卡山鉻鐵礦、申扎金礦、扎倉茶卡硼鎂礦、昌都水泥廠搬遷、馬查拉煤礦、西藏自治區藏藥廠擴建、拉貢公路改建、格爾木煉油廠至101油庫輸油管、拉薩新華書店、中尼公路中壩至拉孜段改造、貢嘎機場儲油設施、拉薩西郊長途電話樞紐樓、拉薩至日喀則光纜、12 個地面VSAT站、布達拉宮廣場、拉薩市環行道、澤當鎮道路改造、日喀則上下水工程、獅泉河鎮上下水工程、自治區黨校暨行政學院綜合樓、37個邊境與貧困縣機關建設、邊境口岸建設、西藏博物館、鄉級太陽能廣播電視接收站、林芝賓館、日喀則第二中學、乃東中學、嘉黎縣中學、貢覺中學、朗縣中學、生育健康培訓中心、自治區傳染病醫院、
拉薩市醫院住院部、自治區黨政辦公樓、北京西藏大廈、塘河電廠改造、沃卡潭三級電站改造、林芝八一電廠改造、拉薩水泥廠回轉窯改造、昌都糧油加工廠改造、林芝縣糧油加工廠改造、西藏農牧產品加工出口基地。
這裡有多少屬於西藏民生所必需的﹐多少屬於“現代化表演”﹐請讀者自己判斷。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大工程﹐例如布達拉宮整修工程﹐中國政府花了近一億元﹑一噸黃金（82） ﹐旨在弘揚西藏文化。1994年5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古蹟遺址專家參觀後也對整修工程表示滿意（83）﹐如此巨大的投資當然是不可能從門票裡收回的。又如投資十億元的一江兩河綜合開發工程﹐在西藏的主要農業區興修水利與電站﹑改良耕地﹑改良牛羊﹑開發荒地﹑推廣先進技術﹑培訓人員﹑建橋築路﹑植草造林﹑ 建造商品糧基地﹑副食品基地與科技示範推廣基地等﹐旨在並已經大幅度提高農牧業產量。開發開始後八年﹐佔西藏人口30%多的該流域70多萬農牧民已經獲益 ﹐人均純收入已由開發前的1989年的602元增加到1997年的1253元﹐翻了一番﹐高出全區農牧民人均純收入168元。開發區的糧食﹑油菜籽﹑肉類與奶類產量由1990年的34.5萬噸﹑1.19萬噸﹑1.43萬噸與3.7萬噸上昇到1997年的45.71萬噸﹑2.48萬噸﹑2.44萬噸與 4.41萬噸。改造低產地7.5萬畝﹐擴大保灌面積30萬畝﹐新建良種繁育基地三萬畝﹐蔬菜保護基地230畝﹐新建和改擴建農技推廣站﹑畜類防治站22個 ﹐改良牲畜1.45萬頭﹐培訓人員五萬多人次﹔形成了一批“旱能灌﹑澇能排﹑田成方﹑林成網﹑渠相連﹑路相通”的高產穩產田﹔還造林20萬畝﹐使開發區的年大風日數由六﹑七十年代的50天下降到現在的不足30天﹐大大減少了風沙侵害﹐控制了水土流失。全區連續十年農業豐收﹐80%的農民蓋了新房（84）。然而因為中國政府對藏農牧不收稅﹐不派購徵購農牧產品﹐所以農牧業發展後的好處全部歸藏農牧所得﹐中國政府收不回一分錢的投資。再如投資18億元﹑歷時八年多﹑總裝機容量為九萬千瓦的羊卓雍湖抽水蓄能電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水電站﹐它使長期缺電的拉薩電網增加兩倍以上的電力（85）。然而西藏的電力工業從來是政策性虧損的大戶﹐這樣巨大的投資是永遠收不回來的。
達賴自傳指責拉薩的“藏人區15瓦到20瓦的電燈是你能看到的最亮的燈光﹐但是電燈經常不亮﹐尤其是在冬天”。而“中國區燈火通明”（86）。他忘記了他自己統治西藏時﹐全西藏只有一個125千瓦的奪底水電站﹐只供他一人與極少數豪門享用﹐所以他根本沒有資格指責中國政府向藏民供電不足。他把拉薩老城叫做“藏人區”﹐把拉薩新城區叫做“中國區”是錯誤的﹐也是別有用心的。所謂拉薩老城區﹐一般指1950年以大昭寺為中心的老式藏房區﹐面積約一平方公里﹐1988年人口約三萬。拉薩新城區一般指中共進藏後在老城外修建的新建築群﹐1980年的面積約24平方公里。1990年拉薩有戶口的居民為 139810人﹐其中藏族96341人﹐佔69%﹔漢族40418人﹐佔29%﹐其他民族3051人（其中大一半是中共進藏前就住在拉薩的回族﹐他們說藏語﹐信伊斯蘭教）﹐佔2%（87）。把全市的藏人數約十萬減去老城的藏人數三萬﹐還有七萬藏人住在新區﹐並大大超過全市的漢人數﹐怎麼能把新區叫做“中國區”（在達賴喇嘛的語彙裡﹐中國人即漢人）呢﹖我在拉薩時就深受缺電之苦﹐冬天水枯﹐沒有水力發電﹐缺電更甚﹐所以中國政府要修羊卓雍湖電站以造福藏人佔 69%的全體拉薩居民。然而此舉卻受到《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指責﹐說是“這些建設的主要目的是為漢族居民和建在藏區的或中國的各大工廠供電。而對西藏人民不僅毫無益處﹐反而建造這類水利電站直接破壞¨西藏的自然環境﹐威脅¨人民的健康﹐從而損害了西藏人民的總體利益。”拉薩新區的藏人都與漢人混居在單位分的房子裡（我在西藏時的鄰居大多數是藏人）﹐中共想單獨給漢人供電也做不到。把羊卓雍湖的電送到內地去﹐不啻是現代化的天方夜譚﹐只有神話思維者才想得出來。不建電站要受到達賴喇嘛的攻擊﹐建設電站又要受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攻擊﹐這叫中國政府如何是好﹖
_ 10﹑輸血與腫瘤
十一﹑巨額補貼。以上各項都需要大量的錢﹐西藏的企業（包括商業）只虧不賺﹐農牧民則不繳稅﹐這錢從何而來﹖當然只有靠中央政府補貼。下面是列年來中國政府給西藏自治區政府的財政補貼（不包括專項基建投資如上述大工程與駐軍費用）及其佔自治區政府支出的百分比（88）﹕
年份 中央補貼(萬元) 補貼佔支出%
1960 2725 18
1965 11804 104
1970 18345 173
1975 29179 122
1980 60104 129
1985 105772 103
1989 123715 104
1990 124389 96
1995 313440 90
1997 339776 89
從上表可以看出﹐從文革爆發前夕的1965 年（自治區正式成立之年）到文革結束前夕的1975年（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年增15%﹔從1975年到1980年的華國鋒時代年增 21%﹔從1980年到1989年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年增12%﹔從1989年到1997年的江澤民時代年增22%（這裡算出的年增率只是近似值﹐旨在給讀者一個大致的概念﹐不是統計學意義上的年增率）。無論哪個時期﹐都超過了中國財政收入的年增率。
上面是縱向比較﹐再來看橫向比較。1988 年內蒙古人均工農業產值為986元﹐西藏僅為440元﹐不足內蒙古的一半。在消費水平上﹐情況顛倒過來。同年內蒙古職工平均工資為1641元﹐外加社會福利費213元﹔西藏職工平均工資為2739元﹐外加社會福利費582元。西藏比內蒙古高了79%。1990年中央給內蒙古的財政補貼為人均130元﹐而給西藏的為人均566元。1988年中央財政補貼佔各自治區政府開支的比例如下﹕廣西45%﹐內蒙古53%﹐新疆60%﹐寧夏63%﹐西藏100%。 1994年廣西和內蒙古的經濟發展使中央補貼在其總收入裡的比重降低到13%和27%﹐寧夏和新疆變化不大﹐而西藏仍高達83%（89）。1997年中央給內蒙古的補貼的比重又降低到22%﹐而西藏反而上昇到佔其總收入的92%﹐總支出的89%（是年西藏財政赤字）（90）。從1993年到1997年﹐西藏的國內生產總值連續五年增長達到兩位數﹐1997年高達13.4%（91）﹐其實這個數字只及中央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年增長率的一半﹐有什麼可誇耀的呢﹖
這麼多錢用到哪裡去了﹖首先﹐給西藏的15 萬多國家職工（其中四分之三為藏族）發工資。1997年西藏國家職工工資總額為164175萬元（16.4億元）﹐佔當年自治區政府總支出381952萬元（38.2億元）的43%。這只是給職工的現金﹐如加上職工的住房﹑醫療﹑水電﹑燃料﹑交通及其他福利（西藏各單位經常發放食品）﹐其總數超過一半。其次是行政企業管理費﹐1997年僅現金支出為96864萬元（近十億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公費吃喝與旅遊上。再次是文化教育衛生事業費﹐1997年為 78837萬元（近八億元）﹐這是為西藏人民做好事實事。第四是價格補貼﹐1997年為16680萬元（1.7億元）。西藏人民必需的茶﹑鹽﹑糖﹑布﹑服裝﹑燃油（汽油﹑柴油﹑煤油）﹑藥品﹑日用百貨﹑煙酒﹑食品﹑工農業生產資料等大都要從內地調入﹐其價格必須和內地差不多﹐這巨額運費就要由政府補貼。 1992年政府對每市斤本地糧（在西藏議價收購的）補貼0.455元﹐對內地糧每市斤補貼0.67元﹐而銷售價本地糧為0.43元﹐內地糧為0.457元 ﹐不算收購﹑儲藏與運輸成本﹐僅僅補貼價就高於銷售價。甚至從尼泊爾進口的糧價都比內地運來的糧食成本低30%。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撤消國營副食店﹐給全體市民發副食補助﹐讓他們自己去自由市場買菜。1993年政府放開糧價﹐給予全體市民糧食補貼﹐結果引起藏人示威。第五是企業（工業﹑商業﹑建築﹑運輸等）虧損﹐1997年國有企業計劃虧損為11979萬元（1.2億元）。這筆錢也和價格補貼一樣﹐花在西藏人民頭上。例如西藏發電成本巨大（火電廠的燃油須從青海送來﹐水電站建設管理成本高昂）﹐但對市民只象徵性地收一點費﹐對農牧民免費﹐這虧損當然只能由政府補貼。煤氣灶與自來水也一樣。還有些企業虧損連連 ﹐因有許多藏族員工﹐也只好由政府補貼維持（漢族員工可以內調）。加以為了解決藏族市民的就業問題﹐所有的企業都人浮於事﹐毫無效率可言﹐豈有不虧之理﹖ 第六是支援農牧業﹐1997年高達14169萬元（1.4億元）﹐計有小型農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補助費﹑支援農村合作生產組織資金﹑農村農技推廣和植保補助費﹑農村草場和畜禽保持補助費﹑農村造林和林木保護補助費﹑發展糧食生產專項資金支出等項目。如前所述﹐中國政府對農牧民不收稅﹐不派購徵購農牧產品﹐卻免費或低價提供生產資料﹑技術服務﹐低息或無息提供﹑甚至白送貸款﹐自然要大量貼錢。第七是“落實政策”﹐1997年在自治區財政支出表上的“其他”項高達51384萬元（五億多元）﹐同年自治區銀行的“國家對個人其他支出（相對於職工工資獎金而言的其他）”則高達61488萬元（6億多元）（92）﹐佔自治區財政當年支出的16%。據了解這是對寺廟與個人“落實政策”的賠償﹐包括文革前與文革初寺廟被砸﹑佛像被毀與個人被抄家的賠償﹐可能還包括給寺廟與僧尼的津貼。上述各項相加略微超過同年自治區政府的總開支數﹐是因為文化教育衛生科學事業費等項中包含了職工工資﹐計算時有重疊。
綜上所述﹐西藏的經濟是不折不扣的輸血經濟﹐1992 年前西藏的財政全靠中央補貼﹐其後也基本上靠中央補貼。據知情者說﹐從1992年起西藏財政之所以小有收入﹐主要不是來自發展生產﹐而是來自向內地“轉讓”中央給予西藏的優惠政策的收益﹐即把中央給西藏的平價（計劃價）物資以議價（市場價）倒賣給內地﹔還有把中央允許西藏免稅進口的物資加價轉賣給內地。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在中國各少數民族中是最優厚的﹐藏族已經成為中國56個民族中名副其實的貴族。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認中國政府給了西藏財政補貼﹐但說其中“絕大多數實際上只是做為中國幹部和工作人員的平常開支費用以及為遷移定居西藏的中國人提供各種補貼而已”﹔又說 “在所謂的財政補貼之分配過程中﹐在城市與鄉村間有著驚人的懸殊”。美國國務院1997 年西藏人權報告也說﹕“中央政府和其他中國省份給西藏經濟大量津貼﹐從1989年至1996年每年遞增10.5%。90%以上的西藏預算來自自治區外。西藏還享有廣泛的經濟與稅收優惠政策。”“總的說來﹐政府的發展政策提高了許多藏人的生活水平﹐但許多好處被漢人撈去了。”
誠然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並未平均分給每個藏人。其主要受益者是15 萬多國家職工﹐其中四分之三約12萬是藏族（1997年）﹐可見至少四分之三的好處被藏族撈去了。以每家兩個孩子並且不算老人計﹐藏族國家職工及家屬達 23萬多﹐佔西藏藏族人口的10%左右﹐佔西藏藏族市民的87%（有關統計數字出處見本章前文）。換言之﹐中國政府用漢族納稅人的血汗包養了十分之一的藏族﹐使之變成了藏族中的貴族﹑中國的貴族中的貴族。他們的人均收入高於中國市民的人均收入﹐實際人均生活水平與北京市民不相上下。佔西藏藏族人口約十分之九的農牧民也從免稅政策﹑支農政策﹑物價補貼﹑免費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等中分享了部份中央的財政補貼﹐但只能說中國政府對他們實行半養﹐他們在相當程度上還得靠天吃飯。由於西藏的天特別嚴峻﹐他們的人均收入低於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這就與藏族市民構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國政府目前還沒有財力把藏農牧也全部送進城裡包養起來﹐即便有﹐西方人權衛士與達賴喇嘛更要指責中國政府毀滅西藏文化了。西藏的城鎮特別是拉薩就像荒涼原始的世界屋脊上的畸形繁華的現代化綠洲。正如《天葬》指出的﹐西藏自身的資源不可能產生和供養現代化﹐西藏的現代化只能由外力（中國政府的財政補貼即漢族納稅人的血汗）來維持﹐《天葬》因此把現代化稱為“西藏的腫瘤”﹐說它不是西藏的繁榮﹐而是西藏的疾病（93）。這個問題留待後文討論。
達賴喇嘛說﹕“中共的目的只有掠奪。他們對西藏作的極少的投資﹐宣傳得非常強﹐但是對他們從西藏掠奪去的東西﹐卻一聲不吭。（94）” 達賴喇嘛舉得出中國政府從西藏“掠奪”的具體內容與證據嗎﹖如前所述﹐西藏歷代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搜刮的財寶早在1950年就被達賴喇嘛自己運到錫金去了。1959年叛亂時﹐大批逃亡貴族﹑活佛﹑藏官又帶走了自己的財寶﹐留在西藏的可供中共掠奪的財寶也就所剩無幾。中共自1980年以來年年都在向寺廟與舊貴退賠﹐其數額每年高達數億元。直到1997年﹐都佔了自治區財政支出的16%。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甚至還說﹕“其實﹐如用現金數額來計算﹐僅僅從西藏運往中國的木材﹐其價值便大大超過了中國聲稱的所謂給予西藏的財政補貼數。”真是天大的笑話。1997年運出西藏的木材共 12931噸（95）﹐是年中央給西藏的財政補貼為339776萬元。一公斤木材能值263元嗎（且不說伐木和運輸的高昂成本）﹖何況出售木材的收益也和西藏開礦的收益一樣全部歸西藏自治區財政﹐用在西藏各項包養藏人的事業上﹐中央政府不收分文。連“西藏流亡政府官員”達瓦才仁都承認﹕“西藏暫時來說在物質利益上面對中共沒有什麼好處（96）”﹐非常難得他說了一句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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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第九章）– 轉貼》共2件评论
1. 魏民生的评论
March 20th, 2008 at 2:43 pm
本人沒有研究過西藏問題，轉貼此書，無非是想讓更多的人能夠通過此書，從不同角度了解西藏的情況。能夠用自己的大腦去分析，去思考，而不是人雲亦雲。
有些海外華人，由於受生活環境所然，不得不寫些傾向較為極端的文章，從個人角度上應該諒解他們的苦衷。但是，從文學表達而言，同一思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不同的表達方式所能傳遞的表意和內涵可以是不同的。
本人雖然不是漢民族，但因為是中國人，在外也被稱為華人，我想這是很正常的。所以，藏族人也應該是華人的一部分。從這一點出發，藏族人也應當有維護祖國統一的責任和義務。事實上，達賴先生在五十年代就曾表明過中國是他的祖國。在這一前提下，藏人完全可以通過海外的聲音向世界介紹北京政府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中國人的壓迫，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抗議示威，就象不久前發生在緬甸的僧侶示威一樣。這樣將比用暴力表達不滿更能贏利國際社會的支持。
近年來，北京政府巴结奉承新官僚買辦資本，壓制底層民從的作法不僅僅是在藏區受到底層人民的強烈反抗，在西藏以外的其他地區，包括漢民族地區也是如此。所以，希望藏區人民的努力能夠為其他地區的中國底層百姓帶來福音。
2. lizilicn的评论
March 21st, 2008 at 7:24 pm
强烈呼吁这本书翻译成外语给西方人看看，奶奶的，这几天气死我了。我虽然对中共一党专制不满，但在这次西藏暴乱事情上，很明显是一群暴徒在西藏打砸抢烧杀，而中共为了顾及国际形象，根本就没有进行什么所谓的“血腥镇压”，况且，对这种暴徒，镇压也不为过。而西方媒体为了打压中共，连基本的事实都黑白不分，一味指责中共。我虽然没有去过西藏，但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我也知道一些，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两个人因为是少数民族而得到了加分的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