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否我们的一部分？

许知远

中国政府要反思对民族问题的原则和政策，避免有任何动荡，就成为西方社会恶意攻击的对象。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於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

西//藏的新闻伴随着我在意大利的旅行。自从三月十四日拉/萨的骚乱发生以来，大昭寺的年轻喇嘛和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就占据着世界主要媒体的显着位置。人们之前对於奥巴马与希拉里的竞选热忱，转移到中国遥远的西部高原了。

在我经常阅读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我看到在雅典的火炬传递仪式上，一名黑衫青年正被警卫拖住，他试图干扰北京市领导人刘淇的演讲，这个年轻人通过这一行动来表明自己对西//藏喇嘛的支援；接着，法国浪漫却也轻浮的总统萨尔科奇，声称若北京不妥善处理西//藏问题，他将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然后，北京终於批准一群西方记者进入拉萨，这些记者在大昭寺发现，年轻僧人用普通话对他们叫嚷，这里没有宗教自由……

阅读这些报道，我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不相信中国媒体的报道，国家宣传机构所进行的舆论攻势是如此粗暴，它让我想起文革式的语言，它不讲究证据与逻辑，而只是表明态度与立场，而且不容反驳与质疑。但另一方面，我也厌恶美国与欧洲媒体的态度，他们谈论起西//藏问题时，那些他们引以为傲的公正、客观、独立、深入调查的新闻伦理似乎自然地消失了。他们变得抒情与滥情，西//藏代表着独特的宗教信仰，它的海拔高度与美丽的自然风景，都使它变成了人类最后的伊甸园，躲避了由消费与技术驱动的全球化的侵扰。这种印象因为达/赖/喇/嘛的超凡个人魅力而更加显着。自一九五九年流放以来，他日益变成了纳尔逊．曼德拉与罗马教皇的混合体。他既代表着对抗强权与不公的政治领袖??况且他的对手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也代表着某种精神力量。但与其说这种精神力量与佛教相关，不如说它吻合了一九七零年代末兴起的New Age运动的要求，达赖教导人们在忙碌与压力重重的世界中如何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快乐。於是，西/藏与达/赖，就像从前的古巴与切．格瓦拉一样，被纳入了一套消费体系，人们谈论革命或是宗教自由，不是真的关心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某种逃避此刻生活的手段。

我能想像这种情绪对於一个普通的欧洲人或美国人的影响。因为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对於中国历史一无所知，更无法想像其复杂性，但都会兴致勃勃地表明他们对西//藏的看法。这种滑稽的感觉，就像有个人一见面就和你说起全球变暖和环境问题，不是他说的问题不重要，而是他其实对此一无所知，谈论它不过是抓住一种时髦。这些普通人的想法，自然会影响到政治人物，后者需要前者的选票，所以也要在西//藏问题上迫不及待地表明立场，尽管这立场是投机的、随时可能改变的。

我从未到过西//藏，也很少阅读关於它的新闻与书籍，我怀疑这多少与它变得过分时髦有关。令我不安的是，西//藏正日益成为典型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的「东方学」范畴。西方的视角不必说，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也将其放在一个过分特殊的位置。长期以来，我们声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却从未把它当作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的教育机构、出版机构、媒体，很少对西藏进行深入考察与理解。西//藏人是神秘而陌生的。北京政府妖魔化它的精神领袖，然后用不计成本的物质去取悦和收买剩下的人，只要它保持稳定，政府愿意放弃各种原则。北京政府一方面不尊重，另一方面又过分骄纵。就像这场骚乱，北京一方面歇斯底里地批评暴行，但另一方面却不真正关心受害者。它的注意力主要在藏人，而不是受害的汉族人，法律的保护与制裁，被淹没在意识形态的潮水里。

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当中国十九世纪步履蹒跚地进入现代世界，艰苦的学习从天朝转变成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时，其困境可想而知。时至今日，她仍未学会如何对待旧的历史遗产和新的国家利益。当遭遇西方世界的攻击时，她迟缓而笨拙，不知如何自己辩护。当然更重要的是，她仍不习惯用现代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国民与内部问题。英国人与北爱尔兰，法国人与科西嘉岛，俄罗斯人与车臣，当代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如何，民族主义或许狭隘但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不同的解决方法则导致付出代价与所得结果的巨大差异。

北京的确到了一个需要严肃反思的时刻。我们要寻找应对自己民族问题的原则与解决方案，只有理解程度足够深，原则足够清晰，才可能逐渐逼近解决方案。否则，它经常变成了钟摆式的方案，任何动荡或是外来者的批评都让我们惊慌失措，然后自己能表现的只有不可理喻的僵化与强硬。

倍可亲(backchina.com)　倍可亲 京港台时间：03/22 向您播报 消息来源：早报网 　
陈有为（华盛顿）

　　西藏首府拉萨发生的暴乱事件，震动了整个中国，也引起了举世关注。明明是暴徒捣毁商店，抢劫银行，焚烧民宅，冲击公安与政府机关，明明是无辜平民与执勤人员受到暴力袭击，藏独分子却诡称中国军队武力镇压。一些西方媒体，也以幸灾乐祸的心态扭曲事实，附和这种论调。

　　由于暴乱危害西藏的和平稳定，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拉萨当局加以镇压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暴乱已被制止，但藏独势力不会甘心失败，西藏再次出现动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无论对内对外，中国需要预作准备，不可轻忽。

　　西方错误观念未变

　　但是，这次暴乱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和反思：

　　一、暴乱显然蓄谋已久，经过精心策划，其目的是要煽动西方，挑衅中国，破坏奥运。为什么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竟然事先毫无觉察和预防，事后又决策迟疑行动缓慢，致使暴乱在拉萨市中心持续几个小时，造成严重损失。

　　暴乱发生之后，中国本应抓紧时机，在第一时间就邀请外国媒体记者亲眼目睹现场，使暴乱真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令人不解的是，西藏当局却封锁现场，驱赶境外（包括香港）记者。几天之后才公布暴乱真相，使西方媒体得以抢先发出歪曲报道。

　　如此迟疑的反应，说明中国还缺乏一套符合信息时代高速高效要求的危机处理机制，难以在危机事态发生时占有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

　　二、西藏问题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为什么它不但不能获得妥善解决，藏独势力反而越来越猖獗，给中国制造更多麻烦？如果仅仅是少数受外国挑唆的叛乱分子，能够一下子掀起这么大规模的暴乱吗？

　　西藏远在元朝忽必烈时代就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美国儿童读物与小学课本都载有忽必烈的故事，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西藏向来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误以为是中国入侵了西藏这个“国家”。

　　中国对达赖喇嘛已经定性为叛乱头子，推行抗议外交，反对达赖访问外国。但达赖反而声名远播，每到一处讲经拥有大量听众，被人奉为佛教教宗与心灵大师。这不能完全怪罪于西方歪曲宣传，也反映出中国有关部门的文宣工作做得肤浅单调，缺乏效应，长期未能改变西方人士的错误观念。

　　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三、中国政府多年来对西藏发展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对提高藏民生活福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什么藏民还是难以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产生真正的认同感。

　　因为几十年来，西藏是从奴隶制社会一步登天跨进信息化与全球化世界。但在目迷五色的物质世界中，藏民并没有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与精神世界。

　　由于西藏的单一文化已经转化为多元文化，习惯于游牧生活的藏民，在中华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与西藏文化的汇流与相互撞击中，在变化迅速的商业文化与市场经济中，缺乏现代知识与生存竞争技能而处于弱势地位，产生一种明显的失落感。

　　这种失落感就成为藏独势力的温床。他们利用藏民的民族认同强过国家认同，精神生活重于物质变化的心态，以中国破坏西藏文化与宗教压迫为借口，争取西方支持，进行分裂活动。

　　中国政府拨出巨款全面修缮布达拉宫，原封不动地保留西藏的语言文字与宗教信仰，并对改善藏民生活作了很大努力。事实说明中国政府奉行的是保护而非消灭西藏文化的政策。

　　问题只是，经济发展与生活改善并不能立即改变西藏社会。对文化历史与宗教因素在西藏发展中所起的深层作用认识不足，容易把藏民固守西藏文化看成是心怀异端，“非吾族类”。

　　其实，即使在加拿大，原先法属殖民地的魁北克，尽管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人们仍然怀有独立自主意愿，进行公民投票。这主要不是出于政治因素考虑，而是语言、文化、宗教与传统的差异使然。

　　是否应与达赖对话

　　四、为了从根本上防止藏独势力的破坏活动，使西藏成为和谐社会，避免发生动乱，中国应该采取文武两手，既要做好对付暴乱的准备，又要逐步化解西藏社会的矛盾，利用和平手段而避免诉诸武力。

　　这就需要重新思考达赖喇嘛在西藏事态发展中所能起的作用。达赖的确有过不少反对中国的分裂活动，但他也多次宣称希望西藏有更多自治，而非要求完全独立。由于达赖在西藏社会中的重大影响力，要想避开达赖来解决西藏问题是不大可能的。

　　英国首相布朗已宣称要在5月间会见达赖，其出发点并非干涉中国内政，而是希望劝导达赖发挥影响力，防止藏独势力采取暴力手段。既然胡锦涛主席最近在对台讲话中指出，对于那些曾经对“台独”抱有幻想、主张过“台独”、甚至从事过“台独”活动的人，也可以争取团结。那北京为什么不可以在西藏问题上也照此办理，而跟达赖对话，寻找一条和平解决的道路呢？

本人沒有研究過西藏問題，轉貼此書，無非是想讓更多的人能夠通過此書，從不同角度了解西藏的情況。能夠用自己的大腦去分析，去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有些海外華人，由於受生活環境所然，不得不寫些傾向較為極端的文章，從個人角度上應該諒解他們的苦衷。但是，從文學表達而言，同一思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不同的表達方式所能傳遞的表意和內涵可以是不同的。
本人雖然不是漢民族，但因為是中國人，在外也被稱為華人，我想這是很正常的。所以，藏族人也應該是華人的一部分。從這一點出發，藏族人也應當有維護祖國統一的責任和義務。事實上，達賴先生在五十年代就曾表明過中國是他的祖國。在這一前提下，藏人完全可以通過海外的聲音向世界介紹北京政府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中國人的壓迫，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抗議示威，就象不久前發生在緬甸的僧侶示威一樣。這樣將比用暴力表達不滿更能贏利國際社會的支持。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第一章）– 轉貼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 第一章：西藏不是移民的天堂
_ 1﹑缺氧危及生命

一提起西藏﹐許多人的腦海裡馬上會出現一幅美麗的圖畫﹕深藍的天空﹐晶瑩的雪山﹐遼闊的草原﹐成群的牛羊﹐金色的寺廟﹐五彩的經幡﹐淳朴的藏民﹐神秘的喇嘛……許多西方人把西藏看作地球上最後一塊未被現代化污染的世外桃源﹐美國作家希爾頓（James Hilton）的小說《失去的地平線》（Lost Horison）中的香格里拉（Shangri-La）（1）。許多美國人還把西藏想象成類似開發前的美國西部那樣富饒的處女地﹑移民的天堂﹐這些說法並不符合實際。

初到西藏的人第一個感覺便是由缺氧引起的高山反應﹕頭痛﹑頭暈﹑胸悶﹑嘔吐﹑心跳加速﹑呼吸困難﹑食慾不振﹑全身乏力……如果原有心臟病﹐可能危及生命。即便只有點感冒﹐也會引發危險的肺水腫。因為西藏地處世界屋脊﹐大氣壓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左右。從海拔3700 米的拉薩到有人居住的最高點珠穆朗瑪峰腳下的絨布寺﹐空氣裡的含氧率比海平面分別少37%到50%以上。雖然經過幾天﹐健康的外人也能適應缺氧﹐可以自如地呼吸﹑活動。但他跑步﹑登高時﹐馬上會發現自己的體力大大不如以前﹐一會兒便氣喘籲籲。汽車在西藏行駛時只能達到一半馬力左右。

事實上缺氧對人體的危害極大﹐外人長期在西藏生活﹐會引發脫髮﹑低血壓﹑高血壓﹑心臟病﹑高原紅細胞增多癥﹑腦水腫﹑肺水腫和癌等疾病。漢族婦女如在西藏分娩﹐嬰兒一出世就會死亡。據西藏衛生部門1978 年統計﹐漢族幹部在藏10至15年﹐患肺氣腫的高達30%﹔患肺動脈凸出的為16%﹔患高血壓和心臟病的﹐拉薩為20%﹐那曲高達54%（2）。據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統計﹐在西藏工作過30年的漢人退休回漢地後絕大部分在兩年內死亡（這個數字從未公開）。而許多漢人還等不到退休（中國政府規定在西藏男性退休年齡為55歲﹐女性為50歲）就在西藏死亡。據調查拉薩於1976年至1984年間漢族死亡人數中有10.9% 是死於高山病（3）。鑒於西藏的漢人絕大多數是中青年﹐很少有老人和兒童﹐這個比例就格外驚人。

統計數字是枯燥的﹐讓我舉幾個例子。 1984年1月15日﹐新任西藏軍區司令張貴榮在喜馬拉雅山區視察國防公路時﹐因勞累過度引發心臟病而死﹐年僅 49 歲。我在西藏時的上司﹐西藏文聯黨組書記張耀民50出頭就因肝癌去世。連四川藏人都怕缺氧﹐原西藏大學黨委書記﹑四川省巴塘縣藏人雍丕也在50出頭時因肝癌去世。大名鼎鼎的十世班禪原不怕缺氧﹐但他從1965年起長住北京﹐不再適應缺氧。1989年1月28日﹐他在日喀則視察時也因心臟病而死﹐年僅51歲（4）。由此推想﹐如果達賴喇嘛回到西藏﹐恐怕也難以適應了。

享有特權的中共高官尚且如此﹐在西藏的漢族平民就更悲慘。1984年藏歷新年初一﹐我被藏族同事強敬了幾杯青稞酒。如果我在內地﹐這點酒本不算什麼。可當時我卻感到心臟狂跳﹑呼吸困難。要不是及時被送到醫院去吸氧氣﹐早就沒命了。

誠然﹐土生土長的藏人天生適應缺氧﹐但他們的人均壽命自古以來就很短。達賴喇嘛和西方人權衛士常常把這說成是中共統治乃至屠殺的結果﹐然而美國藏學家戈倫夫卻指出﹐舊西藏（中共進藏前的西藏）由於嚴寒﹑大風﹑缺氧﹑與世隔絕和缺少科學知識﹐死亡率很高﹐平均壽命很短﹔那時90% 的藏人有性病﹐三分之一的藏人得天花（連十三世達賴喇嘛都在1900年得了天花）﹐痲瘋病也很流行﹐孩子的死亡率高達40%到75%﹔號稱聖地的拉薩之髒 ﹐可以從下文看出﹕“到處是垃圾﹐隨地大小便﹐據說到處還可以看到動物的屍體。情況非常糟糕﹐由於臭氣燻天﹐污物遍地﹐致使十三世達賴喇嘛幾乎總在害病。當貴族騎馬穿過拉薩市區時﹐總要用灑了香水的手帕捂住鼻子。（5）”由於空氣稀薄﹐紫外線強烈﹐藏人的面容衰老得很快。

西藏交通之險惡也堪稱世界之最。達賴喇嘛1954年去北京參加中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解放軍士兵為了保護他﹐沿路站成一排﹐有三名士兵因此摔下山崖而死。達賴喇嘛在自傳裡說﹕“只死了三個人﹐實在是僥倖。（6）”川藏﹑青藏公路修通後﹐車禍極為頻繁。有人這樣描寫﹕

坑凸不平的搓板路車一跳老高﹐像匹野馬難駕馭。在山區﹐路的面貌千篇一律﹐一面是直直的陡壁﹐亂石飛滾﹐一面是峽谷或河流﹐車左跳右跳﹐一個不留神就落到外面去了。因此處理車禍的經過也幾乎千篇一律﹐把死者抬上來（如果沒有被激流帶往國外去的話）﹐車不用再多看一眼。同時路又狹窄﹐拓寬路面﹐等於把千仞陡壁垂直削去一層﹐工程量浩大難求。

車輛會搖頭。

在搓板路這種路況保持良好車況﹐簡直是逼花豬生熊貓。我們見到一輛嶄新的北京212 吉普車﹐從接收地開到西藏腹地的軍營﹐車體各結合部多處開裂﹐重新焊接後﹐斑斑駁駁車容很不雅。甘偉銘大校9月19日乘日本三菱越野車趕往拉薩﹐1100 華里爆輪胎6次。內地認可的好壞標準﹐在西藏要大打折扣。你說你身體好﹐在高原你可能反應強烈。你說是輛好車﹐高原路上卻讓它出盡洋相。相反你說是壞車﹐ 在雪域稀薄空氣中它湊湊合合一發動就¨﹐而所謂好車卻得了氣管炎和心臟病。

司機會搖頭。

路不行﹐車不行﹐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腳踏閻王殿﹐手把鬼門關﹐哪個司機想出車禍呀﹖那位副指導員﹐刮了鬍子換了新衣﹐高高興興到機場接妻子。航班改日﹐回去的路上發生車禍﹐副指導員的死難算不算因公頗令領導費腦筋。第二天妻子神采飛揚﹑左顧右盼下了飛機﹐接站的戰友閃爍其辭把她接到營房﹐領導同志表情肅穆 ﹐“你要堅強些”這句話實在說不出口。還有一位軍官﹐收拾好房間等接站車回來﹐左等右等妻子就是不來。久別勝新婚﹐軍官好不¨急﹐等來的卻是車禍噩耗。愛妻曾發誓再也不來西藏﹐坐車嚇死人﹐這回真應驗了（7）。

找不到西藏車禍的統計數字﹐讓我再舉幾個我親歷的例子。我在《西藏文學》編輯部時的兩位女同事兼女作家都死在西藏的路上。其中龔巧明1985年搭乘的車翻落到陡壁下的激流中﹐享年37歲﹔田文1987年在棄車步行穿越被泥石流衝毀的公路時﹐被一塊飛石擊中後腦勺﹐享年29歲。還有位女同事兼女作家 1987年在車禍中大難不死。一個十來個人的單位﹐在短短兩年中就有三人出車禍。李白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其實比起藏道來﹐蜀道不過是小巫見大巫。這樣的地方﹐也能叫做“移民的天堂”嗎﹖
_ 2﹑農林牧資源枯竭

西藏的自然資源狀況又如何呢﹖西藏的面積雖大（120 萬平方公里﹐佔中國的八分之一）﹐大部分卻是永久冰雪帶﹑冰緣寒凍土﹑寒漠土﹑石山和高寒草原等﹐在這些地方﹐氣候嚴寒﹐最溫暖的月份氣溫也在攝氏4至6 度以下﹐夜間要結冰﹐大氣降水主要是下雪和冰雹。適宜農林業的土地（海拔4100米以下﹐最暖月的平均氣溫高於攝氏15度）極少﹐僅佔西藏總面積的 11%。由於地形和土壤等條件的限制﹐這類地區中能用來發展農業的土地僅佔西藏總面積的千分之一﹐產量也很低（8）。1997年底﹐西藏共有耕地334萬畝﹐只算藏族人口﹐人均1.4畝（9）。1991年﹐西藏自治區衛生廳藏族官員扎西朗杰告訴台灣記者﹐儘管西藏只有二百多萬人口﹐糧食已經無法自給﹐四分之一的人口要吃漢糧（10）。從1985年到1992年﹐西藏共運進糧食848790噸﹐平均每年10.6萬噸。以人口200萬計算﹐平均每人每年53公斤﹐相當於三個月的口糧。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時西藏人口的88.5%是農牧民﹐卻只能生產西藏糧食消費量的75%﹐可見西藏的農業連西藏的農牧民也養不活（11）。

西藏的森林覆被率只有5% ﹐遠低於世界平均值24%﹐也低於中國平均值12%。由於大片森林分佈在地形陡峭﹑採伐困難的喜馬拉雅山南側和藏東南山地﹐只有十分之一的森林可供開採。然而藏農自古以來靠柴薪燒飯﹑取暖﹐每年要燒掉上百萬立方米的木柴﹐遠遠超過政府砍伐的木材（12）。我在西藏農區採訪時﹐看見家家戶戶牆頭堆柴薪﹐卻幾乎看不到樹木。在拉薩每天看見藏人拉著一車車樹枝﹑樹根和草皮沿街叫賣。如此竭澤而漁地破壞植被﹐使西藏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水土流失﹐耕地和草場沙化。拉薩週圍的山上早已看不見樹木。

西藏的牧場產草量很低﹐季節牧場不平衡﹐冷季草場嚴重不足。雖然西藏草場總面積很大﹐達12 億畝﹐佔西藏總面積的69%﹐但將近一半的草場每年鮮草畝產只有50到100斤﹐只相當於內蒙古產草量的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另外還有將近五分之一的草場畝產不到50斤（這還是1980年的數字）。藏人自古以來還燒牛糞﹐致使有機質不能回歸土壤﹐加速了草場的沙化。隨著藏族人口爆炸﹐過度放牧更為嚴重﹐還有許多牧民砍灌木﹑掘草根作燃料﹐許多地區的草場明顯退化﹐飼草越來越矮﹐覆蓋度越來越低﹐優良牧草的比重越來越低﹐毒草逐步蔓延。冬春季節大批牲畜處於半飢餓狀態﹐冬瘦春死的現象普遍存在（13）。如今（1994-1995年）西藏有三分之一的草地退化﹐其中重度退化的佔一半。還有十分之一的草地已明顯沙化。在主要牧區那曲﹐其高寒草甸與高寒草原的平均產草量從六十年代的每公頃2760公斤與1175公斤分別減少到九十年代的每公頃1107公斤與511 公斤﹐減少了50-60%﹔與此同時﹐營養成份差或有毒的雜草增長了20-30%。據統計﹐全西藏天然草場的載畜能力為3766萬個羊單位﹐而目前（1994-1995年）西藏已有牲畜4323萬個羊單位﹐超載557萬個羊單位（15%）﹐草畜矛盾越來越尖銳。而西藏的畜產品也已無法自給﹐需要從內地調入（14）。

西藏糧食與畜產品不能自給和牧場因過度放牧而退化意味著西藏的人口已經超過西藏農牧業資源的承載能力﹐後文將證明﹐這已成為西藏騷亂的誘因之一。
_ 3﹑西藏沒有經濟價值

西藏的地下資源也十分有限﹐基本沒有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等廉價能源﹐所以藏人要大砍森林﹑大掘草皮﹑大燒牛糞。只有一些鉻鐵﹑硼﹑鋰﹑矽礦和鹽湖﹐ 又苦於能源不足和交通不便。從理論上說﹐西藏有豐富的水能﹑風能和太陽能﹐但開發成本太高。1995 年中國政府投資20多萬元﹐為西藏歷史上第一座宮殿雍布拉康腳下的門中岡村20戶藏農安裝了太陽能供電設備﹐使之能點電燈﹑看電影﹐每戶成本一萬多元（15）。1998年12月由中國政府投資1700萬元修建的藏北安多縣光伏太陽能發電站交付使用﹐其總裝機容量僅100千瓦（16）。用《天葬》的話來說﹐這只能是“現代化表演”（17）。中國政府為了解決拉薩供電不足（我在拉薩時深受其害﹐近視眼每年遞增100度﹔達賴喇嘛則在自傳裡稱拉薩老城供電不足為種族歧視—-詳見後文）﹐投資20億元修建了羊卓雍湖水電站（18）﹐卻被達賴喇嘛斥為破壞西藏環境。

西藏地處亞洲腹地﹐四邊和境內密佈雪山﹐90% 以上高於海拔4000米﹐又多深溝﹐內外交通極其險惡。目前只有藏北邊緣可與青海通鐵路﹐其主要部份難以修鐵路（冬天凍脹﹑夏天融沉）。公路也因冬天雪崩 ﹑夏天泥石流而事故頻繁﹑經常中斷﹐加以缺氧使汽車消耗同樣油料只能產生內地時的一半馬力﹐這意味著西藏的交通成本極為昂貴。即使西藏有豐富的資源﹐能源和交通的昂貴決定了西藏難以發展工業。

誠然﹐西藏有世上最高的雪山﹑最藍的天空﹑最燦爛的寺廟（因其空氣最稀薄﹐陽光最強烈﹐寺廟金頂最輝煌）﹑最神秘的宗教﹑最獨特的民俗﹐還有最遼闊的高寒草原和最奇特的高山植被（在喜馬拉雅山的某些地方﹐自寒帶到熱帶的各類植物垂直分佈在半徑僅十幾公里的地方）﹐自然和人文景觀都十分壯麗﹐可以吸引海外遊客。然而缺氧﹑嚴寒﹑交通險惡（經常翻車死人）和價格昂貴（交通成本太高）﹐又使旅遊業困難重重。1997年西藏旅遊營業收入2.7億元﹐僅佔全區國民生產總值的3.4%﹔利潤2451萬元﹐僅佔全區財政總支出的0.6%（19）。

總而言之﹐西藏在經濟上沒有什麼價值。與昔日號稱“移民的天堂”的美國西部相比﹐真有天壤之別。藏獨人士阿沛晉美也承認﹕“根據有關學者的研究﹐西藏的土地資源供養兩百萬人口沒問題﹐到三﹑四百萬就困難了。水資源沒問題。農業西藏不發達﹐糧食作物少﹐主要是畜牧業。礦藏不是很豐富﹐比較多的是鉻和硼砂。沒有石油﹐煤也少。但水能﹑太陽能和風能資源還比較有開發前途。（20）”西藏的藏族人口早在1988年就已突破 200萬（21）﹐西藏的資源已經養不活西藏現有的藏族人口。如今西藏的藏族市民全靠中國政府用漢人的血汗（包括漢地運來的糧油肉菜）養活﹐西藏的農牧民也要依靠中國政府的資助進行生產（下文詳述）。《天葬》說﹕“西藏卻由於‘天’（指自然環境—-引者）的因素﹐決定了其內部不具備現代化的條件和可能 ﹐它的現代化只能是外力加於西藏﹑並且由外力維持的。（22）”這是研究西藏問題時必需牢記的事實﹐也是達賴喇嘛不得不承認的事實（23）。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 第二章﹕農奴和奴隸沒有人權
_ 1、“仁慈”的農奴制

關於1959 年以前西藏的社會制度﹐中共說是封建農奴制﹐達賴喇嘛一貫諱言農奴制﹐卻也不得不承認是封建制﹐然後又百般美化之。達賴喇嘛曾告訴法國記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如果您從社會制度及社會上不同的層次來看的話﹐西藏是屬於封建制度。這好像是很不好的。不過﹐在事實上﹐大體而言﹐那個時期西藏群體是很祥和的﹐很快樂。中國人老是在提農奴與地主﹐實際上﹐地主與他們的僱佣之間的關係﹐說起來應該算是不錯的。時常﹐這些單純的人有一種屬於地主的感受﹐使他們對地主忠心不貳。……就是政治制度也是屬於封建制的。（1）”最近﹐有個漢族女人向達賴喇嘛質疑時﹐他不得不承認農奴制﹐但仍然說﹕“雖然舊西藏社會是落後的﹐但是絕不像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絕對不是這樣。在舊西藏社會中生長的人﹐如果你去看他們的臉﹐絕對是充滿快樂的﹑ 笑瞇瞇的。中國的農奴制度﹐印度的農奴制度和西藏的農奴制度不一樣。這裡面的不同﹐西藏人之所以充滿快樂﹐主要是由於宗教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人﹐一些有錢有勢的人﹐欺負自己的農奴﹐這樣的現象是有﹐不是沒有﹐各個地方總能找得到。但是從總的說來﹐舊西藏的制度是比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觀念 ﹐與中國和印度及其他國家﹐特別是與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相比是沒有辦法比較的﹐好多了﹐這主要是有一些愛和慈善的因素在內。當然個別的危害人的現象不是沒有﹐是有的。（2）”達瓦才仁乾脆把西藏農奴制說成是中共宣傳（3）﹐如前所述﹐在他的語彙裡﹐中共宣傳就是造謠﹐他連達賴喇嘛都承認的事實也拒不承認﹐ 雖然達賴喇嘛向那個漢族女人承認舊西藏是農奴制時的漢語翻譯正是他本人﹐上面引用的達賴喇嘛的話就是由他從藏語翻譯成漢語的。

讀過果戈里﹑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小說的人都知道﹐農奴制和漢地封建制的區別在於﹕農奴是農奴主的財產﹐沒有人身自由﹐而漢族農民和地主並沒有人身依附關係。達賴喇嘛諱言農奴制﹐卻也不得不承認西藏有農奴﹐“屬於地主”。戈茨坦毫不含糊地指出﹐舊西藏的農民是世襲的被束縛於領主的農奴（4）﹐農奴主有權對農奴行使司法權（5）。“除了大約三百個貴族家庭﹐所有西藏俗人男女都是農奴﹐他們通過莊園以及對應的遺傳關係歸屬於具體的領主，也就是說兒子生來就屬於他父親的領主﹐而女兒屬於她母親的領主。（6）” 戈倫夫也說﹕“絕大多數藏人都是農奴……農奴被拴在他們主人的手中。為了能在地裡勞動﹐他們必須納稅和服勞役。他們毫無權利﹐即使要走進寺廟要結婚﹐也要徵得主人的同意。如果分屬於不同領主的兩個農奴結了婚﹐所生的男孩要歸父親的領主﹔如果是女孩﹐要歸母親的領主。（注意﹐這裡的“歸”字﹐原文是 reverted, 在英文裡是表明財產歸屬的法律術語—-引者）農奴要想離開莊園﹐哪怕是一小會兒﹐也要得到領主的許可。（7）”連堅決支持西藏獨立的董尼德也不得不承認﹐ 舊西藏是“做得太過分的封建農奴制”（8）。而清朝欽差大臣張蔭棠則說﹕“藏中差徭之重﹐刑罰之苛﹐甲於五洲﹐應一律廢除﹐以蘇民困。”（出處見第六章）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總不能說這些西方學者及清朝官員也是中共的代言人吧﹖無論西藏的農奴主多麼仁慈﹐無論西藏的農奴多麼熱愛農奴主﹑在農奴主的監護下多麼快樂﹐農奴制畢竟是農奴制。身為農奴就意味著世世代代失去了人身自由﹐即便他們生活富裕﹐即便他們不受虐待﹐他們仍然失去了最基本﹑最起碼的人權。在中共劃分的西藏階級中﹐竟有一個“富裕農奴”﹐他們租有較多的土地﹐能夠轉租給“貧苦農奴”﹐或者僱佣“貧苦農奴”﹐甚至擁有朗生（奴隸）﹐生活頗為富裕。按照中共的定義﹐他們的“剝削收入”超過其總收入的30%（9）﹐相當於內地的“富農”。但他們沒有人身自由﹐所以仍然是農奴。
_ 2、農奴沒有人身自由

這裡所說的“沒有人身自由”﹐具體意味著什麼﹖上引戈倫夫的話已經指出﹐農奴被拴在農奴主的手裡﹐沒有行動自由和婚姻自由﹐被迫納稅和服勞役。他們和漢地農民（自由農民）的區別在於﹐農民可以自由地租這個地主或那個地主的土地﹐他們和東家只有租佃關係﹐沒有人身依附關係。而農奴（哪怕是“富裕農奴”）卻無權選擇主人﹐也無權自由退租（除非逃亡）。農民交租的數量有一定之規﹐交完租就沒事了。而農奴主卻可以任意役使農奴全家﹐包括其子女。農奴的子女一出世就要向主人登記﹐到15歲就得為主人服勞役。農奴主甚至有權派他們長期遠離家庭支差﹐幾年不得回家。農民可以自由行動。農奴如想離開主人外出謀生 ﹑婚嫁﹑朝佛﹑流浪或投靠新主﹐必須向原主交納“米波”（人頭稅或人役稅）﹐每年交一次﹐數額由原主決定﹐其意義就是維係人身依附關係。有的原主還要求他們每年回去一次幹一定數量的活。有的農奴一戶中各輩人分屬幾家農奴主﹐各交“米波”﹐也不鮮見。很多農奴不堪忍受壓迫而逃亡 ﹐達賴喇嘛的噶廈政府就把他們抓起來﹐送還原主﹐他們往往要受到毒打。十三世達賴發過訓令﹐禁止地方官員和僧俗權貴收留逃亡農奴﹐佔為己有。清朝末年﹐噶廈政府針對逃亡農奴增多的現象﹐成立了專門機構“索囊列空”﹐登記和控制逃亡農奴﹐並強迫他們交人頭稅。農民結婚毋須地主批准﹐除非想娶地主小姐為妻。農奴結婚必須攜帶禮品向農奴主報告﹐請求批准﹐如果結婚雙方屬於同一個領主﹐一般都會批准（農奴主需要增加農奴）。如果屬於不同的領主﹐就有麻煩。很多農奴主不願自己的農奴出嫁或出贅。即便同意﹐也要辦理領屬關係的轉換手續。辦法之一是嫁出者或贅出者向領主交贖身費﹐數額由領主決定。辦法之二是交換農奴﹐通常在若干年後進行﹐恰好兩家領主之間有互相交叉佔有的農奴可以對等交換—-男換男﹐女換女。常常是幾起出嫁者或出贅者及其子女一起辦理﹐由雙方領主和地方頭人協議後﹐立下文書﹐更改農奴的歸屬。下面是西藏檔案裡保存的一件文書的漢譯文﹕

桑雄阿巴部落所存換人文書（10）

土鼠年（1948年）X月X日﹐一式兩份

達扎拉讓的屬民(阿巴部落的人)﹕女﹐珠吉﹐38歲。女﹐扎木﹐32歲﹔住在甲旺秋地方的甲爾測兒子﹐三歲﹔住在測部地方的甲則的兒子﹐三歲。女﹐勒爭。

住在星桑地方的白珠桑姆珠﹐21 歲﹔住在諾珠地方的兒子索則﹐八歲﹔兒子俄丹﹐五歲。女﹐央尖﹐30歲﹔其女測久﹐七歲﹔小女測白﹐五歲。男﹐樸布﹐24歲。加甲爾娜姆的妻子珠瑪﹐48 歲﹐他的五兒洞沙則﹐18歲。女﹐拙可﹐31歲。男﹐桑油。男﹐尼瑪扎西。男﹐旺秋多布欽﹐47歲。女﹐才丹珠瑪﹐46歲。女﹐阿澤﹐28歲。郭珠扑達。索馬爾妻白馬旺秋家四人﹐共男女25人﹐今後歸屬森巴部落。

森巴的屬民甲知覺扎﹐37歲……（詳名略—-引者）共男女25人﹐今後歸屬阿巴部落。

以雙方的百戶﹑根布（均為小頭頭官名—-引者）為代表﹐經過充分的協商﹐公平地進行了屬民的交換。從此各屬民及其全部遺產歸新的領主﹐原領主不得進行干預。已商妥的協定﹐雙方都不得違反。如果一方有違犯欺騙的行為﹐另一方將上告大法官﹐根據達賴喇嘛的命令﹐進行徹底的處治。

阿巴部落百戶落柱和代表次仁拉杰（指印）

森巴部落百戶甲爾那姆和代表百戶多根（指印）

農奴主不僅可以交換農奴﹐還可以贈送﹑抵押﹑轉讓甚至買賣農奴﹐這也是漢族地主–農民關係中沒有的。下面是一件西藏賣身文契的漢譯文﹕

政教二制之上司法官﹕敬啟

我等現將業已署名蓋章自願簽訂的契文要意照實呈報如下﹕

黑河地區格曲地方之屬民才仁（男）的人價白銀17 兩﹑青稞九克（克為西藏重量單位﹐約14公斤—-引者）﹐已由哲蚌寺吉索包熱強年夏倉全部交與原領主。現上報官家獲准﹐言明不論才仁未來有多少後人﹐ 保證今後概不直接間接地絲毫提出有關自身人主爭議的任何問題。此條不得有違。倘一旦發現有提出與該條文相違的任何請求﹐則應在法官面前交付罰金三兩﹐並保證此條文原封不動﹐照舊執行。

曲龍方面人主﹕索南拉珍（女）﹑哲蚌寺喇嘛洛桑赤程（印章）

保證人﹕哲蚌寺吉索（西）扎吉那康的歐珠多吉（印章）

下人屬民才仁亦保證人前人後永棄謊言惡行﹑逃避己責等一切行為﹐永遠規矩無二（手印）

保證人﹕黑河僧人康夏旦增（印章）﹑曲強（印章）

火雞年（11）

漢族地主對農民並無司法權﹐西藏農奴主對農奴卻有司法權﹐打罵是家常便飯。當然﹐農奴制下的農奴畢竟不同於奴隸制下的奴隸。農奴有自己的財產（生產工具﹑牲畜和生活資料）﹐奴隸則一無所有。一般而言﹐農奴主不能隨意殺死農奴﹐奴隸主則可以隨意處置奴隸的人身。所以﹐農奴制介乎奴隸制和漢地封建制之間 ﹐農奴主對農奴的人身只有不完全佔有。然而﹐不完全的佔有也是佔有﹐也是對人身自由的剝奪和對基本人權的侵犯。無論農奴主個人如何仁慈﹑善良﹐農奴制作為一種制度卻是嚴酷的。在舊西藏﹐農奴的人數佔了總人口的90%以上。此外﹐還有佔總人口5%的“朗生”（奴隸）﹐是奴隸制的殘餘。他們沒有自己的財產﹐沒有任何人身自由﹐完全被領主佔有﹐處境更為悲慘。稍懂政治學的人都知道﹐一種社會制度是否人道﹑侵犯人權﹐並不在於當權者是否仁慈﹑善良﹐而在於制度本身是否保障人權﹑人道。舊西藏的農奴制和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一樣嚴重侵犯人權﹐這是西方學者也承認的。戈倫夫指出﹕“西藏社會和中世紀的歐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沒有證據證明西藏是一個烏托邦式的香格里拉”（12）。達賴喇嘛企圖用佛教的仁慈來掩蓋和否認農奴制嚴重侵犯人權的本質是徒勞的。他連正視歷史上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的農奴制的勇氣都沒有﹐很難想象他關於西藏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權的侈談有多少誠意。
_ 3、虛幻的幸福

何況達賴喇嘛治下的舊西藏的農奴主真的那麼仁慈﹑善良嗎﹖達賴喇嘛自己也說過﹕“我們藏人現在之所以承受這麼多苦難﹐可能是我們在前世的無數輪迴中 ﹐作過一些什麼不好的事情﹐比如說貴族不善待人民﹐所以才有這個因果。（13）” 達賴喇嘛豈不自相矛盾﹖在舊西藏沿用了三百多年的《十三法典》規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達賴喇嘛﹑活佛和貴族為上等﹐商人﹑職員和牧主為中等﹐農奴和奴隸為下等﹐鐵匠﹑屠夫和送屍者則是下等下級人。“尊者滴血值一錢﹐卑者滴血值一厘。傷人上下有別﹐民傷官﹐視傷勢輕重﹐斷傷人之手足﹔主失手傷僕﹐治傷不再判罪。主毆僕致傷無賠償之說”。“卑賤與尊貴爭執者拘捕”。“不受主人管束者拘捕”。“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高低”﹐“上等人命價按屍量黃金”﹐“殺鐵匠﹑屠夫等﹐賠命價草繩一條”。“打家劫捨﹑綁架破壞﹑偷盜殺人﹑持械行兇﹑平民造反﹐當施肉刑﹕挖眼﹑刖足﹑割舌﹑砍手﹑ 推崖﹑溺水﹑處死等﹐量刑判處﹐以儆效尤﹐而杜後患”。

這種對酷刑的濫用連上層人物都不能幸免﹐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藏軍總司令龍廈 1934 年在權鬥中失勢後﹐竟被剜去雙眼。這是達瓦才仁也無法否認的﹐雖然他不認為此舉野蠻（14）。戈倫夫說﹕“一位在西藏住了20年的英國人說﹐她看見了無數挖眼睛和使人致殘的事件。……西藏喜歡使用的另一種懲罰是拷打和斷肢。佛教禁止殺生﹐於是西藏的官員把犯人鞭打得快要死時放走﹐讓他死在別處。這樣他們就可以說這是神的旨意。其他殘酷的刑罰有割斷犯人的手腕﹔用熾熱的鐵鉤挖去他們的眼睛﹔捆住兩個大拇指將人吊起來﹐使犯人致殘﹔把他們縫在一個袋子裡﹐然後扔進河裡。（15）”1950年11月13日的美國雜誌《生活》（LIFE）刊登了一組照片﹐是美國外交官在拉薩實地拍攝的﹐其一是當眾鞭打犯人的裸臀﹐ 其二是帶枷示眾。戈茨坦的《西藏現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第109頁（英文版）也有一張1936年拍攝的照片﹐照的是拉薩街頭帶頸枷和腳鐐的犯人。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說﹕“在西藏可沒有像腳鐐﹑閹割這樣的野蠻刑罰﹐這些刑罰最近已經遍及整個中國。（16）”不知他是否在裝傻。他的這本自傳出版於1990年﹐中共正在大肆迫害民運人士。不過至今未曾聽說﹐中共閹割過什麼人。達賴喇嘛的謠未免造得太離奇。

達賴喇嘛為農奴制辯護時還說過﹕

我確信西藏曾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之一。封建制度當然給壓迫提供了可乘之機﹐但藏人總體來說並不是受壓迫的人民。那裡很少有過去的封建制度裡興起的人對人的殘酷。因為在每一個階級和一切人世的變遷中﹐宗教都有控制性的影響﹐同時是永恆的慰籍和支持。別的宗教的人們常說﹐輪迴的信仰– –即業力法則—-意在使人們接受命運的不平等—-也許是過於心甘情願地接受它們。這只對了一半。一個貧窮的藏人會較少地嫉妒或憎恨他們富有的西藏地主。因為他明白﹐他們每人都在收穫前世所播下的種子。但另一方面﹐業力法則決不是不鼓勵一個人努力去改善他的現世生活。而且﹐我們的宗教當然也鼓勵改善他人生活的意圖。一切真正的佈施總是一舉兩得—-受施者得到了現世利益﹐而施者在今生或來世得益。在這層意義上藏人是不加懷疑地接受我們的社會制度的。儘管我們的制度是封建的﹐但它又與別的任何封建制度有所不同。因為站在頂層的是觀世音的轉世化身（指達賴喇嘛自己—-引者）。他是幾百年來﹐為所有人民所推崇的轉世者。人們感到﹐在一切國家的次要官員之上﹐尚有他們可以絕對信任的正義的源泉﹐可供最後申訴。而事實上﹐沒有一個兼具傳統﹑教養和宗教美德的達賴喇嘛﹐會成為不公正的暴君。因此﹐我們都很幸福。慾望會帶來不滿﹐而幸福則源自和平的心靈。對許多藏人來說﹐物質生活是艱苦的﹐但他們也並非慾望的犧牲品。而且﹐ 在我們的千山之間﹐在我們的簡朴和貧窮之間﹐存在¨也許比世上大多數別的城市更寧靜的心靈（17）。

如果說所有的人都沉溺於宗教的心靈寧靜而不求物質的豐富﹑人身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就是極樂世界﹐那麼教皇治下的中世紀歐洲更是人間天堂了﹐為何歐洲人還要發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制的大革命和工業革命呢﹖

戈倫夫在評論達賴喇嘛的因果報應論時指出﹕“如果完全從世俗的觀點看﹐這一說法是想象出來的最狡猾﹑最有害的社會控制方式。對普通藏人來說﹐接受了這個教義就使他一生都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按照業的說法﹐如果一個人生下來是奴隸﹐這不是奴隸主的錯﹐而是奴隸自己的錯﹐因為他們前世肯定犯了什麼錯誤。而奴隸主則是因為前世做了好事﹐因此這輩子要受到獎勵。對奴隸來說﹐如果他想砸碎身上的枷鎖﹐那他來世的命運註定要比今世更壞。這些想法肯定不會導致革命。如果說在西藏沒有什麼農民暴動﹐也就不奇怪了﹐因為人們普遍接受了關於業的思想。”“我認為﹐窮人未必會滿足於他們的狀況﹐而是由於無可奈何﹐只好聽天由命。關於業的理論就是宣傳要滿足於今世的現狀﹐才能在來世受益。業的理論不過是為了維護現狀的許多教理中的一條。（18）”無怪乎馬克思直接了當地把宗教說成是 “人民的鴉片”（19）。

1948年聯合國《普遍人權宣言》（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December 10, 1948）第一條莊嚴宣佈﹕“所有的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享有尊嚴和權利。”1966年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八條規定﹕“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禁止。”喇嘛教用因果報應麻醉藏族人民﹐使他們“自願地”放棄自己的基本人權﹐滿足於當農奴或奴隸﹐實際上是一種巧妙地剝奪人權的理論。整天高喊“西藏人民要人權”的達賴喇嘛至今仍在為這種剝奪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的理論辯護﹐豈非咄咄怪事（20）﹗
_ 4、黑暗﹑野蠻﹑殘酷﹑反動

關於西藏農奴制的黑暗﹑野蠻﹑殘酷﹑反動﹐中共曾經作過大量宣傳﹐並在那四個形容詞前面加上“最”字﹐令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極為惱怒。“最”字意味著比較﹐ 和誰比較﹖中共從未說明。也許中共的意思是和人類有史以來所有的社會制度相比﹐西藏的農奴制是最黑暗﹑最野蠻﹑最殘酷﹑最反動的﹐這話未免太絕對。西藏的農奴制至少比吐蕃王朝的奴隸制好一點﹐那時藏王死了要用活人殉葬。但是西藏農奴制的黑暗﹑野蠻﹑殘酷﹑反動卻是事實。我在西藏時採訪過許多舊西藏的農奴﹐ 他們都說中共對農奴制的描述是真實的﹐並強調“毛主席的恩情是永遠不能忘記的”。《天葬》舉了一個例子﹐說明在舊西藏“當奴隸的一天能喝兩次酒﹐顯然與中共宣傳的舊西藏之黑暗也有差距。傳統西藏的階級關係不像中共宣稱的那樣殘酷與黑暗”（21）。階級關係是否殘酷與黑暗﹐主要不在於吃喝﹐而在於人際關係。我甚至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說明某些農奴主的仁慈。例如有個藏族研究者調查了山南地區乃東宗頗章莊園後寫道﹕

朗生（奴隸– –引者）在其主人家裡所受的奴役和主人對他們的待遇﹑態度等也因人而異。如特林的幾家大差巴（“富裕農奴”—-引者）戶家中的朗生﹐農忙時﹐男的可得各三升糧﹐女的可得二升糧。又如唐古乃家中的朗生﹐除放牛﹑放羊﹑做飯的三人外﹐其餘的都幹農活﹐主人一家均不參加農業勞動。又如無尼乃家中的朗生與該家中的人同吃同住﹐不分你我。又如唐炯布家中的朗生與主人家人的區別僅僅在於衣服﹐而吃喝都一樣。又如查過努家中的五名朗生都住在房屋底層﹐年齡大一點的朗生一天一升糌粑﹐年幼的糌粑遞減﹐只有在供佛和年節時﹐才給點青稞酒和酥油茶喝。有的差巴戶家中的朗生﹐吃主人的剩飯﹐穿主人穿舊了的破衣爛衫。難怪在民改劃分階級成份﹑解放朗生的過程中﹐出現了有兩戶大差巴戶被劃為地主﹐而有些朗生不愿與自己的主人分居的情況。

這裡的大差巴自己擁有奴隸（朗生）﹐為何仍然是農奴呢﹖這就是西藏的特殊情況。他們雖然富裕﹐卻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的土地是向農奴主租的。只因租來的土地多（舊西藏租地是世襲的 ﹐不能隨便增減﹐這和漢地封建制不一樣）﹐所以富得可以擁有奴隸。按照中共的政策﹐他們再富﹐只能劃為“富裕農奴”。但有兩戶待奴隸太苛刻﹐所以被劃為地主（領主）﹐以示懲罰。而待奴隸好的其奴隸竟然不願與之分家。不管擁有奴隸的差巴多麼富裕﹐他們的人身仍然依附於租地給他們的領主。上文還寫道﹕

差巴（藏語﹐意為支差的人﹐即農奴– –引者）每一家都多少不等地領種得有該莊園的一塊差地。按所得差崗地的多少和優劣﹐為莊園承擔繁重的烏拉差役。他們的主人雖然多次更換﹐但他們無權搬家遷走﹐沒有脫離該莊園的自由。……如果某差巴逃後被找回來﹐就要受到谿堆（領主任命的莊園經理—-引者）的處罰﹑鞭打﹐甚至被關押。

頗章莊園的屬民如果嫁給其他莊園的屬民時﹐其差巴戶需如舊向該莊園支差﹐堆窮（“貧苦農奴”– –引者）必須向該莊園交納人頭稅﹐而且他們所生子女﹐生男歸夫方領主﹐生女歸妻方領主。……在差巴戶中﹐若從其他莊園娶來女子﹐那麼男家必須送一個女的或男的到女家頂替女子﹐嫁出也如此。……也可以採取向對方交納人頭稅而不去人的辦法。但是採用後一種辦法時﹐必須是生兒隨父方主人﹐生女隨母方主人（22）。

由此可見﹐擁有奴隸的差巴仍然是農奴﹐因為他們沒有人身自由。至於他們的朗生﹐無論主人待其好坏﹐都是主人可以隨意處置的奴隸。

許多朗生的遭遇非常悲慘﹐下面的材料是1960年調查的﹕

原日喀則艾馬崗區的哈布谿卡﹐是西藏大貴族噶胥拔的一個莊園。哈不丘波即是噶胥拔派任哈布谿卡的農奴主代理人。1960年有二十六歲的哈巴倉姆局﹐ 被迫在哈不丘波家已當了十年女朗生。同年民主改革後﹐哈巴倉姆局翻了身﹐脫離了依附封建領主的苦海﹐成了真正的主人﹐並同翻身的貧農青年格三結了婚﹐安了家﹐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哈巴倉姆局一家﹐原來就是哈布谿卡的農奴﹐……哈巴倉姆局三歲時﹐一家就過行乞流浪的生活。十三歲時﹐母親在飢餓﹑寒冷和病痛中慘死﹐哈巴倉姆局成了一個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孤兒。當時谿卡裡的中等農奴吞久三巴把她賣給日喀則一個做酒的商人家庭去當佣人。每天割青草﹑找燒柴﹑打掃衛生﹑做酒……工作很多很累 ﹐稍不遂主人的心願﹐便要挨罵。但是能吃飽﹐沒有挨過打。

哈巴倉姆局十六歲的時候﹐ 因為一貫幹活勤快﹐又比較聰明﹐被農奴主代理人看上了﹐因此被迫到哈不丘波家當朗生﹐成為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隸。十年奴隸生活﹐ 第一年是放牧羊群﹐在人跡很少的刺柴草地上﹐她看不見一個人﹐只有羊群作伴﹐衣服又破又少﹐成天冷得打哆嗦﹐糌粑根本不夠吃﹐餓得心慌﹐就這樣一天一天地挨過去。

第二年在家裡做飯﹐給種田的佣人吃﹐並給主人洗衣服﹑帶孩子。佣人們因為吃不飽﹐還沒有完全認識到這是代理人的罪惡﹐很多人都責怪哈巴倉姆局把飯做少了﹐茶燒少了﹗事實上﹐佣人吃不飽﹐哈巴倉姆局也吃不飽﹐但她還要受到佣人們的誤會和責難。……

從第三年起﹐她的主要工作便是割草 ﹑炒青稞﹑挖地﹑積肥和送肥﹐農閑時在家給佣人煮飯。一年到頭﹐一天到夜沒有一點閒暇的時候﹐過年過節的時候﹐主人們吃喝玩樂﹐而哈巴倉姆局的活﹐反而更多。這期間﹐對主人的侍候要是稍有不週到﹐便要挨打受罵。有一年過藏歷年﹐哈巴倉姆局由於沒有把哈不丘波的妻子侍候好﹐就被抓住頭髮﹐打嘴巴﹐打脊背。哈巴倉姆局被打得鑽到桌子底下﹐又被腳踢。有一次﹐哈不丘波的二女兒﹐是一個在家的尼姑﹐她道聽途說誣賴哈巴倉姆局講﹕“這個尼姑經唸得不好”﹐因此打了哈巴倉姆局一頓﹐全身落滿了鞭痕。朗生挨打時﹐別的朗生是不敢求情的﹐自己更沒有力量反抗﹐要到主人打累了才會罷休。有時遇到有幹活的農奴來時﹐才會為她說幾句求情討饒的話。

哈巴倉姆局十九歲那年﹐被哈不丘波的兩個兒子在他家三樓的經堂裡強姦。一直到1960年民主改革之前﹐她都逃脫不了這兩個野獸的凌辱。另一方面又受這兩個野獸的妻子—-沙珍的醋意打罵。哈巴倉姆局說﹐要是沒有共產黨﹐沒有民主改革﹐她不知道還能活到幾時﹐會變成什麼樣子。

朗生的食物是很低下的。哈巴倉姆局說﹐一天三頓飯﹐三頓飯從來沒有一點酥油。早餐是豌豆糌粑稀飯﹐但糌粑很少﹐只是用手巴掌指縫中漏下去的少許豆面﹐喝一點有些酒味的水。

中午喝較稠的稀飯﹐茶杯大的小木碗﹐也只是二﹑三碗﹐根本吃不飽。哈巴倉姆局說﹐吃不飽﹐餓不死﹐就是一天的生活。別的朗生有爸爸媽媽﹐餓得支持不住﹐偷偷跑回家去﹐還能吃到一點東西﹐而哈巴倉姆局沒有一個親人﹐只有一年到頭挨餓。她說﹐晚上的一頓飯﹐雖然吃不飽﹐睡著了﹐也就不知道什麼了。總之哈巴倉姆局一天的食物﹐也就是一年的﹑十年來的朗生生活的縮影。她說白天勞動或放羊期間﹐由於吃不飽﹐由於天寒地冷﹐是朗生最痛苦的時刻。過年是能得到一點肉﹐也是死羊肉﹐發霉發臭的肉。就是這種肉﹐也不能自己動手﹐必須由主人用盤子均勻地分給朗生。

1959 年12月民改工作組進村以後﹐哈巴倉姆局說﹐她二十多年黑暗的生活﹐現在見到了太陽。哈不丘波家對她改變了態度﹐給吃好的﹐給睡好的﹐給好衣服穿﹐又給她一個戒指。但她明白﹐這是收買她的行動﹐特別是代理人家屬用一個銅戒指冒充金戒指拉攏她﹐使她更識破了農奴主階級的面目。她說﹕“共產黨對我的恩情是說不完的。想想過去﹐比比今天的日子﹐比看鏡子還清楚﹐三大領主和代理人是吃人的野獸。”

民主改革以後﹐哈巴倉姆局分到的勝利果實有﹕八克（畝）土地﹑一頭母牛﹑二分之一耕牛﹑五只羊﹑一間很好的房子﹑兩把鍬﹑兩把鋤﹑一個犁鏵﹑一把刀。另外得到二十克青稞的工資﹑一口箱子﹑一整套傢俱和一套從頭到腳包括有內衣的服裝﹐開始了做一個主人翁的幸福自由的生活（23）。

問題仍然不在於她吃的是什麼﹑喝的是什麼﹐即生活待遇 ﹐而是她的人身待遇﹐即人權狀況。為什么她的主人可以隨意買賣﹑打罵﹑虐待和強姦她﹖就因為達賴喇嘛所無限讚美的給藏人帶來“幸福”和“心靈和平”的農奴制剝奪了她的基本人權。類似的例子成千上萬﹐不勝枚舉﹐許多比這還要嚴重得多。這樣的社會制度都算不得黑暗﹑野蠻﹑殘酷﹑反動﹐還有什麼制度可以算﹖

《天葬》還用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為西藏農奴制辯護﹐它說﹕“儘管達賴時代與現在存在社會制度上的差別﹐但是並非就如中共所宣傳的﹐那時是‘野蠻黑暗的農奴制 ’。不同民族有各自在文化上的區別（政治制度也屬於廣義的文化）﹐而文化無‘好’‘壞’﹐也就不能用‘進步’﹑‘落後’﹑‘野蠻’等概念進行衡量和比較。（24）”照此說來﹐人類社會就沒有普遍的﹑共同的﹑公認的精神價值與道德標準了。聯合國《普遍人權宣言》也就毫無普遍意義。當西方譴責中共的“鎮反”﹑ “反右”﹑“文革”﹑“六四”侵犯人權或前南非白人政權的種族隔離政策野蠻時﹐中共與前南非政權也可以用“政治制度也屬於廣義的文化﹐而文化無好壞﹑進步 ﹑落後﹑野蠻之分”來為自己辯護。甚至希特勒也可用此理論來為德國國內的虐猶運動辯護﹐路易十六則可以此為法國革命前的封建制辯護﹐那麼世上還有公理嗎﹖ 再說一遍﹐我並不用貧富懸殊來衡量農奴制的好壞﹐而是用人權狀況來衡量。聯合國的《普遍人權宣言》發表於1948 年﹐而西藏的農奴制一直存在到1959年﹐用前者來衡量後者﹐其結論只能是“黑暗﹑野蠻﹑殘酷﹑反動”。

我理解王力雄的心理﹐他怕被人說成“為中共辯護”﹐甚至是“讚美中共”。毫無疑問﹐中共做過許多嚴重侵犯人權的事﹐與西方民主制度相比﹐中共的制度也堪稱黑暗﹑野蠻﹑殘酷﹑反動。但正如張蔭棠指出的那樣﹐西藏的“差徭之重﹐刑罰之苛﹐甲於五洲”– –包括清朝的封建制—-這位清朝大臣都認為西藏的社會制度是世界上最黑暗﹑最野蠻﹑最殘酷﹑最反動的了。本書第八章將證明﹐中共的人民公社制度雖已堪稱準農奴制﹐畢竟比西藏的農奴制文明一點﹐至少人民公社無權買賣社員。達賴喇嘛天天都在攻擊中共﹐但他也從來不敢說﹐在中共統治下﹐藏人就像牲畜一樣被買賣（中國至今有人拐賣婦女﹐那屬於犯罪﹐是政府打擊的對象）﹐而這是在他統治西藏時天天發生的事情﹐並受到他頒佈的法律的保護。黑暗﹑野蠻﹑殘酷﹑反動等形容詞都是相對的﹐那麼當黑暗﹑野蠻﹑殘酷﹑反動的中共廢除更黑暗﹑更野蠻﹑更殘酷﹑更反動的西藏農奴制時﹐我們作為歷史研究者﹐為什么不敢肯定這種行動呢 ﹖林肯解放了黑奴﹐但他並沒有給解放了的黑奴普選權﹐解放了的黑奴仍然是受白人歧視的二等公民﹐在美國南方仍然有種族隔離制度。所以在林肯廢奴一百年後﹐ 馬丁路德金還要領導黑人爭人權﹐最後被白人種族主義者暗殺。和今日美國保障所有種族的普選權與其他人權的民主制度相比﹐在林肯廢奴後的一百年間剝奪黑人普選權﹑在南方實行種族隔離的社會制度（那時也叫民主制度）也堪稱黑暗﹑反動﹐但沒有人因此否認林肯解放黑奴的正義性﹐同樣我們也不應否認中共解放西藏農奴與奴隸的正義性。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 第三章：落後、停滯的社會
_ 1、原始的貧窮

當時的社會狀況又如何﹖直至中共1951 年進藏前﹐西藏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工業﹐連一根火柴﹑一枚鐵釘都不能生產。沒有一寸公路﹐傳遞文書靠驛站。雅魯藏布江上只有幾座鐵索橋﹐沒有可以通車的橋樑。那時從康定馱運貨物到拉薩﹐要翻越20多座山（其中許多是雪山）﹐跨涉上百條江河﹐行程兩個月以上。在西藏生活過七年的奧地利登山家哈勒（Heinrich Harrer）曾這樣描寫西藏農奴搬運東西的情景﹕

大約20 位苦力牽拉著一根木樁﹐鼻子裡哼著單調的曲子﹐腰上圍著粗硬的牛毛繩。他們汗流浹背﹐張口喘氣﹐但是由於身邊站著手執皮鞭﹑怒目圓睜的頭人﹐他們根本不敢歇息片刻。這種強迫性的勞役是作為賦稅的一部分攤給平民的﹐每到一個村鎮﹐苦力就得到補充和更換。哼著小調據說能減輕疲勞﹐但我卻認為他們是在痲痺自己……我真想朝著他們大喝一聲﹕停下來喘口氣吧﹗作為二十世紀的一位現代人﹐我實在不明白這片土地上的統治者為什么那麼固執地反對改革與進步。非常明顯﹐ 運輸這些木料有著比用人拉更為省力的方式。中國人在數千年前就發明了車輪﹐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和生活的提高﹐然而在西藏這個角落裡竟然看不到一輛車（1）。

1927 年﹐噶廈政府請英國人修了奪底水電站﹐裝機容量僅125千瓦﹐斷斷續續工作﹐只有達賴喇嘛與少數豪門可以享用﹐維持僅十年就壽終正寢。農業停留在原始水平 ﹐大量使用木犁﹑木鋤﹐鐵質工具都很少。畜牧業仍採用原始的自然放牧方式﹐草場和牲畜品種退化﹐畜疫流行﹐獸類猖獗﹐一遇天災牲畜就大量死亡。1952年 ﹐西藏畝產糧食平均只有80公斤﹐人均佔有糧食僅125公斤﹐遠遠低於生存標準﹔牲畜總頭數僅為974萬頭﹐人均佔有不到八頭（2）。人民生活之貧困令人難以想象。多傑才旦回憶道﹕

五十年代初﹐我在拉薩看到城東﹑南﹑北有許多破舊不堪的貧民窟﹐觸目皆是衣衫襤褸﹑風餐露宿﹑凍餒街頭的乞丐﹐就連原地方政府的罪犯也因監獄不管飯而肩扛木枷﹑腳戴鐵鐐沿街乞討﹐其情景令人觸目驚心﹐至今難忘。農奴們的悲慘際遇﹐與那些身著綢緞黃袍﹑騎¨高頭大馬昂首而過市的領主官員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1959年藏歷正月傳召大會（一種大規模的宗教活動—-引者）時﹐我曾參加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發放佈施的工作﹐領取佈施的除喇嘛外﹐還有麇集拉薩近萬人的乞丐﹐須知當時拉薩市的人口總共才兩萬多人（3）。

那時西藏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學校﹐1940年去拉薩主持現世達賴喇嘛的坐床儀式的中華民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給國民政府的報告裡對西藏當時的教育作了精闢的分類敘述﹐概括如下﹕

一﹑初等教育

1﹑喇嘛教育﹐只學藏文和佛經。

2﹑貴族教育﹐有“資仲學校”和“仔康學校”兩所﹐前者設於布達拉宮﹐培養僧官﹐有學生五﹑六十人﹐課程為習字﹑算術﹑藏醫和卜筮﹔後者設於大昭寺﹐培養俗官﹐有學生三﹑四十人﹐課程為習字和算術。

3﹑普通教育﹐拉薩有三所著名私塾﹐各有學生七﹑八十人﹐課程僅為識字而已。

二﹑高等教育﹐僅限於寺廟喇嘛研讀佛經。

三﹑留學教育﹐計有留英者四人﹑留印者六人﹑在大吉嶺或江孜英文學校者十人﹑曾游歷英國或印度者三人。

另外﹐國民政府1938年至1949年辦了一所國立拉薩小學﹐學生多為漢人子弟﹐藏族貴族還不肯送子弟去那裡（怕沾染無神論）（4）。當時西藏文盲率高達 90%以上。性病流行﹐人均壽命僅35.5歲。西藏人口在1737年清朝清查戶口時約一百萬﹐1953年中共首次普查人口時﹐據達賴喇嘛領導的噶廈政府報告﹐ 仍是一百萬左右（5）。兩百多年來人口沒有增加﹐可見其社會發展已經停滯。

_ 2、空白的科技

西藏傳統的科技幾乎一片空白。關於藏醫藥﹐戈倫夫寫道﹕“西藏的醫學是個大雜燴﹐包括放血﹑驅魔﹑診脈﹑利用草藥和神聖的唾液。他們認為聖人接觸過的任何東西都有神奇的力量﹐因此很珍視活佛﹑特別是達賴喇嘛的大小便（把它們做成丸藥吞服）。……人們認為僧人是神聖的﹐因此他們神聖的行動就能治病。他們治病的方法之一是在一張紙條上寫上幾句禱文﹐祈神賜福禳災﹐然後讓病人把紙條當藥吞下去。僧人用手摸摸病人﹐據說可以治療頭疼。在脖子上戴一串由人的顱骨制成的 ﹑經過神賜福的唸珠﹐可以用來治牙痛。（6）”達賴喇嘛也曾得意洋洋地告訴董尼德﹕“我的確可以紓解某些痛苦。有時候﹐只要我對他們吹口氣就可以。有時候 ﹐他們帶著裝滿水的瓶子要我吹氣﹐然後他們再喝被吹過的水。有些時候還蠻有效的。（7）”

對於天災﹐拉孜宗杜素莊園的救災辦法如下﹕

（1）杜素莊園附近﹐有一個叫做“雅”的山峰﹐雨是從這山上降落的。因此一遇天旱﹐各家都出一個體力強壯的人﹐帶上藏酒﹑茶和瓢等﹐去爬到山峰上。到了山頂﹐先吃一陣酒﹐然後將山上的石塊往下滾﹐嘴裡虔誠地唸¨“雅古﹑雅古”（雅是山名﹐古是出汗的意思﹐連起來就是叫雅山出汗）﹐一直唸到山腳。到了山溝有水的地方﹐人們拿出瓢﹐摘下帽子﹐互相潑水。力大的青年男子﹐抱起婦女往水裡扔﹐弄得她們滿身濕透﹐個個成了落湯雞才罷休。人們相信﹐這樣﹐雅山有時“真的會下雨”。

（無獨有偶﹐我在西藏時也曾有幸恭逢其盛。1983 年夏天﹐拉薩大旱﹐藏族青少年帶著裝有井水的桶和大瓢群集街頭﹐看見步行或騎車的過路人﹐ 便用水輪番潑他們﹐我也不能幸免。看到行人滿臉﹑渾身都是水的狼狽相﹐藏族青少年哈哈大笑。上班的人每天帶一身水到單位﹐再帶一身水到家﹐叫苦連天。《西藏日報》為此發文章﹐譴責這種“惡作劇”﹐也無濟於事。直到老天可憐上班族﹐終於下雨才罷休。—-引者）

（2）把佛經《十萬頌般若》搬到露天誦讀求雨。

（3）找一個大家公認為沒有與人發生性關係的仍是處女的尼姑﹐背著泥菩薩到地裡去轉經求雨。

（4）把水官和來瓦（專管唸豐收經的﹐共六人﹐由差巴輪流擔任）扔到快乾涸的水庫裡去﹐似乎是懲罰他們﹐說他們是“乾水官”﹑“乾來瓦”﹐但卻失了職。

（5）據說江熱附近山上有一個叫做阿媽洛姆奇的女神﹐她專門管水。於是江熱的已婚婦女們﹐選一個吉日良辰﹐找一個比較好欺負的男人﹐同到神山上去﹐讓男人給她們倒酒倒茶﹐尊敬她們（平時是女人給男人倒酒倒茶）。據說這樣會感動女神下雨。

（6）全谿卡的大人﹑小孩同到洛吉山上去暢飲﹐並用糌靶作一個斗形的小杯﹐邊做量糧食的動作﹐邊吆喝過斗時的序數﹐以預祝秋天穀物豐收。

……

雹災沒有辦法防備﹐全靠冰雹喇嘛作法。夏天打雷增多﹐冰雹喇嘛便要上山守冰雹（他在山上專門有守冰雹的小屋）。如果天上出現烏雲﹐冰雹喇嘛便拿出法器– -一個糌粑捏的兔子﹐口裡唸唸有詞﹐將烏雲引向他方。或是吹響人腿骨做成的骨笛﹐把烏雲趕走。倘若法術不靈﹐下了冰雹﹐則推說是人們的“命運”﹐或者是地方上出了懷私生子的姑娘﹐或者是有了髒人入境。於是便要發動來瓦和大眾進行一番深入的“偵察”。如果真抓住一個懷有非婚子的姑娘﹐或者什麼髒人﹐則將全部罪過加之於她。如果這一年風調雨順﹐不見冰雹﹐“理”當歸功於冰雹喇嘛“法術的高超”。

……

過去發生虫災﹐人們束手無策﹐只有請冰雹喇嘛把虫“趕走”。冰雹喇嘛的辦法是﹕先將沙子和用白色石頭磨成的粉伴在一起﹐接¨面對這些沙子和粉末唸經作法﹐使其神化﹐然後讓孩子們用投器向地裡投擲﹐以驅趕害虫（8）。

1990 年前去過布達拉宮的人一定會發現﹐西藏古建築的外表雖然極其富麗堂皇﹐內部卻十分原始簡陋。天花板是柳條﹐地板是粘土﹐樓梯是木板﹐屋頂也是粘土。窗戶狹小 ﹐室內陰暗。所有樑柱都是木質的﹐已被虫蛀和腐爛得千瘡百孔﹑岌岌可危（中共在九十年代初花了近一億元﹑一噸黃金整修布達拉宮）。一幢110米高的巨型建築（相當於30層樓）竟然全靠木頭支撐﹐這在西方人看來近乎兒戲。有個西方建築師參觀後感嘆說﹕“偉大的藝術﹐落後的技術。”的確﹐和歐洲﹑阿拉伯中世紀的教堂﹑宮殿相比﹐西藏的古建築不過是兒童的積木而已。如果說前者是石頭的交響樂﹐那麼後者不過是不成調的兒歌。